何向陽(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副主任、評論家)

　　張炯同志作為一個文學理論家、文學史家、文學評論家，他為我們留下的研究話題非常豐富。 這里我想說說作為文學史家的張炯。我的發言題目《歷史主義與實事求是》即取自他于1959年為四卷本《中國文學史》寫的《緒論》原題，雖然時隔52年，這個題目我以為仍然代表著張炯同志從事文學史研究的一以貫之的態度，也是他學術風貌的寫照。

　　說到四卷本《中國文學史》，有一段歷史淵源，1991年，家父在散文《山戀》中追記過往歲月，寫道，“背著行囊就上路，往夏咀趕。行囊里有這次回家鄉在書店里購得的四卷本《中國文學史》，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門化一九五五級集體編著的，扉頁上印著紅字：獻給親愛的黨和偉大的祖國，國慶十周年。北京。”這節文字記述了家父被錯劃成右派后由老家安徽到河南新縣勞動改造路上的片斷。是年，他行囊中的那部文學史剛剛出版。也是這篇散文中，我讀到了“一九六0年三月二十二日，啃完了這一百二十五萬四千字的大部頭”的記述。如家父所言，這部文學史如今仍立在他的書柜中。《緒論》中有關階級斗爭的論述當然不可免打有當時時代的烙印，部分論點也有歷史的局限性，這次重讀收入《張炯文存》這篇文章，看到保存著寫作時的原文，這種歷史主義的態度讓我感動，實事求是，是我們做學術的要義，也是做人的根本。雖已過去半個世紀，學術觀念前行中當然有許多新的進步，但《緒論》思想的綿密，邏輯的嚴謹，是不容置疑的。特別是文中提出的“用具體的分析去代替簡單的不符實際的公式”的觀點，避免了對許多古典作家的粗暴否定，避免了文學史中如王維、杜牧、李清照等作家文學成就的被抹煞，避免了文學史中山水詩、田園詩與個人抒情詩沒有給予應有肯定的問題，文中引用毛澤東的論述“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對藝術標準的堅持，貫穿在《中國文學史》四卷本的述寫中。

　　1996年，張炯同志為《中華文學通史》十卷本寫的《導言》：《走向完整的中國文學史研究》。這篇導言中他提出“中華文學”的概念，來統攝中華五十六個民族的文學通史，縱向的史的基礎上，視野更加開闊，著重于橫向的對于各兄弟民族文學創造的研究與認同，包括臺、港、澳在內的文學史，而不僅僅是大陸地區的漢族文學史。這是一次建構完善定義的中華民族文學的宏大體系的學術努力。對于文學史的研究拓展與文學史觀念的變化，無疑具有創新意義。而《導言》對于文學的漫長發展歷程及其各個文體的漸次演變的表述，張炯同志無疑傾注了大量研究心力。他對上古歌謠直至《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以至元、明、清，直至“五四”新詩的流變概括，對散文、戲劇、小說等文體的演變規律的深究，精要而透徹，是在社會歷史文化發展與審美意識不斷成熟的基礎上加以辨析的；對再現型作家與表現型作家及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創作潮流的總結梳理更是歷史辯證、富有見地的。尤為可貴的是《導言》對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史觀以及建立在它基礎上的文藝理論的強調。《通史》確實努力將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立場、方法應用于文學史的史學觀念與治史方法中來，將“實事求是”的精髓和基本精神運用到具體寫作與編撰中來。

　　2003年，《中華文學發展史》三卷本出版，張炯同志著《緒論》：《中國文學史的史觀與分期及前沿問題》一文，以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三個時期作劃分。上世史(公元前“前文學”到公元960年)以詩歌、古文運動為主要文學樣式，民間文學上升為士大夫文學，文學由不自覺到自覺的演變為標志；中世史(公元960年到1840年)，以戲劇、小說為代表樣式，文學作者和讀者由貴族士大夫向市民知識分子轉移為標志；近世史(公元1840年到2000年)，以白話文學、長篇小說的繁榮，文學走向現代化、大眾化、并與世界接軌為標志。這種分期的辨析十分精要得當，對文學、歷史及主導性文體演變的論述不僅符合史實，其中所蘊含的辯證唯物史觀明晰可見。比如上世史對應于奴隸制為主體的社會經濟結構；中世史對應于封建制的社會結構；近世史則對應于從半封建、半殖民地向社會主義社會初級階段的轉向。從社會形態、文化背景中解釋文學的歷史演變，是張炯治文學史中一直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具體體現。

　　1999年張炯同志著成《新中國文學史》，這部由個人編著的文學史著，更是歷史主義與實事求是思想的重要實踐，近80萬字的著作，將50年(1949－1999)新中國文學史進行了概括性的研究與梳理，其對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新思想、新境界、新形式、新風格、新繁榮、新格局的八個“新”的新中國文學的總結，是恰切和辯證的，同時，也是他的文學史研究與文學史觀一以貫之的思想的體現。

　　作為文學史家的張炯，從1959年至1996、1999再到2003，以致今天，從他治學起始的20多歲一直到現在的70多歲，半個多世紀，歷史主義與實事求是的精神一直保持在他的文字中。他的許多著述對于建構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體系的努力，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堅持，對文學藝術規律的認知，都值得我們深入研究；而其文字中所體現的對自我學術品格的一以貫之的堅守及學術研究中呈現的道德理想與人格魅力，更值得我們不斷學習。在此，借《張炯文存》出版，我以上述的解讀，表達一個從事文學理論研究工作的后來者的深深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