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往事立殘陽——葉廣芩《采桑子》中的文化反思

　　滿族作家葉廣芩以一系列描寫旗人上層生活的“家族小說”享譽文壇。她的很多作品，不刻意渲染大喜大悲，只道是繁華盡、風云歇，往事都已升華散盡，撲朔迷離、五彩紛呈變得純凈而平淡，幻化作了綿遠悠長的滋味。葉廣芩將“文學性的歷史”緩緩道出，不是為了標榜立意，只是為了記錄曾經顯赫一時的滿族文化在歷史長河中的傳承、變異和更新。

　　很多人談到，葉廣芩身上凝聚了一種情與理的斗爭：一方面她眷戀于貴族文化中那種優雅閑適的生活情調，另一方面她又批判否定貴族家庭留給末世子弟們的閑散懶惰的生活習慣、“倒驢不倒架兒”的自恃清高的虛假作風以及他們身上所具有的消極冷漠的文化毒瘤。這種“糾結”使得她的作品具有了特殊的藝術魅力和獨特的藝術風格。

　　《采桑子》，一部家族衰落史，道盡心酸言。小說中不時穿插著滿族貴族文化的流風余韻。在這個貴族家庭的衰微沒落中，曾經錦衣玉食的貴族子弟被歷史風云變幻的大潮裹挾前行，曾被眾多貴族子弟引以為傲的傳統文化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在這部“樂府凄涼曲”中，風也蕭蕭、雨也蕭蕭，時時縈繞著作家看似輕描淡寫的輕嘆——對家族興衰的無能為力、對族人愚昧鄙滯的譏笑嘲諷、對傳統文化沒落的惋惜無奈。但即使“瘦盡燈花又一宵”，在字里行間，我們依然能感受到一種清高的貴族氣質。這一點很難得，這一點“很滿族”，這就是葉廣芩。

　　人物命運的浮沉

　　《采桑子》共分9章，每章以一個或幾個主要人物的命運為中心，向外輻散其他人物的悲歡離合，從單個人物或幾個人物的視角來敘述這段家族沒落史。

　　小說以大格格的婚姻悲劇為主線，綿延講述了整個大宅門在時代變遷中的式微。中國婚姻向來強調門當戶對。但現在，皇族世家的龍鳳婚姻演變成了一樁樁俚俗的“啼笑姻緣”。“擱過去，皇家的格格怎能下嫁給一個漢人警察的兒子？門兒也沒有”，但這份尷尬現在就落在了皇家大格格金舜錦頭上。但沒落世家“擇膏粱”的結局往往都不大妙。金枝玉葉的大格格出嫁前是名噪一時的名媛票友，過門后仍不改舊好，終日沉湎于戲文中。警察公子不久就“抱琵琶另有別彈”，拋妻棄子去國外重續舊情。大格格母子則先后死于貧病交加之中。

　　貴族世家，歷來都要與家門不幸、紈绔子弟、兄弟相爭等扯上關系，這似乎成了歷史的必然。為了爭搶一個女人——黃四咪的歡心，金家老二、老三、老四反目成仇，在“文革”期間互相揭發，以至于最終逼死了金家老二。金家上下死寂一片，原先的憤怒、敵愾，那種不共戴天，完全將兄弟之情拋之腦后、不將對方置于死地決不罷休的對峙氣氛，在以逼死親兄弟為結局的瞬間凍結，整個金家陷入了慘淡、悲痛的僵局，老三出走，從此再也沒有回過老宅。近半個世紀后，尷尬、慘淡的兄妹相逢以不快和嘆息結束。不知歷史跟金家兄妹開了一個怎樣的玩笑，好端端的金家子弟，走的走，散的散，死的死……

　　《采桑子》全篇以小格格“我”的口吻講述，“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鏡兒胡同”，那是“我”的舅爺札薩克多羅親王的府第。舅爺很年輕時就去世了，沒有后代，只留下了一個人老珠黃的舅太太和舅姨太太守著空府。她們是很老派的人物，刻板、嚴正，讓“我”這個十幾歲的小丫頭很是害怕。“我”不喜歡這里冷寂、陰森的氣氛，不喜歡已經60歲的瞪著死魚眼的“田姑娘”，更害怕著不人不鬼裝束、秉燭夜游的舅太太。外面的世界一直都是日新月異的，而在這個大宅院里，好似時間都靜止了，一切都維持著原本的面貌，歷經歲月的洗禮和積淀，還落上了一層層粘連不斷、令人厭惡的蜘蛛網。

　　廖世基認為，“建筑物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而存，這就是所謂的靈氣，它是建筑物的生命所在”。這一個有靈氣的人物，卻宿命般的命運多舛。他一生謹小慎微地活著，走得卻是那樣倉促。他和四格格淡泊相處，卻可以維持久遠。不為別的，就為故舊的離去，為那相知相通的情愫，他終于可以沒有尷尬，卻讓人感到了沉重……

　　老五的兒子金瑞更出格，娶了一個“拖油瓶”的陜北農家寡婦，寡婦的丈夫還是被雷劈死的。雖娶了農村寡婦，但從此告別了知青那種“流氓無產者”的生活。與他的知青伙伴相比，“他可以說是提前奔了小康”，他“可以點著樣兒地要吃食，衣服有人洗，洗腳水有人給端”。正是那些蓬牖小戶出身的人家，用他們并不壯實的臂膀與金家人一起共同承載了家族的苦難，并用他們的寬容與溫情，扶助著這些落魄子弟，一同走過了那段最為黯淡的人生。

　　不論這個豪宅深院經歷怎樣的風雨變遷，葉廣芩總能將筆觸拉回到人性的歷史之根。她在塑造人物時，盡量以一種客觀的態度去描寫。她并沒有因為出身于貴族而放棄對這一群體的批判，而且她還充分肯定那些樸實勤勞的勞苦大眾的善良和博愛。這種平民的視角也是其小說能夠雅俗共賞的原因。

　　執著于文化與人性

　　葉廣岑不再強調正史、大事件和所謂偉大人物及宏偉敘事，而是將一些逸聞趣事和普通人作為分析對象，看其人性的扭曲或成長，看在權力和權威的歷史網絡中人是以怎樣的姿態去面對生活。更重要的是，她通過這些人物展現了貴族文化的復雜性。

　　小說穿插有關于滿族貴族的典章、古玩、建筑、禮儀、字畫乃至詞章等方面的描畫與敘述。而人物在言談舉止、舉手投足之間也都不經意地流露出昔日的貴族風范。清末民初，滿族貴族滅亡了，金家日益沒落，但不變的是貴族的禮數。在《采桑子》中，葉廣芩多次細致描寫了滿族的請安禮數。如《風也蕭蕭》中，老三搶上幾步當了年邁母親的下床迎接，“給母親請了安，問遍了家里一切好，這才轉身落座，接過我端上的茶，接受舜銓和我的問候”。《雨也蕭蕭》中，與金家斷絕一切往來的二格格舜镅在母親病故前夕，在傾盆大雨之中行了金家傳統的旗人禮儀：“只見那婦人正跪在雨地里淚流滿面地向二娘窗戶磕頭。婦人的衣服沾透了泥水，好像她已經完全不在乎了，她將頭一下一下在地上點著，做得一絲不茍。”二格格不但自己保持了旗人貴族的禮儀，而且也要求沈家的后人無論什么時候見到金家長輩都要按旗人的規矩行禮。

　　與老三和二格格不同的是，老七舜銓的禮儀形式相形見絀，甚至略顯“木訥”，但他將禮儀滲透于性情且由內而外地彌漫在言談舉止之間，似乎更能體現出貴族文化對人的要求。有外人來攀親求貴族血緣時，“舜銓一笑，說，親朋之間，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后人與非后人，親戚與非親戚都無關緊要，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不妨糊涂一些，不必那般小家子氣”。對待搶了自己愛人的“仇人”大哥的態度也是溫婉的，“我說金舜晤大概不知道我是誰，他想了想說可能，又說我不該一口一個‘金舜晤’，舜晤畢竟是大哥，你這樣沒有規矩，讓外人聽了笑話”。禮儀在這里逐漸達到內外一致、表里如一的狀態，形成了一種人格，一種人生境界。

　　文明、文化都是關于“人”的事情，這涉及千百年來積淀的情感、心理、習俗等等。葉廣芩在重構這段家族歷史時，大事件都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將文化中的“人”作為主軸，用大段大段的描寫展現“人”的文化底蘊，用矛盾困惑中人性的成長、人性的掙扎這一最直觀、最實際的表征來構建出這個民族的文化、這個民族的那段歷史，達到歷史與文本的互動。

　　民族文化的當下處境

　　為什么葉廣芩在重構這段家族史時，對本族文化不僅僅是簡單的批判？抑或是一味的依戀？“上帝的陶杯”或許是最好的隱喻，迪格爾印第安人的箴言說：“開始，上帝就給了每一個民族一個陶杯，從這杯中，人們飲入了他們的生活。”葉廣芩知道，每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獨特性，每個民族的文化都無時無刻不滲透在實際生活的各個方面，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民族各異的面貌，使他們洋溢著獨特的生活氣息。反過來，不同民族獨特的人文地理風貌、不同民族的不同生活又精確地映現著各自的文化。

　　每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其發生發展都依循一定的客觀規律，不論其沒落或是繁盛，不論其發達或是落后，這都是相對的，不能以同樣的所謂現代化的標準來衡量的。關于“上帝的陶杯”，迪格爾印第安人接著說：“他們都在水里蘸了一下，但是他們的杯子不一樣。現在我們的杯子破碎了，沒有了。”在時代的大浪淘沙中，滿族的傳統文化在不斷經受著沖擊。卑微庸常的物質享樂擊敗了傳統文化，道德操守淪喪、民族文化變異，這是葉廣芩不愿面對且極力批判的。葉廣芩非常清醒，她不想遮掩民族文化中的腐朽負面成分，而是提出要將這種危機和丑陋表明和公開，正如她在《沒有日記的羅敷河》一書中所寫的：“那些心酸苦澀雖已成酒，既要寫出來，釀制的原料就不得不細細篩撿、分析。”這也許就是作者真實的寫作訴求。

　　那么她又是怎樣看待在現代化的背景下一個民族獨特的歷史和獨立的生存狀態呢？用《夢也何曾到謝橋》開篇所引用的那句英國諺語就可回答，“知道了一切就原諒了一切”。這不僅僅指的是作品中人物間的恩怨情仇，更深層的文化含義是：希望每個民族的文化不分高低不分主次，敞開胸懷去接納所有的這些時代生成和歷史存在、在新時代新歷史舞臺中不斷延續自己的民族文化。正如霍米巴巴所說：“現代化、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文化差異和文化碰撞，是異質文化之間得以溝通和轉化的過程，文化的定位既非完全是要使‘弱勢文化’被‘強勢文化’所吞沒，也不是‘弱勢文化’要變成一個新的‘強勢文化’，而是要通過互相的對話、交談和商討，使文化權力在雙方之中達到一種均衡的發展和互相認同。”

　　葉廣芩具有從小浸潤其中的深厚文化底蘊，這使其能夠洋洋灑灑寫出如此夠味的家族小說。她不舔著著臉盲隨大流，不低著頭固步自封，在歷經滄桑的民族歷史背影里“沉思往事立殘陽”，給我們帶來了很多關于民族文化發展的頓悟和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