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慶祥：歷史重建及歷史敘事的困境

　　引言：

　　小說與歷史；新世紀第一個十年歷史寫作的傾向：歷時性與共時性

　　不是文本的細讀和美學的鑒賞，而是將小說視作歷史觀念的表達而追溯其內里的結構

　　一、《天香》：細節與歷史的景觀化

　　以“物”為中心；待知識的考古學者的態度恰好是王安憶保守的歷史態度的體現；這種保守的歷史態度讓王安憶不停地“向后看”，從《長恨歌》到《天香》，從殖民時代的上海到晚明時代的上海，并以為在“過去”存在著一個“靜態的”、“知識觀念”式的歷史場所—天香園就是這個歷史場所的最精致的隱喻之一種—只需要某種小說家和學者的“精雕細琢”就可以還原“物”的真實面目。“求真”這種看似政治正確的歷史敘事方式恰巧暴露了王安憶“所學愈實，所遇愈乖”的市民主義歷史觀。

　　細節描寫的景觀化；我在這里借用這一概念來指王安憶在處理歷史時的一種技術手段和意識形態。技術手段是指，她對于“物”的細節描摹實際上具有鮮明的影像化的特征，上面引用的兩處細節描寫與其說服務于語言的功能，不如說是服從與于攝像鏡頭的功能。意識形態是指，通過這種對“物”的看似“求真”、“審美”、“無利害”的描寫，它滿足了當下社會對于歷史的消費渴求。

　　王安憶與沈從文

　　二、《古爐》：歷史主體的去成人化

　　寫作動機中的個人性和公共性；從這個動機出發，我們會發現賈平凹一開始就遭遇到了歷史題材寫作的兩難困境：以個人的記憶為本位，則“文”勝于“史”；以歷史史實為本位，則“史”勝于“文”賈平凹不但沒有在小說中彌合“歷史”與“小說”、“記錄”與“文學”之間的裂隙，而且從一開始就己經進行了偏離，這種偏離的“詭異”氣氛，很大程度上來源于他在作品中塑造的那個特別的敘述主體—“狗尿苔”。

　　為“文革”這一重要歷史事件的“觀察者”和“敘述者”，一個孩子的視角固然能繞開“政治評價”風險，但同時也增加了使歷史幼稚化的可能。為了回避這種幼稚化，賈平凹使用了其一貫的手法，那就是利用一種神秘主義，將“幼稚化”的歷史轉化為不可知的歷史。1在這個意義上，狗尿苔恰好不是“價值無涉”的，他實際上對歷史作出了判斷，這一判斷就是：所有的惡行都是你們做的，我只是一個沒有長大的孩子，即使惡行遍地，我看到的依然可以是一個童話般的神秘世界。

　　但是如果清除“原罪”依靠的是孩童般的記憶，對責任的追問也自然就落入虛空。實際上，賈平凹正是通過這種“去成人化”的歷史主體將“歷史責任”這一至關重要的歷史寫作的倫理給擱置起來了。“罪”成為了暴力的奇觀，對“罪”與“惡”的記憶呈現為一種舊式文人式的抒情筆記

　　三、《四書》：歷史寓言的去“歷史化傾向”符號化的孩子

　　“孩子”形象過于“強大”的后果是，整個作品似乎就是這個“孩子”的獨角戲，其它所有人都成為舞臺的布景或者道具。閻連科從賈平凹的極端走到了另外一個極端，那就是完全抽空了歷史的寫實性的一面，而用創造“文體”的方式來把歷史轉化為“純粹”的形式。

　　閻連科的邏輯；一個是在歷史層面展開的，也就是上文程光煒指出的揭示中國當代史中被遺忘的“暴力程序”；另外一個是在小說寫作的層面展開的，這就是閻連科所言的“神實主義”。閻連科更大的雄心則在于通過后一種鑼姐央析鍵前一種摺格＿六“T n ,[,;沙，，、候“發現歷史”。

　　歷史的風格化、文體化傾向。結語長篇歷史敘事承擔了復雜的政治社會學的功能。它不僅僅是要還原歷史的現場和細節(如果有所謂的現場和細節)，更需要從當下生活著的情勢出發，去重構歷史各種細部的關系，將歷史理解為一種結構而不是一種過去的事實，發現其內部邏輯與當下現實之間的隱秘關聯，這就是本雅明所謂的歷史唯物主義。

　　在最基本的層面，一部長篇歷史敘事作品至少應該包括兩個部分：第一是它應該有一種歷史的經驗陳述，這一經驗由事實、材料、客觀敘述甚至是個人記憶所組成，第二是它應該有一種歷史觀，這種歷史觀由敘述者的道德減否、價值取向和審美喜好所構成，也就是說，它應該有一種不僅僅是基于個人經驗的歷史判斷。在我的觀察中，這十年來主要的長篇歷史敘事都只是達到了第一層面，無論是《天香》、《古爐》還是《四書》在經驗陳述上都各有其特點，這種特點甚至構成了某種“風格化”的東西。但也正是這種過于鮮明的風格化的東西—具體來說就是上文詳細論述過的歷史的景觀化、去成人化的主體敘事和歷史的寓言化—阻礙或者說遮蔽了歷史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