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歷史視野中的“官場小說”

　　1990年代以來，“官場小說”頗為興盛，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影響，但在文學界卻很少被納入研究的視野，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兩點：一是認為“官場小說”是“通俗小說”，很“俗”，從專業角度來說不值得認真對待；二是“官場小說”涉及到很多官場內幕與權力斗爭，不少人會覺得很“臟”，不愿意去觸碰這一話題。不過在我看來，“官場小說”作為一個研究對象的價值在于，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考察當代社會的窗口，我們可以從中看到當代社會運行的規則與“潛規則”，中國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現狀與進程，以及從中折射出來的當代社會的價值觀念與精神氛圍。

　　考察“官場小說”，我們首先需要對“官場小說”的創作與閱讀的狀況有一個基本了解。“統計數據顯示，僅僅在2009年1—3月，官場小說品種就達到123種，與2008年全年官場小說約118種相比，持續高溫。……調查顯示，黨政機關公務員占到30.5%，工商企業工作人員占27.1%，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占20.3%。三者相加，占到了閱讀總人數的79.7%，即在接受調查的690多人中，有8成的人閱讀過官場小說。”(《官員喜讀官場小說》，載于《決策》，2009年第11期)不僅如此，在各大網站上的“讀書”欄目以及文學網站中，“官場小說”都專列一個類別，還有“排行榜”，在新浪讀書頻道的“官場中人必讀的十二部小說”中，更將官場小說細分為“入仕必讀書目”、“晉升必讀書目”、“守位必讀書目”、“潔身必讀書目”等不同類別，搜狐則有“優秀仕途小說展”，而在“小說在線閱讀”推薦的“經典官場小說”則有上百部之多。此外，在“官場小說”這一文學類型中，也出現了為人廣泛關注的“經典”作家作品，這些人主要包括閻真(《滄浪之水》)、王躍文(《國畫》、《梅次故事》、《蒼黃》)、黃曉陽(《二號首長》系列)、小橋老樹(《侯衛東官場筆記》系列)、許開禎(《省委班子》)、王曉方(《駐京辦主任》)、肖仁福(《官運》)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官場小說”已是一種成熟而又暢銷的文學類型。

　　一、“官場小說”及其最新變化

　　王躍文的《國畫》(1998)被認為是“官場小說”的濫觴之作，這部小說以主人公朱懷鏡在荊都市從秘書到財政廳副廳長的經歷，展示了他的諸種遭遇及其內心歷程。《梅次故事》(2001)是《國畫》的續篇，描寫朱懷鏡調至梅次市擔任副書記之后的故事，展現了官場的邏輯及他置身其中的感觸，《蒼黃》(2009)以劉星明、李濟運等人的故事，延續了作者對官場中人生存處境的思考。

　　閻真的《滄浪之水》(2001)也是“官場小說”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說描述醫學研究生池大為，在進入省衛生廳后逐漸融入“官場”的過程，開始時他保持著知識分子的清高，但世態炎涼與生活壓力迫使他放下身段，最后他認同了官場規則，并利用這一規則獲得了“成功”。

　　如果以王躍文、閻真的作品作為參照，我們可以發現，最近幾年的“官場小說”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在的“官場小說”雖然仍矚目于“官場”邏輯與內幕，但是在小說的主題、“主體”以及敘述的方式與側重點等方面，與王躍文、閻真的作品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這些不同之處顯示出了“官場小說”新的變異，也折射出了社會精神氛圍的變化，很值得我們關注。

　　在王躍文、閻真的小說中，“官場”是一個巨大的“異化”力量，作者對這一場域充滿了懷疑，主人公融入其中也是不得已的被迫適應，對其險惡有著清醒的意識，在作品的總體傾向中也有著批判的意識，至少也在質疑其存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敘述者通過對主人公經歷的敘述，重點揭示的是置身其中的人的生存境遇。而在《二號首長》(2011)、《侯衛東官場筆記》(2010)，《省委班子》(2010)等作品中，我們看到的“官場”已經是一個不容置疑的巨大存在，在它的運行邏輯中，個人的生存境遇已經并不重要，在這里，“權力”自身已經獲得了合法性，成為了小說關注的“主題”，權力斗爭以及圍繞權力的獲得、轉移、交換、分配的故事，及其規則與“潛規則”，成為了小說的主要內容。“權力”可以說是這類作品唯一的“主角”，它超越了意識形態與道德倫理的限制，構成了主人公人生價值的終極評判，也構造了當代社會的等級秩序與整體結構。

　　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可以看到，相對于朱懷鏡、池大為，《二號首長》中的唐小舟、《侯衛東官場筆記》中的侯衛東、《省委班子》中的普天成是更為“成熟”的主體，他們在進入“官場”時沒有(或很少有)內心的波動，天然就認同了官場的規則，他們所關注的最核心的問題是能否獲得權力，以及如何將個人的利益最大化，小說重點描述的也是他們“晉升”的過程，以及圍繞這一目的他們的謀劃、心思、手段及其經驗教訓。作為一個對比，我們可以看到，在《國畫》、《梅次故事》中，朱懷鏡在權力斗爭中時常有猶豫、彷徨，以及遠離是非之地、在藝術或宗教中別尋寄托的想法；而在《滄浪之水》中，讓池大為最焦慮的問題是，他是否應該放棄知識分子的理想與操守，進入“官場”及其邏輯，——這也是《滄浪之水》的主體內容。如果以《二號首長》等小說的邏輯來看，這樣的情緒與想法無疑是“幼稚”的，是成長過程中需要克服的因素，在《二號首長》等作品中，小說的主人公在出場時就已經頗為“成熟”了，他們并不需要經歷池大為式的焦慮與掙扎。尤其是《滄浪之水》中的敘事邏輯——主人公池大為只要放下了知識分子的清高，很快就在官場獲得了成功，這樣“一墮落就成功”的模式，顯然高估了知識分子的能力，也低估了“官場”的艱難與復雜性。在“墮落”之后，唐小舟還有更多艱難的路要走，他們面臨的是比池大為更為復雜的人際關系與“規則”，這比知識分子的內心焦慮更加切實，也更加嚴峻——在這里，我們看到“官場小說”的主人公關注的焦點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在小說的整體色彩上，《二號首長》、《侯衛東官場筆記》等作品在權力傾軋中充滿了進取的精神，這些作品的敘述結構也是“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小說的主人公憑借個人的聰明與奮斗，憑借復雜人際關系中的有利因素，憑借對官場規則的適應與應用，在官場的臺階上一步步邁進，縱橫捭闔，顧盼自雄。在現實的權力結構中，他們精明強干，游刃有余，是這個社會中為人矚目的“成功者”。但是，與這些作品相比，《國畫》、《梅次故事》卻并沒有這么樂觀，在得知自己最大的威脅突遇車禍之后，“朱懷鏡沒有把王莽之的死告訴香妹和陳舒二位。他們低著頭，在滑溜溜的冰地上，一步一步小心地走著，更具虔誠的意味。朱懷鏡獨自呆在房間里，突然心煩意亂起來。他來回走著，如同困獸。忽聞法樂如雷，唱經如潮。他腦子里一陣恍愧，像是明白了什么道理。……”這是小說的結尾，主人公的反應與佛教氛圍的渲染，讓小說具有一種超越與反思的意味。而在《滄浪之水》中，池大為雖然成功地當上了省衛生廳廳長，但仍不脫知識分子習氣，“我仰望星空，一種熟悉而陌生的暖流從心間流過，我無法給出一種準確的描述。我緩緩地把雙手伸了上去，盡量地升上去，一動不動。風嗚嗚地從我的肩上吹過，掠過我從過去吹向未來，在風的上面，群星閃爍，深不可測。”與之相比，《二號首長》、《侯衛東官場筆記》等作品在結尾處都在交待故事的進展或結局，絕少這樣抒情性或跳出官場邏輯的段落。

　　如果說王躍文、閻真的小說是“現實主義”的作品，那么《二號首長》、《侯衛東官場筆記》等作品可以說是“實用主義”的作品。“現實主義”作品在揭示官場內幕時不無批判與反思的意味，而“實用主義”的作品同樣在揭示官場的內幕，但對官場規則并無褒貶，只是“客觀”地呈現，同時注重總結官場上的經驗教訓，讓讀者可以“實用性”地學習與操作。比如《二號首長》中有這樣的段落：“領導有三種稱呼，一是官職，二是首長，三是老板。如果在一個很公開的場合，你叫他老板，他可能非常反感，覺得太流俗太江湖氣，貶低了他的身份。如果是在很私人的場合，你叫他書記，顯得太公事公辦，叫他首長，顯得太隔膜，叫老板，就親切。而有重要人物在場的時候，又是比較私密的場合，把所有領導全部叫首長，肯定好過別的。相反，如果有更高級領導在場，而這個高級領導和老板的關系又不是非常親密，肯定叫官職比較好。”“官場的事，其實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事。只要涉及人，就一定復雜無比。今天他總算明白過來，他之所以搞不好這種復雜的人事關系，是因為他一直在努力地想搞好同所有人的關系，結果是一個都沒有搞好。如果用矛盾論的方法來分析，所有關系，都是次要關系，只有其中一個人，才是主要關系。也就是說，你只要搞好這個主要關系，其余所有次要關系，全都解決了。”這些官場智慧與“經驗”，可以說是《二號首長》吸引讀者的重要原因。而《侯衛東官場筆記》在小說的內容簡介中便說，“23次微妙的調動與升遷，66個黨政部門，84起官場風波，304位各級別官員，交織進1個普通公務員的命運――侯衛東的這本筆記，將帶您深深潛入中國公務員系統龐大、復雜而精彩的內部世界，從村、鎮、縣、市一直到省，隨著主人公侯衛東的10年升遷之路，逐層剝開茫茫官場的現狀與秘密。”從這些介紹中，我們就可以看到小說的誘人之處便在于“升遷”的秘密。從“現實主義”到“實用主義”的轉折，可以說是“官場小說”在十余年間的重大變化。

　　二、“官場小說”與“改革文學”

　　“官場小說”的稱謂出現在1990年代之后，但在此之前，在我們的文學中也存在權力斗爭的因素，不過卻是以另外一種面目表現出來的。如果我們從更遠的歷史視野來觀察，或許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其中的演變與異同。

　　在1980年代興盛的“改革文學”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權力的爭奪，在《喬廠長上任記》、《新星》、《沉重的翅膀》、《花園街五號》等作品中，圍繞一個工廠、一個縣城或一個機關的主導權，雙方同樣展開了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斗爭，即使在《平凡的世界》這樣描述新時期農村變遷的小說中，也有一條線索描述省級領導之間的爭斗。但是，在這里，我們需要強調的是，在這些小說中只是存在權力斗爭的“因素”，因為與后來出現的“官場小說”相比，這些小說中的權力斗爭并沒有得到突顯，甚至很難讓人意識到。這主要是由于在這些小說中，更為重要的是思想與觀念的斗爭，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改革還是保守”，是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地推行改革，還是謹小慎微地固守傳統？這構成了“改革文學”的基本矛盾。在雙方的爭斗中，雖然存在權力斗爭，但權力斗爭是依附于思想斗爭與觀念斗爭的，是一種次要的因素。

　　如果以“改革文學”作為比照，我們便可以發現“官場小說”中出現了不少變化。與“改革文學”不同，在“官場小說”中，權力斗爭構成了小說中最為核心的因素，雖然斗爭的雙方也存在思想、觀念上的不同，但這一因素在小說中并不占據主要的位置，而是可有可無的。權力以及在權力階梯中獲得更高的位置，成為此類小說主人公最高的價值認同。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官場小說”中的主人公也在積極地干事業，在遇到諸如抗洪之類的事情時(《二號首長》)，他們表現出的決斷與果敢也足以令人動容，但是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他們需要“政績”，另一方面這些“事業”仍然依附于權力斗爭，是在這一框架的制約下進行的。

　　在這里，涉及到了“官場小說”與“改革文學”的另一個重要區別，那就是在“改革文學”中我們可以看到光彩四射的正面人物，而在“官場小說”中卻幾乎看不到正面的人物形象。《喬廠長上任記》中的喬光樸，《新星》中的李向南，《花園街五號》中的劉釗等人物，都是時代的弄潮兒，他們敢想敢做，勇擔重任，不僅在不屈不撓的斗爭中獲得了事業上的成功，而且也獲得了女性的青睞，收獲了愛情。其中的優秀人物，比如李向南，更成為了一個時代的偶像。但是“官場小說”中的主人公，無論是朱懷鏡、池大為，還是唐小舟、侯衛東，他們可以說是這個時代的“成功者”，但卻很難說是正面人物，或者說很難以道德倫理加以判斷，他們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以放棄“良知”而取得的，同樣，他們可以有不少女人(唐小舟、侯衛東)，但他們卻并沒有真正的愛情，或者說置身于官場中的他們，已經喪失了愛的能力。在“官場小說”中，權力或能力的大小，成為評判人物的主要標準，所謂好人壞人的道德評價在此已經失效。

　　在“改革文學”中，盡管在“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但他們都是在為各自心目中的事業而奮斗，他們都是出于“公心”或“理想”而非“私利”(雖然“保守派”常常會被丑化或漫畫化)，這樣他們斗爭的手段便多是能擺在桌面上的，較少有陰謀詭計。而“官場小說”中的權力斗爭則不同，首先斗爭的目標不是“公心”而是“私利”——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其次斗爭的手段則更加多種多樣，其中不乏陰謀，等而下之者更有雇兇殺人等非法手段——這也讓我們看到了權力斗爭的殘酷性。

　　以上這些層面的不同，也決定了“改革文學”與“官場小說”在藝術風格上的不同，“改革文學”中雖然面臨重重阻力，但總體基調是明朗的，“官場小說”就并非如此。

　　三、十七年文學中的“斗爭”

　　如果我們繼續向前追溯，可以發現在“十七年文學”中也存在權力的因素，在《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爬在桅桿上的人》等“干預現實”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對官僚主義的批判，在《創業史》、《艷陽天》等小說中，也存在著兩條路線的斗爭。如果與“改革文學”和“官場小說”相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十七年文學”中的權力具有以下特點。

　　首先，更具“理想性”。我們可以看到，與“改革文學”相似，在“十七年文學”中很少看到權力斗爭的直接表現，在這里，權力斗爭是依附于思想斗爭與路線斗爭的，并且受到思想斗爭的制約。在《創業史》(1960)中的梁生寶與郭振山之間，在《艷陽天》(1964—1966)中的蕭長春與馬之悅之間，最大的分歧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是走“合作化”之路還是單干——追求個人的“發家致富”，雙方的斗爭也圍繞這一主題展開，在他們的斗爭中，很少看到個人權力的因素。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改革文學”中思想斗爭的敘述模式，是“十七年文學”所開創的。在這里，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是：如何重新評價以思想斗爭或路線斗爭為主要線索的小說？在以前的文學史研究尤其是十七年文學研究中，大多以強調“階級斗爭”為名對之加以否定，但在這里，我們可以提出兩個參照：(1)在以思想或路線斗爭為線索的小說出現之前，比如在趙樹理的《三里灣》(1955)、周立波的《山鄉巨變》(1958-1960)等小說中，我們可以在這些作品中看到對地方生活經驗與鄉村人物的生動描摹，但卻缺少一種整體性把握當代社會的能力與方式，《創業史》等小說中的“思想斗爭”恰恰提供了這樣一種方式；(2)與1990年代以來“官場小說”中的權力斗爭模式相比較，“思想斗爭”的方式無疑更具嚴肅性，也更能夠為人接受。——如果以這樣的視野去看，雖然我們可以批評十七年小說中存在僵化的因素，但也可以對其開創性與重要性有一個更加客觀的認識。

　　其次，更具“人民性”。無論是“官場小說”中的朱懷鏡、池大為、唐小舟、侯衛東，還是“改革文學”中的喬光樸、李向南、鄭子云、劉釗，都是整個社會的精英人物，他們處于社會上層，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資源上都占據優勢甚至是核心優勢，與他們相比，“十七年文學”中的主人公，如梁生寶、蕭長春等都是社會底層的人物。在“改革文學”與“官場小說”中，他們都是被視而不見的人物，是被“改革”的對象，或者“權力斗爭”的被動承受者。“十七年文學”對他們的生活及其斗爭的描寫，一方面讓我們看到了他們的階級利益在文學與政治上的表達，另一方面也讓我們看到當時的政治不是“精英政治”，而是“民眾政治”，因而更具“人民性”。

　　再次，更具“純潔性”。在“官場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權力及權力斗爭的嚴酷內幕，小說中的很多人物都突破了道德的底線。在這方面，“改革文學”與“十七年文學”中的“斗爭”雖然也不乏殘酷，但相比之下，卻是光明正大的，雙方都在為理想、為公共事業而奮斗，而不是為了現實利益，為了個人的利益。如果我們比較一下，可以發現在這方面，“十七年文學”比“改革文學”更具純潔性，對道德的要求更高。比如在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1956)，其中反面人物劉世吾的缺點是“官僚主義”，是“革命意志”衰退后的油滑世故。《創業史》中的郭振山、《艷陽天》中馬之悅的缺點是“自私”與“世故”，是為了個人發家致富而置“合作化”于不顧。在“改革文學“中，反面人物的缺點除了政治上的“保守”之外，在政治斗爭中也是拉幫結派，欺上瞞下，以便鞏固個人的權力與勢力，但這樣的行為尚未不擇手段，也很少突破道德底線。而在當今“官場小說”中，則充斥著買官賣官、貪污腐敗與欲望橫行。從這些缺點與“底線”，我們也可以看出，當代文學發生了多么巨大的變化。

　　四、晚清譴責小說中的“官場”

　　在某種意義上，當前的“官場小說”更接近晚清的“譴責小說”，在對官場內幕、社會亂象的揭示上，兩者有著種種相似之處。這讓我們看到，在經歷了一個世紀的輪回之后，充滿爾虞我詐的“官場”又回到了中國社會之中。而小說對“官場”的集中關注，甚至發展成為一種成熟的類型文學，這在中國之外還很少見到。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做更為細致的區分，就可以發現“官場小說”與“譴責小說”也有種種不同。

　　在敘述態度上，雙方有著明顯的區別。正如“譴責小說”這一命名所顯示的，無論是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1903)、吳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1903—1905)，還是劉鶚的《老殘游記》(1903)、曾樸的《孽海花》(1903)，對于“官場”都持一種“譴責”性的批判態度，他們暴露社會的黑暗、揭露官場中的丑惡現象，但對這些現象并不認同。但是“官場小說”卻與之大不相同，我們可以看到，“官場小說”中雖然也揭示了官場的內幕與運作機制，但卻很少有“譴責”或批判的態度，這些作品一方面以“客觀”的態度呈現這些內幕，另一方面不斷總結官場的經驗與得失，使之成為一種實用性的手冊，在總體上持一種認同的態度。

　　在小說的敘述模式上，“官場小說”與“譴責小說”也有著極大的不同。“譴責小說”多采用游歷或旁觀的結構方式，小說中的敘述者對于“官場”的態度是疏離的旁觀者，而“官場小說”中的主人公多置身于“官場”之中，往往以“成長小說”的模式，展示主人公進入官場以及在官場的臺階上攀爬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小說的主人公經歷重重宦海風云，不斷總結經驗教訓，最后成長為一個“成熟的主體”。在這不同的敘述模式背后，也顯示了不同時代的作者對“官場”的不同態度。對于李寶嘉、吳研人等人來說，他們對官場丑惡與社會黑暗的揭示背后，既有憤懣不平的情緒，也有潔身自好的因素，因而選擇了疏離性的旁觀態度，這也是他們政治態度的一種反映；而對于“官場小說”的創作者來說，則大多認同于當代社會的“新意識形態”——“成功者”的神話，他們的作品也是對這一神話的詮釋，小說中那些“成熟的主體”便是這樣一種理想性的人格——大權在握，精明強干，在當代社會中呼風喚雨，無所不能。對此類人物的向往與崇拜，可以說是當代社會的一種主流意識，一種新的“意識形態”。

　　“官場小說”與“譴責小說”的另一個不同在于，它們組織敘事的方式及其背后的世界觀、藝術觀不同。在我看來，“譴責小說”更多繼承了中國明清世情小說的傳統，多以散點的方式，描述社會現實中的直接經驗；而“官場小說”則更多繼承了五四以后來自歐洲的“現實主義”傳統，多以“透視”的方式，對社會現實加以“提煉”與“典型化”。這樣，在《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文明小史》等小說中，我們雖然可以看到種種丑惡與黑暗的現象，但這些現象都是“個別”的，并不是對社會現實“本質”的概括，但在“官場小說”中卻并非如此，“官場小說”描述的雖然也是“個別”的現象，但在對這“個別”現象的描述中，卻融入了作者對整個世界的理解與認識——權力斗爭雖然發生在“個別”人的身上，卻是一條根本性的規則與原理，不僅僅是一些“現象”，而且是一種“本質”。從這樣的視角來看，“譴責小說”是對貪污腐化現象的具體描述，而“官場小說”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權力斗爭的“世界”。

　　五、小結

　　以上我們梳理了“官場小說”自身的變化，及其與“改革文學”、“十七年文學”、晚清“譴責小說”在權力敘事上的異同，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明確以下看法：

　　1.在10年的視野中，“官場小說”內部有一個從“現實主義”到“實用主義”的變化；

　　2.在30年的視野中，從“改革文學”到“官場小說”，有一個從“思想斗爭”到“權力斗爭”的變化；

　　3.在60年的視野中，“十七年文學”開創了“思想斗爭”的模式，在“斗爭”中更具理想性、人民性與純潔性；

　　4.在100年的視野中，“官場小說”與晚清的“譴責小說”最為相似，但其最大的不同在于對現實秩序的態度已由“譴責”變為“認同”。

　　在上述分析中，讀者很容易從中讀出對“官場小說”的批評性意見，但在我看來，“官場小說”最大的價值，恰恰在于它將一種主流價值以藝術的方式呈現了出來，讓那些隱秘的“政治無意識”顯影，在這個意義上，“官場小說”是我們這個社會的精神癥候，也為我們提供了時代的一種鏡像，我們可以對鏡中之像加以批評，但卻無需歸罪于鏡子本身。這個鏡中之像呈現的是一個“權力斗爭”的世界，是由重重疊疊的權力關系構成的網絡，只要進入其內在邏輯與機制，便很難掙脫出來，仿佛魯迅筆下的“無物之陣”，或者“萬難毀壞的鐵屋子”。那么，面對這個新世紀的“鐵屋子”，我們該如何突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