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和作品之間的距離——對張國龍《許愿樹巷的葉子》的一些意見

　　打算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就一直在反問自己：這樣對待一部作家的新作是否太過苛刻？明明讀到動情處，我曾淚流滿面，為什么還要批評它？我是不是把對很多兒童文學作品的不滿遷怒于它？我所說的話是不是負責任？于作者、于讀者是否有一星點兒的意義？這樣一想，我忐忑不安。但是，無論如何，我所說的，是我想說的，哪怕它囿于我的淺薄和孤陋，不能準確地把握作品，好歹它是一個普通讀者對作品真實的感受，或許也可以試著和作者討論一部作品應該如何趨向于更加完美，再自我夸大一點，或許可以撥開“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相互贊揚，透一口氣。

　　我要說的這部作品是張國龍的小說新作《許愿樹巷的葉子》(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出版)。據張國龍在“自序”中所說，小說取材于一個真實的故事。這個故事說來匪夷所思：一個16歲的女孩突然得知自己并非媽媽親生，這倒是常見的事，不尋常的是，她的親生父母正是養母的“仇人”——當年，因為生母的插足，使得養母夫婦婚姻破裂，她正是親媽和養母前夫的私生女。兩歲時，親媽因車禍去世，被將要出國的父親托付給曾經深受傷害的前妻，遭到拒絕，只好被送到孤兒院。養母經過一番思想斗爭，從孤兒院接回了這個孩子。10多年后，父親前來相認，這已經讓女孩陷入選擇的難題中，然而，世事多舛，養母又癱瘓了，當父親意識到和女兒的相認意味著要終年照顧一位癱瘓病人時，他再一次逃離了，哪怕這位病人曾經被他傷害卻以德報怨，替他養大了女兒……這個故事“折磨”了張國龍6年。他曾經為此寫了一個中篇小說，但是覺得沒有完全消化這個故事，很多讀者也向他追問這個故事的細節，再加上人到中年的滄桑，于是有了這部長篇。

　　的確，這個故事很難消化。它太超出我們所能接受的生活倫理，生活本身有時比小說更具有戲劇性。看上去，它給作家提供了一個非常難得的故事基礎——它簡直比虛構還要不可思議，還要具有沖擊力。作家也許只要給它加點作料(比如設置一下時間、地點、背景)，就已經很讓讀者震撼了。但是，問題也正在這里——面對這樣一個題材，作家應該怎樣使用它？復述這個故事？或者給它一個美好的結局？還是讓原本已經復雜的故事更加曲折？尤其是兒童小說，面對這樣一個讓人憤懣又無奈的故事，它應該如何表達？張國龍的選擇是，給女孩一個美好的明天——大團圓。我倍感失望。

　　首先，并非是我殘酷到不給讀者以希望，而是我希望作家能真心地體味這個故事，不要那么輕易地“理想化”，真正能夠讓讀者面對、理解并且熱愛這個世界，縱使它不那么美麗，而不是輕巧地就許以虛幻的美好。說實話，小說文本給我的沖擊力遠不如作者在自序中原原本本的講述。我們的兒童文學也許太喜歡給讀者“糖果”吃了，而且以為讀者就喜歡吃“糖果”。其實，真實故事中父親的再次逃離，是個多么微妙的、幽曲的、讓人慨嘆的結局，殘忍一點說，它是一個多么棒的歐·亨利式的結局。一個少女面對如此復雜如此不堪的生活，她的內心沖突該是多么的強烈？我們多么希望看到她在作者的筆下，經受內心的煎熬、掙扎，頂住一系列的打擊，像暴風雨過后的小樹苗一樣，依舊亭亭地站立起來。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富有而帥氣的父親不顧一切地彌補過往的錯誤，相認之前已為女兒和前妻備上“豪宅”，準備好了終其一生做女兒和前妻的保護傘。我甚至替那個真實存在的女孩難過——她多么希望從“作家叔叔”這里獲得內心的力量，獲得生活的經驗和智慧，好應對她那支離破碎的未來；但是作家給她的，是一個她遙不可及的瑰麗的夢、一個灰姑娘的故事，這豈不是增加了她的心理不平衡，讓她在和小說主人公的鮮明對比中，更加垂頭喪氣？在處理生活的“殘酷”方面，我們的兒童文學依舊還沒有長大，似乎沒有勇氣也沒有智慧去化解這些矛盾。其根底，也許是我們作家本身還不夠勇敢和智慧？

　　其次，也許最關鍵的問題還不在于“大團圓”。對于一部小說而言，結局是否讓人滿意，或許比一個故事如何開始更考驗作家的功力。說實話，我們現在虎頭蛇尾的長篇小說很多，包括很多成名作家備受關注的作品，也經常是草草收場，急于給讀者一個交代，讓人感覺與前面緊致的、充滿張力、吊足胃口的敘述不能般配。具體到張國龍這部小說，即便作者選擇讓讀者寬慰的“大團圓”結局，也并非不可，關鍵是要讓人物和故事“自己”做出選擇，讓讀者感覺到應該就是這樣，非這樣不可。在通往結局的路上，作家應該盡情地描述人物的心理風景，應該給出合情合理的路徑。在這部小說中，我覺得對主人公袁佳的心理描寫和性格發展處理得不夠細膩和深刻，對袁佳、養母、生父三個人之間的矛盾和愛憎展開得不夠。說到底，作者和人物之間還是隔的，沒有把自己徹底地投入，也沒有把自己徹底地向讀者敞開。這是張國龍的散文和小說的一大區別。他似乎在散文寫作中更能貼近自己的內心，而小說，更加考驗作家對自我與小說人物之間關系的處理，也就是說，40歲的男性張國龍必須要能體會、把握16歲少女袁佳的感受(以及更多人物的感受)才行。但是讀這部小說，我總覺得張國龍和自己筆下的人物隔著很遠的距離，我甚至覺得張國龍和我這個讀者一樣，都是這曲悲歡離合的觀看者。我在外面，是因為張國龍沒有把我拉進去；張國龍在外面，是因為他還不夠大膽地對讀者敞開自己，或者在觀念上不夠大膽地把自己的人生悲歡寫進“兒童”文學。

　　相反，張國龍的散文有一種動人心魄的坦誠的力量。曾在多年前讀過他一篇回憶童年的散文，題目已經忘記，但非常清楚地記得他寫到上學路上遇到蛇的情景，至今想起來我還有那種涼颼颼的驚悚感，也正是從這篇文章里約略了解到真實的張國龍，或者說孤獨、敏感、聰慧、內秀的少年張國龍。另一篇印象極深的散文是《親情的距離》，寫自己一家和奶奶那種難以說清的感情，親情與隔閡、誤解同在，血濃于水，又充滿無奈，在大量的憶及祖父母、外婆之類的文章中，那是我讀過的極不一樣的一篇。這樣一個張國龍，理應能夠寫好這部小說。但是我覺得這部作品遠不如《親情的距離》寫得大膽，寫得深入，寫得那么貼近自己——小說只有貼近了自己，才能貼近讀者。我其實很想問他，這部小說中包含了多少你自己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感受，又包含了多少你對人性的失望與希望？在寫這部小說時，你是不是有太多的顧忌？是不是太過輕松？你是否敞開心扉，在小說里表達你對人生真實的感受？

　　讀這部小說的過程中，腦海里一直回蕩著的除了張國龍的散文，還有《綠山墻的安妮》。說起來，孤兒安妮也是一個足夠“悲劇”的人物，但是在女作家露西·莫德·蒙哥馬利的筆下，卻成為一部如此甜蜜、清新、幽默、富有生氣的小說，我們仿佛能聽到安妮身體里都在回蕩著的歡快歌唱，雖然安妮也不得不面對摯愛的馬修的去世，以及瑪瑞拉的衰老。張國龍的本意，也希望將袁佳塑造成這樣一個雖然身世不幸卻依然樂觀的女孩，但是他的塑造更多的是在第三者的講述中完成，而不是通過主人公自己的話語和行動來表達，也就是說袁佳的性格更多的是作家“交待”出來的，而不是她自己表現出來的。這也是現在很多小說的通病，作品中的人物如同木偶一樣，不會說話，不會行動，多是敘述性語言，也因此難有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這又讓我想起“淘氣包馬小跳”系列，它的暢銷自然原因多樣，但是我認為和楊紅櫻能夠讓人物“動”起來也不無關系。袁佳的養母也是如此，她應該是一個感情豐富而又充滿矛盾的人物，像收養安妮的瑪瑞拉一樣，既非常愛她(當然袁佳的養母愛得更復雜難言，袁佳的名字即是“冤家”的諧音)，又要表現出一副“嚴母”姿態，非常具有戲劇感，但是張國龍并沒有寫好這個人物。無力掌控人物內心世界和性格還有一個“明證”，即養母的日記。這些塵封的“日記”顯然不符合養母的身份，她所生活的年代、她的年齡、她的高中學歷、她的職業等等，都決定了要有符合“這一個人”的話語，小說應該給讀者一個“真實”的虛構空間，人物的所言所行要符合他的身份，然而，我讀這些日記，感覺這是張國龍在說，而不是養母的私語。

　　張國龍的兒童文學創作已經有10多年了，為什么要單單挑出這部作品來批評？因為我覺得這一次張國龍差點就寫出一部能夠符合他氣質的佳作了，可惜，失之交臂。恕我直言，雖然張國龍已經出版了很多兒童小說，但是能讓人記住的很少，似乎還難以找出一部能夠稱得上是他代表性的作品。他的很多小說，包括《許愿樹巷的葉子》，總是選擇有些調侃的語調，這是現在兒童小說的“時尚”，似乎現在的兒童生活總是這樣張牙舞爪，缺少內在的幽默和機智，頂多只能算是“俏皮”，而這種感覺與張國龍本人的氣質顯然是難以合在一起的，難免失之刻意。我記得他在“前言”中簡略提到，“40歲這一年，我的生活如平靜的河床突然改道，和某些電影、電視劇的劇情驚人相似。‘四十不惑’，我惑上加惑”，透露出他本人的生活中所經受的變故與惶惑，這個時候的他也許更能體味袁佳的感受。多么可惜，這個故事那么接近張國龍的氣質和他的精神世界，又恰巧能夠承載他對藝術的追求——張國龍說自己所推崇的文學作品應該能夠“詮釋曠達、通脫、通透的人生境界，面對苦難、悲苦時從容、淡定，直面死亡時釋然、優雅……”他所推崇的作家要能夠發現現實生活中無處不在的“微妙關系”，能夠描摹出人與人之間光怪陸離的關系。袁佳的故事原型給張國龍提供了多么好的機會。然而，張國龍被一些兒童文學的流行病捆住了手腳，沒有把這個故事所包含的豐富性傳達出來。

　　當然，如此不留情面地批評這部作品，并非因為它一無是處，那樣的作品根本不值得批評，而是因為它還不夠好，以張國龍的才華，它應該更好。(劉秀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