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薩克文學如何反映城鎮化進程

　　從文學創作實踐的一般規律來講，文學與生活的關系密不可分——現實生活為文學創作提供了太多的可能性。僅從這層意義上看，我感覺到，近年來，隨著社會轉型的腳步越來越快，城鎮化進程中的人情世相，正在對哈薩克族文學產生越來越多的影響。前些年，諸如“農民工進城務工”、“土地流轉”、“農牧民身份改變為城鎮居民”這類話題，好像離我們印象中的“草原”、“牧村”文化背景還比較遙遠，然而，不知不覺中，我感覺到它已經近在眼前。

　　我們已經看到，有越來越多的哈薩克族農牧民走進了城鎮生活。他們買房、做生意、陪孩子讀書、陪老人看病……僅在烏魯木齊，在餐館、酒店及很多服務行業，就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哈薩克族青年工作的身影。與此同時，我們還通過各種傳媒了解到，在邊遠的農村牧區，有更多的農牧民因為“退耕還林”、“退牧還草”及“牧民定居”、“小城鎮改造”等途徑，改變了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今年7月新疆政協召開的一次工作會議提到：新疆牧區原有62萬戶牧民家庭，116萬人口，到目前已經有12萬戶牧民實現定居。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十二五”規劃也提出實現48%的城鎮化目標。8月份，我還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城市發展藍皮書上了解到：中國城市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城市化率已經達到51.27%，這是中國社會結構的一個歷史性變化，表明中國已經結束了以鄉村型社會為主體的時代。這一結果，從宏觀的角度預示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

　　城鎮化進程毫無疑問也在影響文學創作的題材與敘事。這些年有越來越多的哈薩克族作家開始把創作選題轉向城鎮化進程中的社會生活。像老作家烏拉孜罕·阿合買提，青年作家杰恩斯·熱斯汗、胡瑪爾別克·朱萬罕、黑達西等。烏拉孜罕的中篇小說集《駿馬之駒》獲第十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評語是這樣寫的：“這些作品均取材現實生活，通過數十年來哈薩克族農村牧區世景人情、鄉間世相，反映了社會轉型期人們的生產生活及精神世界發生的深刻變遷。這些變遷中，有農牧民在經過努力后得到收獲的愉快體驗，也有他們在適應現實中的種種痛切感受，同時也不乏由于生活的變遷引發的他們內心世界的種種困惑與茫然，以及他們對民族優秀精神文化傳統的固守、美好生活的憧憬與向往�！蓖瑯拥�，杰恩斯·熱斯汗的《托木帕克成長記》三部曲，也記述了一位從山村走出來的孩子，在進入城鎮以后的求學和求業之路；黑達西的長篇小說《惑》則記述了住在小鎮上的哈薩克人生活中的種種困惑與不適。

　　歷史上的哈薩克族是一個以游牧生產和草原文化為根基的民族，文學創作和審美深深打下了歷史文化的烙印。比如，崇尚英雄主義、集體主義；關注人與自然的關系，以自然和贊美的心態看待生命的誕生與死亡；以崇拜的態度贊美先輩的豐功偉績；倡導人與人、人與動物的和諧；以大量樸素的生活哲學倡導人們的社會責任；在敘事手法上善于運用精練的詩歌語言。這些文化上的特性，確定了我作為一個哈薩克族創作者的文學氣質。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一段時間以來，我越來越感覺到，我自己的文學創作正面臨著更多的可能。這些“可能”，早在新中國成立后，以庫爾班阿里的長詩《從小氈房走向世界》和賈合甫·米爾扎罕的長篇小說《山鄉巨變》為代表的作品中就開始顯現。在這一階段，哈薩克族出現了一批成熟的現當代作家、詩人和作品，在國家級文學評獎中也創下佳績。但是最近這30年、特別是這10年來，現實生活提供的內容更為多樣。社會轉型或城鎮化進程，已經成為包括哈薩克族文學在內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文學創作不可能忽視的題材。

　　城鎮化帶來的不僅僅是生產生活的轉型，更重要的是，這是一次深刻的文化轉型。因此，對哈薩克族文學創作來講，肯定有一些問題值得作家們進行思考和給予關注。哈薩克族的文化原本是草原文化，他們的城鎮化之路，是直接從草原文化生態走進城鎮化，因此，其傳統倫理價值、人際交往方式、鄰里關系、家庭結構、生存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傳統藝術表現形式和審美情趣，都有可能面臨改變。換句話說，文化轉型帶來的種種感受，可能更為強烈或者痛切。因此，在這一轉型中，如何通過文學的方式，發揚優秀民間文化傳統和價值？如何處理好民族性與現代性的關系？如何引導創作者更多地關注城鎮化進程對社會生活的改變？如何在“城鎮化進程”寫作中，保持民族文學審美價值的惟一性？包括在“全球語境”中如何突破“單邊敘事”等，都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做個不太恰當的比方，這就如同經濟開發如何保護環境，城市建設如何保持地域特色的問題一樣，也涉及一個關于“傳承”與“發展”的問題。

　　關于這些問題，我想有這么幾點是需要我們注意的：

　　一是既然城鎮化進程是大趨勢，希望更多的哈薩克族創作者在觀察生活和表現生活方面表現出更多的主動性和參與意識。今天的現實，就是明天的歷史。今天面臨的現實，是改革發展與傳承保護并存，文學創作不僅要關注人的奮斗與進步，還要關注對人類美好精神家園的守望。在關注“城鎮化”這樣的現實題材面前，哈薩克族創作者不應該缺席。

　　二是不被“城市”與“鄉村”二元對立程式化的思維模式所束縛。哈薩克族的文學傳統來自于歷史形成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空間和精神空間提供的豐厚的民間文化積淀。所以，就“城鎮化進程”這個話題本身而言，在進行文學創作時，我們很容易在認知上把“城鎮”與“鄉村”對立起來。而事實上，城鎮化進程，更需要文學關注人對現實的適應力，需要把草原文化積淀下來的精神力量和積極元素注入到文學創作中。比如人與自然環境的和諧共處，正確的社會角色、家庭角色定位，人與自然力量的抗爭等。草原和草原文化，或許永遠是人們的心理故鄉和精神家園。如果有一天，人在“城鎮化了”的空間里，同樣建立并擁有人與自然、人與人曾經的和諧，那也將是文學的理想和信念。在這一點上，草原文化生態已經提供給我們太多的給養，需要保持和發揚。

　　三是作為具有獨特氣質的少數民族文學，哈薩克族文學在描寫城鎮化進程時，應該能夠通過不同敘述印證城鎮化進程中特定階段、特定地域、特定人群和個體的精神訴求。畢竟，哈薩克族文學的歷史積淀不是來自于市民生活的文化積淀，而是來自草原。或許，書寫城市經驗，建構“城市文學生態”，不是哈薩克族文學需要承擔的主要任務，比如表現大規模的舊城改造、企業改制、金融投資等。但是，城鎮化進程本身提供的可能性，卻是需要我們進行挖掘和表現的。比如，定居下來的農牧民怎樣適應生活的改變？傳統的生活方式與倫理道德如何適應現代理念與現代法律等。這些種種適應中，有精神層面的，也有生活層面的；有心理層面的，也有環境層面的。而要完成表達，保持母語提供的可能性也是十分重要的。大量的民間諺語、格言、民歌，以及樸素的民間哲學會為彰顯哈薩克族文學的民族特性提供源源不斷的文化資源。

　　當然，寫什么，怎么寫，原本是作家自己的事情，把文學與城鎮化聯系在一起，也不是哈薩克族文學創作的惟一選擇。但從提升創作者的主動性和自覺性、拓展哈薩克族文學的選題空間上看，這似乎又不僅僅是作家個人的事情。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近年來，中國作協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先后出臺了多個“重點作品扶持”、“母語原創扶持”、“民漢雙翻互譯工程”等項目，還有目標地對少數民族作家進行定期的培訓，這些給包括哈薩克族創作者在內的作家朋友們提供了很好的學習交流、借鑒提高的機會。今年7月，多位作家參加了在魯迅文學院舉辦的“新疆青年作家培訓班”。學員們普遍認為，這樣的學習不僅有助于開闊視野，更有助于進行高水平、深層次的自我思考。既發現別人的長處，又發現自己的優勢和不足，從而更深刻地思考現實生活給文學提供的多種可能性。

　　在社會轉型期，保護好民族文學的特質，繼續加大對母語原創的扶持力度，依然是十分必要的。今年9月，《民族文學》哈薩克文版成功創辦，這十分有助于哈薩克族文學與其他兄弟民族文學間加深交流。哈薩克族讀者和創作者將通過這一期刊接觸到從其他語言文學翻譯過來的哈薩克語文學作品。這將改變過去哈薩克文文學刊物“單邊敘事”和“單邊閱讀”的局面，并在題材拓展、敘事方式等多個方面提高哈薩克文學的水平。這也給我們一個啟示：無論城鎮化進程的速度多么快，也無論將來的城市生活變得怎樣的千篇一律，只要有不同民族的文學存在，我們的文學生態和百草園，永遠會百花爭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