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不該忘卻的美術家

　　葛康俞先生天資聰慧，工書善畫，精微超妙，造詣甚高，王世襄評其“不下黃賓虹”。因其英年早逝，未盡其才，加上著作長期藏之名山，故少為人知。新近出版的《安徽歷史名人詞典》未見著錄不說，《安慶市志》《懷寧縣志》也未提只字，實為遺憾。

　　梳理《據幾曾看》作者葛康俞的家庭背景，我們看到文化古城安慶的三大家族——陳(陳獨秀)氏、鄧(鄧以蟄)氏、葛氏，是這樣緊密而又復雜地交織在一起。

　　最近讀到三聯書店出版的一本書《據幾曾看》，頗為吃驚。初始詫異怎么會起這樣一個怪書名，繼之詫異該書何以得到眾多文化大家由衷推崇，進而詫異作者葛康俞是安徽同鄉自己竟然毫不知曉，此外還詫異作者品賞書畫火眼金睛且見解獨到。

　　一、流傳和出版

　　作為一部品評中國古代書畫名跡的著作，《據幾曾看》書名乍看不好理解，其實就是“在案幾上曾經看過”之意，與許多“書畫過眼錄”著作頗為類似。該書稿小楷工寫，完成于上世紀四十年代，多年以手稿形式在親朋好友及部分文人小圈子里流傳，直到60年后的新世紀之初(2003年8月)，才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正式出版。

　　書稿雖長期沒有公開出版，但在小圈子里卻好評迭出。請看書后面的兩段題跋：

　　曩從鄧叔存先生齋頭得觀康俞先生畫，精微超妙，心折久之。今復獲讀(《據幾曾看》)所記書畫，其中名跡嘗多寓目者，一經品題，不啻重對故人。至于文采之美，楷法之精，尤令人不忍釋手。借置案頭，倏經數月，敬識其后，以記勝緣。

　　時庚寅(1950年)六月 啟功

　　大作以清妙之筆，狀難狀之畫境如在眼前、如入夢想。古人稱畫為無聲詩，此則片片有聲有韻之畫矣。而同時演繹畫理、探索源流，如示諸掌。拜讀之后，愛不忍釋，令人抄錄副本，俾獲據幾常看也。

　　宗白華 時一九五〇年 紅葉滿山

　　這里兩位品題者啟功、宗白華，皆為學術文化界泰斗級人物。啟功先生不僅書法高妙，而且具有深厚的國學修養，對古典詩詞創作和研究、對古代書畫鑒定和欣賞，堪稱一代國手。他借觀書稿數月后說，“文采之美，楷法之精，尤令人不忍釋手”，足見此稿分量。宗白華先生是中國現代美學的開拓者之一，對中國古代美學思想和繪畫理論研究有很深的感悟和獨到的體察。他稱贊書稿“演繹畫理、探索源流，如示諸掌”，以至拜讀之后，讓人抄錄副本，以便“據幾常看”。

　　古玩鑒賞大家王世襄對該書稿也贊不絕口。他于2001年86歲高齡時，工楷撰寫《〈據幾曾看〉讀后記》，除敘述與葛康俞多年的友情、對其學識和繪畫推崇備至外，特別談到書稿的兩大特點。一、書稿著錄所見法書名畫，卻與一般著錄之作斤斤于質地、尺寸、印章、題識等大異其趣，而是注重鑒賞品題，“以軼凡之文采，揭示微妙之領悟，道人所不能道”。二、書稿從頭至尾以小楷工寫，既嚴謹秀雅，又寬綽疏朗，可謂“手書絕妙，得與古人名跡互映交輝”。

　　書稿沉淪數十載得以出版，緣于王世襄、范用、鄭超麟諸位先生鼎力推薦。王世襄作為文物界和收藏界大佬，影響遍及海內外，無須贅言。范用是著名出版家，抗戰時期曾任讀書出版社桂林和重慶分社經理，后任三聯書店出版部主任，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宣部出版委員會科長，國家出版總署出版局副主任，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副社長，三聯書店總經理等。鄭超麟是中共元老之一，除在黨內具有相當地位外，他還是詩人、作家、翻譯家，對歷史學、語言學等也有深入研究。正是這些重量級人物推薦，《據幾曾看》得以影印，廣布傳世。

　　影印出版的最大好處，就是能夠充分展現原稿風貌。可能為作者手稿內容之精和書法之美所打動，三聯書店采取原稿影印形式，分上中下三卷，以宣紙精印精裝，外加函套出版。該書卷一為《據幾曾看》原文；卷二除原文外，還收有附錄《中國繪畫回顧與前瞻》，這是作者抗戰后期在《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連載的長文，由范用先生“輾轉收集得來”后，請吳孟明先生校勘并用工整小楷抄出；卷三為書稿品評的部分書畫名作的參考圖片，均由臺北“故宮博物院”從原作翻拍而來。值得一提的是，該書2003年8月第一版精印本雖價格不菲(280元)，卻早已售缺；2009年12月又推出第二版簡裝本，價格僅49.8元，相信會引起更多讀者興趣。

　　二、作者和背景

　　《據幾曾看》的作者葛康俞先生，安徽省安慶市懷寧縣人。他于宣統三年(1911年)出生于懷寧縣北鄉白麟坂(今懷寧縣五橫鄉白麟村)，早年畢業于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與李可染、艾青等同窗。抗戰期間，避難四川江津，在一所中學里任美術教員。抗戰勝利后，由蜀返皖，任安徽大學文藝系教授。1950年轉南京大學任藝術系教授，與傅抱石先生相知甚深。葛康俞先生天資聰慧，工書善畫，精微超妙，造詣甚高，王世襄評其“不下黃賓虹”。惜天不予壽，至南京后他肺病加劇，于1952年冬逝世，享年僅41歲。因其英年早逝，未盡其才，加上著作長期藏之名山，故少為人知。新近出版的《安徽歷史名人詞典》未見著錄不說，《安慶市志》《懷寧縣志》也未提只字，實為遺憾。

　　翻開《據幾曾看》，葛康俞在自序里開篇寫道：“予自北平舅氏歸，乃知書畫有益，可以樂吾生矣。日課讀畢，向晡更習字畫，或研著錄。公私有書畫，必就展看，每不能忘。”這就是說，葛康俞走上藝術道路，是受其在北平的舅舅的影響。那么，他在北平的舅舅是誰呢？即大名鼎鼎的陳獨秀。

　　據《陳氏家譜》，陳獨秀父親陳衍中生有四個子女，陳獨秀最小，除大哥陳慶元外，還有兩個姐姐。大姐嫁給富商吳向榮，二姐嫁給鄉紳孟超。而孟超之女則嫁給了葛康俞。由于葛康俞娶了陳獨秀二姐的女兒，陳獨秀自然就是葛康俞的表舅，共產黨早期領導人陳延年、陳喬年則與葛康俞是表兄弟關系。

　　陳獨秀生于光緒五年(1879年)，比葛康俞大32歲。兩人雖然輩分不同，年齡相差較大，因有這層表舅和外甥的親戚關系，加上有共同的情趣愛好，即喜歡欣賞書畫，因而彼此走動頻繁，感情頗好。曾見安慶一位藏友手里一幅陳獨秀書法條幅，內容如下：

　　此李君大釗兄早年偶爾游戲所書，當時予喜其秀麗娟潔，攜歸以壯行笥，蓋民國紀元前于神戶事也。忽忽垂十余年，事隔日久，已淡忘之矣。今康俞仁弟于書帙中撿得，愛好之情見乎詞色，與予曩昔有相類者。以其同好，乃舉贈之。翌日復出紙，索書因識顛末于次。

　　時民國十五年秋九月 獨秀 記于滬濱之越東草堂西樓

　　顯然，這是關于另一幅書法作品來龍去脈的“說明文字”。那幅作品是“李君大釗兄早年偶爾游戲所書”，陳獨秀當時看了喜歡，便討要過來，從日本帶回國內。十多年過去，此事已淡忘。誰知“康俞仁弟于書帙中撿得”，且喜愛之情溢于言表，就像自己當年一樣，于是陳獨秀便慷慨贈之。可這位“康俞仁弟”(即葛康俞)并不滿足，第二天又拿來一張宣紙，硬要舅舅把這事的前因后果寫出，以記由來。按這幅作品的落款時間，葛康俞當時僅15周歲。他小小年紀從偏僻鄉村來到上海舅舅家，就對書法作品有自己的判斷，并得到陳獨秀的愛憐和賞識，一方面表明他對書法頗有慧根和見識，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和舅舅陳獨秀之間的親密關系。

　　原安慶市博物館館長胡寄樵曾談論陳獨秀這一書法條幅說：“保存完好，系宣紙質地，未經裝裱，紙白如新，高110厘米，寬18厘米，分四行，凡125字，首行32字，次行35字，再次行32字，末行26字，均隸體書寫。”胡寄樵是書法大家林散之的弟子之一，安慶市書法家協會副主席，他以書家的眼光評價該條幅“其字拙樸蒼勁，甚得漢碑遺意”。

　　據葛康俞弟弟葛康素《談陳仲甫先生書法》記述，1939年秋，陳獨秀居四川江津鶴山坪期間，葛氏兄弟因避戰亂也在四川江津，兩家常有往來。陳獨秀知其弟兄倆“終日習書，殆廢寢食”，曾親書“論書三則”指導：

　　一、作隸宜勤學古，始能免俗。

　　二、疏處可容走馬，密處不使通風；作書作畫，俱宜疏密相間。

　　三、初學書者，須使粗筆有骨而不臃腫，細筆有肉而不輕捝，然后筆筆有字而小成矣。筆劃拖長宜嚴戒，猶之長槍大戟，非大力者不能使用也。

　　這段話表現了陳獨秀對書法的深刻理解和獨到體察，更傳達了他對葛康俞及其弟弟的關愛之情。陳獨秀在江津的最后幾年，葛氏兄弟曾多次拜望舅舅，一次談得興起，陳獨秀還展紙揮毫，書寫一幅自己詩作贈葛康俞：“何處鄉關感亂離，蜀江如幾好棲遲。相逢須發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改。”不久，1942年5月27日晚9時許，陳獨秀病逝于江津鶴山坪，6月1日安葬，墓地在江津縣城西門外鼎山之麓。碑文“獨秀陳先生之墓”7個大字，亦隸亦篆，古味盎然，就出自葛康俞之手，并由他親自鏨刻于墓碑之上。

　　值得一說的是，葛康俞不僅與大名鼎鼎的陳獨秀有親戚關系，還是安慶另一著名人物鄧石如的六世外孫。葛康俞的祖父葛振元有兩個兒子葛溫仲和葛循叔，兄弟倆分別娶鄧繩侯長女和小女為妻。鄧繩侯何許人？清代大書法家鄧石如之嫡孫也！民國初年，陳獨秀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時，鄧繩侯任教育司長。他除有兩個女兒外，還有鄧仲純、鄧以蟄、鄧季宣三個兒子。其長女嫁給葛溫仲，而葛溫仲正是葛康俞的父親。這就是說，葛康俞與鄧氏三兄弟是非常親近的郎舅關系，而鄧以蟄(北京大學教授、著名美學家)之子、兩彈元勛鄧稼先，則是葛康俞的表兄弟。

　　梳理《據幾曾看》作者葛康俞的家庭背景，我們看到文化古城安慶的三大家族——陳氏、鄧氏、葛氏，是這樣緊密而又復雜地交織在一起。出身于這樣的大家庭，葛康俞可謂家學淵源有自！

　　三、內容和價值

　　葛康俞在該書自序中寫道：“抗戰軍興，予避地入蜀。寒鄉之人，無復可睹文教也。因念昔日據幾欣對之樂，寤寐交心，恨不奮飛。顧北定未可期，而歲月多邁，甚至影響泯沒，但于悒也。況難中無以給晨夕，且間日筆數百字，略記平生清賞。遑言著錄，用識過眼因緣，以慰它時惜念耳。”

　　由此可知，葛康俞撰《據幾曾看》，主要是“因念昔日據幾欣對之樂”，“略記平生清賞”。該書著錄和品評中國古代書畫一百九十九件，上起西漢，下逮晚清，多為傳世經典名作。葛康俞幼承庭訓，對書畫欣賞尤為愛好。《據幾曾看》中有《鄧完白公隸書聯》一篇，記敘他童年在父親指導下觀賞外公鄧石如書法對聯的情景：

　　紙本，文曰“尋孔顏樂處，為羲皇上人”。聯向為余家藏，今不知流轉何處矣。念余齔齡，已知愛賞。先府君以病居鄉，蕭齋小園，朝日照幾案，輕易不次張此聯于壁間。坐其膝下觀之，指教聯中文字，講說先朝，因知余有是奇外公也。余小人虔敬而已。入夜家人傳燈來，吾父卻之，誠恐煙煤渝紙色也。明日早學回，觀之，吾父收卷書櫥中矣。

　　葛康俞自幼受此熏陶，加上本人精于繪事，擅長法書，于書畫創作多切身體會(從本文所附插圖足可見出)，更具深厚文史知識和藝術修養，故其著錄和品評皆切實且頗具卓見。不論是梳理源流、辨析真偽，還是探討技法、闡發畫理，都言之鑿鑿，持之有故，常發人所未發，多有開人眼界之說。因此，盡管從體例看，該書內容或長或短，近似名跡題跋，屬著錄類撰述，但其意義和價值，實遠勝一般同類著作。簡略說來，以下幾點尤顯該著特色。

　　其一，著錄品題，多有妙語，狀古人名跡如在目前，讀來悅心明智。該書談及每一名作，必尋其來龍去脈，記其丘壑布置，敘其用筆用墨之法，探作者匠心及得失，闡幽發微，多給人以啟迪。如談夏圭的《長江萬里圖卷》，葛康俞寫道：“約為元人摹本。隨卷隨展，長至數丈。高江急峽，水陸盤錯，其間屋宇人物，安置奇險。筆墨之神，固沉著痛快。觀其天被山欺，水求石縱，側目顛危。亦猶隱居放言，可當處士橫議。吾舅氏鄧以蟄以藝史稱之，擬于詩史，豈不然哉。”寥寥數語，不僅生動呈現畫面壯闊險峻景象，還點出該作約為元人摹本，因描摹真實，具有“藝史”功能。再如談宋代王詵名作《夢瀛山圖卷》：“絹本，小橫卷，《宣和畫譜》著錄。此卷山頭宗李成，落墨法唐人。空鉤以青綠填染，復用重色細皴，后來趙伯駒、伯骕、錢選皆師此法。圖中屋舍窗牖墻垣，以輕粉飛上，清新之最，況復深雅……”此段要言不煩，句句擊中要害，既追源溯流，交待畫法繼承關系，又條陳用筆用墨用色之法，非深入畫史并對繪事有切實體悟者絕難做到。

　　其二，或由點及面，或由面及點，縱橫捭闔，說理透徹。作者品題書畫，多半并非就事論事，就具體作品談具體作品，而是善于在舉一反三、觸類旁通中解說畫理、畫史和作品特色，彰顯了深厚的畫論修養。如《惲壽平山水題識合冊》一篇，從“工夫”與“天然”的關系說起，指出：“工夫、天然兩者，書畫家所欲致者此也。以畫之第一義氣韻生動言之，氣韻出于天然，生動極在工夫。故曰氣韻必自生知，非學而可幾及。是工夫非存其天然不為功，天然汨沒于工夫之轉俗也。”他以吳道子為例解釋道：“道元之畫，南宋以后無復為士人所關心，而流為匠作矣。士人之絕棄工夫，正以窮極工夫，殆無所損益于畫事之極致也。……所以汨沒于習俗者，自內之不充而放于藝，徒功力之唯馳騁焉而。故眾工之事，其于功力日積精湛，非不生動而氣韻索然。”對“工夫”與“天然”的關系作了這番辨析后，作者話鋒一轉：“惲南田之畫妙于天然，此冊紙本小頁，遍仿宋元諸家而非用功之物，未可衡量功力置石谷之下也。南田自謂山水恥為天下第二手，乃專花卉，后人惑之，故為說。”這里既探討了功力與天然的辯證關系，又解答了惲南田繪畫偏向天然，以及后期何以專攻花卉的緣由，可謂語語中的，鑒賞精到。

　　其三，知識廣博，左右逢源，考索嚴謹，多有新見。董源《龍宿郊民圖》乃畫史名作，董其昌題跋認定該畫繪宋藝祖下江南，臣民郊里以迎，表現以勞王師之意，所以叫此畫名。葛康俞覺得“證之畫中景物，無不抵觸也”。他以明代詹景鳳《東圖玄覽編》將該畫著錄為“龍繡交鳴圖”為線索，從明人陳繼儒《太平清話》言“錢塘為宋行都，男女尚嫵媚，號籠袖驕民”，悟出“龍宿郊民”系“籠袖驕民”傳聲之偽，所繪乃一時之游樂，故此畫原名應為“籠袖驕民圖”。如此評鑒，旁征博引，持之有故，釋疑解惑，令人信服。再如《成回鼓琴圖》一篇，描述該畫“小筆含蓄，松筠琴鶴，五彩絢縵，怡悅性情之作也。氣味芝蘭，同于子久，無功力操持，但美在天真”。畫上有楷書題詩云：“海天空闊九臯深，飛下松陰聽鼓琴。明月飄然又何處，白云與爾共無心。”葛康俞指出：“曼殊和尚亦有松下鼓琴圖，即以此詩題畫端。后人誤為和尚之作，入蘇曼殊集中，不知實成回詩也。余今為之訂正。”如此品題，直指學界弊誤，醒人耳目，足顯珍貴。類似辨正糾謬之論，《據幾曾看》中時有所見，其學術價值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