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康巴地區出現了達真、格絨追美、澤仁達娃、尹向東、蔣秀英、桑丹、趙敏等作家。他們以康巴藏地為背景，通過一個個富有人情人性的人物和故事，描繪出民族波瀾壯闊的歷史和廣闊豐富的宗教文化。他們在創作中表現出哪些一致性的特征？這些特征與他們的民族宗教、文化有何聯系？所有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去深入探討。本文試圖通過自我對話的形式(L和H的設置只是出于形式的需要)，更為生動地展現“康巴小說”的風貌。

　　“康巴”作為一個概念

　　L：不經意間，由于出生于1970年后的一批康巴漢子的努力，四川小說的版圖逐漸開始改變——在四川，成都、達縣地區及南充地區的小說三足鼎立，而現在正形成新的重鎮，而且初步展現出與以往小說不大相同的新氣象。

　　H：我也注意到了四川小說的這一變化。不僅因為年初甘孜州政府與《文藝報》在北京專門為達真長篇小說《命定》舉行的座談會，而且，我還注意到了武漢的《芳草》2012年第5期頭條推出澤仁達娃的長篇小說《雪山的話語》。顯然，無論前者還是后者，對于最近稍顯沉寂的四川小說來說，都是一件可以拿來一說的事件。

　　L：由此，在四川文學界，有人提出一個“康巴小說”或者“康巴作家群”的概念。在我看來，與其他文學體裁相比，小說是最接近生活圖景和自然圖景的。因此，小說的發生和成長，與人為的“概念”沒有直接的關聯。或者可以說，小說從本質上來講，是排斥概念的。盡管近現代小說的發展，無不與概念、理論相關。但是，小說就其本身的規定看，也許是最不需要概念的。因此，當一種新的小說氣象展現在我們面前時，我們不能被原來輕車熟路的一些概念或理論所固圉。所以，我們還是不要一開始就把一種新的文學現象用什么概念把它圏養起來，而應把它當作一個開放的系統給予關注。就像達真、格絨追美、澤仁達娃等描述的那些牛羊一樣，讓它們在康巴草原上自由地游蕩。

　　H：我贊成這樣的態度和意見。不過，既然要談論一個新的氣象或話題，分析它所呈現出來的異質，就得從理論上作出一些必要的分析和概括。譬如，這一批產生于康巴地區的小說在價值取向、描述方式、語言特點上有沒有共同點……

　　L：這是當然的。如果真有“康巴小說”或“康巴作家群”這么一說，那么“康巴”作為一個地域概念應該引起注意。

　　H：康巴作為中國藏區的一部分，有著不同于西藏、青海，甚至不同于同在四川境內的阿壩地區的文化。在新時期，整個藏區產生了不少在全國都有影響的作家作品。有生于斯長于斯的藏族作家扎西達娃、阿來等，也有在藏區生活多年并以藏區生活為底本寫作的漢族作家馬原、馬健等。現在的這一批作者，比如達真、格絨追美、澤仁達娃、尹向東、洼西彭措等，都是生于康巴長于康巴，并以康巴生活為底本進行創作，他們有著與前輩不同的地方。

　　L：法國文藝理論家丹納認為，影響文學的三種力量是“種族、環境與時代”。我們面對這些“康巴小說”時，就不得不考慮“環境”這個重要的元素。實際上，“康巴”不僅是一個地理的概念，也是一個人文和歷史的概念。康巴指的是西至西藏昌都、東至四川康定、北至青海藏區、南至云南藏區的一個偌大藏地。它雖然不是藏地的政治中心，但由于與漢族地區三邊接壤，康巴藏地的歷史和文化豐富復雜。就語言來講，康巴藏地的城市居民，既有母語藏語的思維，同時也有漢語的思維。這種語言的互通，給予康巴小說“混血”的品質。

　　對神秘自然的描寫

　　H：確實如此，單是康巴藏地的自然圖景，就呈現給讀者不一樣的新鮮與陌生(在我看來，“新鮮與陌生”恰恰是文學所追求的)。我們可以看一些例子。例如達真的《命定》中寫到：“被黑暗連在一起的天空和草原漸漸地分出兩大色塊，帶亮的色塊作為黎明的代言者拉開了白色的天幕，它告訴草原，一天之中辭舊迎新的時刻來到了。那一刻的麥塘草原出奇的寂靜，連高過膝蓋的垂穗披堿草全部齊刷刷地耷拉著草尖……”格絨追美的《隱蔽的臉》則有：“大地春回……布谷鳥的啼聲悠然響起時，頭人就讓寺院的僧人根據歷書推算出適宜播種的吉祥日子，然后，頭人派信差向村長帶口信，發出播種的口令。”

　　L：這種奇異的自然圖景，讓人讀了感到興奮。當下小說很少有像這樣的自然圖景的描摹，甚至可以說，原生的自然圖景在小說中幾乎快絕跡了，因為人們的生活已經遠離了大自然。在康巴小說里，由于生于藏地康巴的作家們的努力，這種久違了的自然圖景得以重現。這就是一種“新鮮與陌生”。倘若，我們讀到的小說其景其情其思都似曾相識的話，那么，這樣的小說顯然很難說是好小說。反之，則就不同。現在大家都在談莫言。我覺得莫言早期寫的《透明的紅蘿卜》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他對新鮮和陌生的喜好和追求，體現在黑孩眼里的金色紅蘿卜的描寫。這種創作特點直接影響了他后期的小說。因此，原始地、細致地展現康巴藏地風土，是康巴小說共同的特點，也是這些小說區別于別的小說的重要元素。

　　H：事實上，對自然圖景的描摹是許多優秀作品的內在品格之一。即使是重心理描寫的意識流小說，也不乏對自然圖景的生動描寫，如伍爾夫的《黑夜與白天》；一些形而上意味極濃的哲理小說也是如此，如加繆的《局外人》。更不用說《瓦爾登湖》這類專門描寫自然的作品了。但是，如果我們認為康巴小說僅僅就是用來展示藏地的奇異自然，那顯然是對康巴小說的一種誤讀。

　　戰爭書寫與血性情懷

　　L：是的。在康巴小說里有一個重要的元素是對戰爭(包括爭斗、仇殺等)的書寫。達真《命定》寫康巴人參加了在云南的抗日戰爭。澤仁達娃的《雪山的話語》寫了因為牧場、草原、領地引發的不同部落的戰爭。格絨追美的《隱蔽的臉》則涉及了一些仇殺場景。

　　H：當接觸到康巴小說關于戰爭的書寫時，我便想：是不是這一群生在康巴藏地的漢子們喜歡戰爭，或者說，由于在這塊地方曾經有過大大小小的戰爭而迫使這群作家不得不去面對。再進一步說，在這塊人跡罕至的雪山草地上，戰爭是這群有著極強生命力的康巴人不得不做出的選擇。

　　L：也許因為牧場、草原、領地引發的不同部落的戰爭和因為愛情或別的原因如嫉妒引發的仇殺可能是這樣的。但是像《命定》里書寫的戰爭卻是因為日本侵略者的侵犯。在《命定》里，戰爭寫得不僅大氣磅礡，而且非常華美。具體來說，它書寫的是有康巴藏人參與的收復騰沖、攻克松山的戰斗。這是一場讓中華民族擺脫困境、去掉自卑的戰役。達真試圖在作品中重現、反思那場戰爭，從中我們看到了作者的藝術追求：一是表現康巴人的血性，二是構建關于戰爭的“宏大敘事”。

　　H：無論是在哪一方面，《命定》都給四川當代小說提供了新的經驗。關于康巴人血性的書寫，可以從《格薩爾王》那里找到源頭，在阿來的《塵埃落定》中也有所展示，《命定》將這種傳統繼承了下來，用濃墨重彩的筆墨加以書寫。四川文學中，戰爭題材的并不是特別多，但新近的這些康巴小說無疑彌補了這方面的缺憾。血性書寫和戰爭描寫，有時候是合二為一的，尹向東在《魚的聲音》中寫到：“絨布半夜出發，專揀黑谷走，深入谷中，果然遭遇狼群，有朦朧月光映照下，四面都是發綠光的眼睛。絨布手握長刀，雙腿緊夾戰栗的馬腹，一路砍殺過去……”為了取回被盜的牦牛，絨布大聲地向幾位彪悍盜賊吼道：“要么把牦牛留下來，要么把你們幾個留下來，要么讓我留在這坡地上。”血性的情懷在戰斗的情境里得到了更加充分的體現。

　　L：很多優秀小說其實都和戰爭有關，如《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裸者與死者》等。面對戰爭的歷史，小說家總是試圖去重構那些偉大的事件，給當下的讀者帶來新鮮的體驗。達真在其長篇小說《命定》中敢于去挑戰這一題材，實在是非常勇敢啊，而且還寫得那樣的酣暢淋漓。

　　H：康巴小說執著于對戰爭和仇殺的書寫，不是為了制造沖突，讓小說“好看”。深入閱讀和思考，我們就會發現，作家們是通過書寫戰爭來表達對和平的希冀。例如，在《雪山的話語》中，阿絨嘎的母親問他：“兒子，你想在怎樣的時光里生活？”阿絨嘎回答：“沒有仇恨的日子是好日子。”這不是說教，這是對世代仇殺的歷史的反省。

　　L：人們世代面對仇殺，也一直在追問：“為什么上千年的宗教，阻擋不了康巴人仇殺的腳步？”正是出于這樣的追問，康巴小說家們才在自己的作品里書寫戰爭、反思戰爭、呼吁和平。

　　H：在《雪山的話語》里，澤仁達娃安排了這樣一個情節。殺人無數的大土司朗吉杰布，面對仇殺的刀子叨念道：“我聞到了血，我沒看見蛆。輪回使我把土司傳給了殺我的人”。而卷入仇殺的阿絨嘎大聲叫道：“殺大土司朗吉杰布！殺了他，沒完沒了的戰爭就會結束！”當讀到這個情景和這些話時，讓人震顫和震撼。因為朗吉杰布的仇殺是為了最終沒有仇殺。這就是康巴小說關于戰爭和仇殺的深刻反省。可以說，希冀和平、反對戰爭，歷來是這些小說的主題，就像史詩《格薩爾王》一開始所唱的：“眾生享受太平安樂的生活。”

　　神靈與宗教

　　L：關于康巴小說，除了戰爭描寫，“神靈的力量”與“宗教的感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藏傳佛教在康巴藏地有上千年的傳統，在以藏語為母語的康巴地區，其思維、文化等，無疑會受到宗教的影響。在《雪山的話語》里，有這樣一首巫曲，它唱道：“神靈聚集的西藏是我真正的故鄉/巴魯扎嘎大神山來到康巴地區一千又五百年”。

　　H：正是因為這樣的觀念，“神靈”與“宗教”在康巴小說里隨處可見。格絨追美的《隱蔽的臉》，無論是人物情節，還是山川自然，都與神靈相關。在小說中，神靈不僅充斥在小說的始終而且彌散在小說的每一個細部。小說中的人物，時而以“人”的姿態出現，時而以“巫”的姿態出現，使小說具有一種撲朔迷離之美。

　　L：《隱蔽的臉》一書有一個副標題，即“藏地神子秘蹤”。這兩個標題可以看做是藏地康巴神與人關系的暗喻。在達真的《命定》里，有一個不經意的“托夢”情節：“在土爾吉來到這個世界的前一天，妻子在陣痛中偷偷地告訴他，前天晚上她夢見了文殊菩薩，菩薩笑容滿面地說，土爾吉是一個學經的好喇嘛，送他去絨布寺吧。”這個看似不經意的情節，其實就是康巴藏地“神與人”、“宗教與世俗”的互動。神靈在昭示，神靈在扶佑，神靈在康巴的歷史深處又在康巴的當下世俗生活之中。

　　因此，在這些小說里，我們看到了一種“宗教的感召”。盡管上千年的佛教沒能完全阻止仇殺，但上千年的藏傳佛教卻已根植于那片雪山草地，而且融進了在那里世代生活的人的血液。即使是非常有才華的喇嘛土爾吉與一個女性的性事讓寺廟蒙羞，執教土爾吉的老僧人也不是一味去責怪違規青年土爾吉，而是自責：“這屁都不曉得臭的毛孩子。唉！都怪我啊。”達真寫到這里時，特別動情地寫了下面這一段文字：“說到心痛之處的老達杰自責的聲音開始哽咽了，數道眼角紋緊密地匯集在一起，干巴巴的老淚剛流到臉頰就被深深的皺紋吞噬了，像季節河分流的小溪流入了廣袤的沙漠，頃刻之間便變得無影無蹤。”

　　H：我們看到，康巴作家對文化傳統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有著對神靈和宗教的尊重與敬意。正因為如此，康巴小說里有關神靈、宗教的書寫才獲得這樣的魅力。這些不一樣的故事、不一樣的人物和不一樣的情懷，顯然都與康巴藏地的宗教密切相關。

　　“多聲部”敘述

　　L：我覺得，康巴小說還有重要的一點就是，它采取不一樣的敘事策略，即康巴小說往往采用“多聲部”的書寫方式。也就是說，在我所讀的康巴小說里，往往交織著至少兩條主線：一條是關于現實人物和事件的敘事，另一條是關于神靈的書寫。這兩條主線按照各自邏輯發展，同時又彼此關照、彼此映射，有時候會在某一節點上重疊。每一條線索都有自己的邏輯和聲音。這樣的書寫策略和敘事模式跟巴赫金所說的“復調小說”有些類似。

　　H：的確有這樣一種傾向，我們可以通過一些例子來說明。在《雪山的話語》里，一條是頭人與土司們的爭斗史，一條是阿絨嘎與納吉的情愛史，還有一條是作者思考的生命輪回的艱辛史。前兩條在顯處，后一條在隱處。三條線基本上是平行展開，各有各的邏輯，各有各的價值指向，連敘事的語言也不一樣。例如，頭人與土司們之間的爭斗不僅充滿著暴力和血腥，連敘事語言也呈現出高強度的緊張。而對阿絨嘎與納吉愛情的描寫，則讓情節緩慢展開，敘事語言變得溫馨了起來。在對生命的輪回思考里，形而上的語言方式得以出現。可以說，由于小說呈現出來的“多聲部”，使得這部小說成為一個多元開放的空間。

　　L：顯然，這樣的敘事拓展了小說的審美空間。在《命定》中，也存在著“多聲部”的敘述。土爾吉，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因青春的萌動、愛情的召喚觸犯了寺規，被逐出寺廟，遭到心上人貢覺措家族的追殺。貢布，一個強健剽悍的康巴漢子，因為仇家的追殺，而被迫逃亡。在逃亡中，土爾吉感受到了貢布的熱誠、友愛和見識，也變得勇敢了起來。在上千里的流亡路途中，共產黨人的救亡熱情激發了兩個逃亡漢子內心的力量。這是兩個人在逃亡路上的一次心靈嘩變，可以說是“質的嘩變”。特別是當土爾吉目睹了遠征軍一位師長的豪俠氣概時，那種對英雄的向往，那種一往無前的豪氣，被徹底地激活了！或者換個角度講，血性的張揚，以及由血性變種的仇殺，在人性和神性的共同召喚中，得到了皈依。幾個“聲部”同時進行，同時發聲發力，讓整個康巴地區和康巴漢子們在嘈雜喧囂中散發著勃勃生機——從草原到山地、從寺廟的清規戒律到平凡藏人的人間煙火、從讀經到賽馬、從藏地的歌謠到俗諺、從高僧大德的情詩到民間的淫詞小調、從牛羊的交媾到人的男歡女愛……

　　H：就連一篇容量不大的短篇小說《蝴蝶的舞蹈》(洼西彭措著)，也突破了篇幅有限的籓籬，大膽植入“多聲部”的書寫策略。這是一篇歌頌愛情、表達對純真愛情的追求的小說，卻在其中加進了男主人公頓珠是轉世活佛的設置。頓珠好不容易贏得格桑的愛時，卻突然間被尋訪了25年的老僧人認定：剛滿25歲的頓珠正是兩位老僧人跋山涉水歷盡艱辛要尋訪的登巴扎西活佛的轉世靈童。而活佛是不能婚配的。對于信眾來講，找到并確認轉世靈童，無疑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對于頓珠和格桑則是晴天霹靂、五雷轟頂。在這類輪回的故事中，因為愛情的自由與宗教戒律之間的嚴重沖突，經常要女子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成全上一個輪回的轉世活佛。于是，一樁男女愛情的悲劇再一次在頓珠和格桑身上上演。不同的是，頓珠終于在糾結之中選擇了世俗。格桑母親卻重蹈上一輪回的悲劇以自殺斷路，格桑不知去向，頓珠則走上永遠尋找愛人的漫漫途中……短篇小說能夠寫得這樣豐滿，實在是難能可貴。這正是得益于康巴藏地的風土人情，也得益于康巴小說的這種“多聲部”的敘事策略。

　　L：達真、格絨追美、澤仁達娃、尹向東、蔣秀英、桑丹、趙敏等作家寫的一系列以康巴地區為背景的小說，已經成為一股重要的力量，引起大家的關注。但是就像開始所說的，是否因此可以把他們稱為“康巴作家群”，把他們的作品合稱“康巴小說”，需要時間來進一步檢驗。

　　這些小說，有些還顯得稚嫩，譬如在戰爭的宏大敘事里，在神性與人性關系的思考中，還存在一定的問題。我所接觸到的一些長篇小說，都以宏大敘事作為預設展開敘述，但是在這樣的宏大敘事中，對人情、人性的描寫，顯然還有更為艱難的路，也可以說還有更大的空間需要拓展和掘進。

　　另外，神秘文化和異域風土，也不是簡單給人以新奇的外表。文學，特別是小說，人物無論如何都應該處在中心地位。應該從人的角度，而不是從神或某種既定的框架來展開描寫。不然，我們就不能理解像專門狀寫內心世界的《尤利西斯》和《追憶逝水年華》為何會成為偉大的著作。

　　還有，如何超越地域，如何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中再現人的生存狀態，包括“過去式”和“現在進行式”的生存狀態，這都需要深入思考。有一個細節需要特別說一下，那就是在康巴小說中多次被提及的麻風病，以及由麻風病引發的康巴人的怪異行為。我們如何來表達它，除了恐懼，還有沒有更深層次的文化涵義？

　　H：當然，對于這些，我們不應當苛求，而是應抱有更大的希望。因為溪流已經從雪山上流淌下來，溪水會成為江河；牛犢羊羔已經呱呱落地，會在廣袤的草原上呼啦啦地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