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比想象的更有力量”

　　文學界關注“70后”作家的創作新變 ——

　　“他們比想象的更有力量”

　　今天，當人們談起“70后”作家時可能會露出迷茫的表情——他們是誰，寫了什么，寫得如何……可要是說起“50后”、“60后”和“80后”作家，便不會有如此多的空白。很長時間以來，“70后”作家就這樣悄無聲息地被前后幾代人遮蔽，盡管他們始終在以文學的方式存在并思考著，從個體出發探尋人與世界的關系。

　　其實，自上世紀90年代“70后”作家首次引起批評界關注至今，這一陣營已經出現了一大批頗具實力的作家，衛慧、周潔茹、棉棉、朱文穎、金仁順、戴來、魏微、安妮寶貝、阿乙、曹寇、路內、梁鴻、徐則臣、盛可以、魯敏、喬葉、馮唐、李師江、計文君、付秀瑩、慕容雪村、李修文、張楚、李浩、東君……這個創作群體內部蘊涵極為豐富和復雜，他們遭遇了時代生活和文學內部的巨變，因而創作本身也發生了許多變化。作為承上啟下的“中間代”，他們正逐漸走進人們的視野，并為日后成為真正的“中堅代”而積蓄力量。

　　為了梳理青年作家的創作態勢和創作成果，總結青年作家尤其是“70后”作家的藝術特色和風格，有針對性地發現問題、尋求對策，6月5日，青年創作系列研討·“70后”作家的新變研討會在京舉行。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李敬澤出席會議并講話。30多位在京評論家及專家學者與會研討。中國作協創作研究部主任梁鴻鷹主持會議。研討會由中國作協創作研究部、中國作協小說委員會共同主辦。

　　怎么就成了“邊緣人”

　　許多人喜歡用如下說法來界定“70后”作家——邊緣人、“零余者”、離散的一代……這基本概括了他們如今的狀態，用胡平的話說，有點上下夠不著、文學市場兩邊不討好的意思。往前，他們沒有趕上純文學的興盛，“50后”、“60后”便在那時脫穎而出；往后，他們又沒被市場經濟下崛起的通俗文學所看重，而這已經是“80后”名聲大噪的時代了。這逼迫他們進行著“馬拉松式”的寫作，無法寄希望于機遇的突然到來，而必須通過具有大氣象的作品來突圍。

　　電影《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是一個屬于“70后”的故事，張頤武認為，影片中的男生張開便是對眼下“70后”作家最恰當的概括。“張開坐在墳地邊悵然若失，這一代作家也是如此，他們是坐在墳地邊上寫他們的自傳。”工業化、城市化讓他們無所適從，因此筆下的人物多是晃來晃去的多余人，與郁達夫筆下的零余者有相似之處。作為在純文學濡染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他們試圖用現代主義去馴服資本入侵帶來的一切，解決無法確立自身位置的焦慮。盡管創作實績擺在那里，但從整個文化視野來看，還沒能創造出令人矚目的文化價值。

　　“漂泊在外，無家可歸”是陳曉明對“70后”作家的看法。他認為，這是與歷史和文學離散的一代人。與前輩相比，他們失去了反抗的對象和資源；與后來者相較，他們又與消費社會隔著一層。與其說是他們逃離了中心，倒不如說這是被放逐的一代。每個人難以歸類，是不能夠被歸納以及拒絕被歸納的一代。“漂泊在外，無家可歸”是他們寫作的特點，也體現了其寫作的意義。

　　“70后”生活在一個相對穩固的、常態化的社會中，并未經歷過那些改變國家民族命運的歷史事件，同時他們又從上世紀90年代多元開放的氛圍中獲取了思想給養。梁鴻談到，這一代人在當時缺乏對歷史的自覺，所以經歷了從歷史的“不及物”到“及物”的過程，“在關注歷史時開始意識到歷史是多元化的，不僅是大事件構成的歷史，同時也是人的歷史、小事件的歷史。我們有時可能缺乏自信和膽識，因為大量閱讀經典讓我們更加不確定自己的位置和水準”。

　　“70后”作家變在何處

　　不管主動還是被動，“70后”作家都呈現出了低調的特點，他們在夾縫中尋求生機，在壓力中默默進取，在堅持寫作中站穩腳跟，并逐漸顯現出特點。而從上世紀90年代被命名至今，這一代人的創作本身也發生了許多變化。

　　“以前的作家解決的都是怎么才能吃飽的問題，這代人開始關注吃飽了以后怎么辦”，李洱認為，這是以往中國哲學和文學中從未處理過的經驗。這與郭艷提出的“在衣食無憂之后如何面對物質主義生存”的話題不謀而合，“從傳統到現代的現代性是這一代作家所關注的”。

　　施戰軍提出，“70后”作家的最大特點是帶著體恤和理解看待人并思考“人何以如此”。在此之前，“50后”善于追問“我是誰”，“60后”則關注“我怎么了”， “70后”發現了一個很好的寫作方向。他們把關注點聚焦到個體生命上，不針對所謂的社會歷史風云，而轉向文學本該關注的個體生命的遭遇，這正是經典性寫作的特征。

　　寫個體遭際并不意味著只停留在生活的小切口處，對此，李云雷談到，“70后”從關注生命的疼痛感擴展到了更廣闊的中國經驗、公共話題，并對其進行有生命感的描述。創作越來越具有歷史感，他們以虛幻、有意思的方式處理并非親身經歷過的歷史，表達這代人對歷史的理解。

　　寫自己曾是這代作家熟悉的路子，然而隨著寫作經驗的積累，有的人已經不滿足于此。岳雯發現了兩個值得關注的變化，一是以自我為橋梁觀照他人，比如在《拆樓記》《胡文青傳》里，對他人的理解就變得無比重要；而更勇敢的一步，是他們以正面強攻的方式直接進入歷史，探詢社會之所以如此的成因。或許，這代作家最終將告別“經驗個人”，走向一個更宏闊更繁復的世界。

　　從寫作走向創作，或許是“70后”成熟的標志。楊慶祥談到，這代作家正從自我抒發走向對文學史書寫的延續和重寫，向更本源性的問題提問思考。比如《六人晚餐》試圖追問大時代格局下人的孤獨與隔膜，阿乙的短篇對人性的復雜進行探究。與這些內容題材相聯系，小說也必然在體裁、形式上出現新的探索。

　　深受現代主義影響并繼承了先鋒文學遺產的“70后”，其審美和藝術風格與前輩也有不同。白燁以平民視角、冷峻敘事、游戲因素來概括。平民視角隨處可見，求學者、小文人、都市白領、無業游民等大量進入作品。冷峻敘事源于作家清醒與懷疑融合的態度，他們不盲目歌頌、不抽象暢想。因為更看重“意思”而非“意義”，把游戲性因素帶入了文學寫作，從而擴展了文學的表現力與感染力。

　　張檸認為，“70后”作家的出道帶有半商業半文學色彩，李師江、盛可以、徐則臣都是如此。《北妹》等在寫生活時帶有一股狠勁，而李師江對物體有著獨特體驗和描摹，顯示出高超的敘事能力，《跑步穿過中關村》寫“北漂”生活呈現出了這代人的精神變異。他們不是時代的參與者，而是觀察者和思考者。

　　他們是未來的中堅力量

　　無論從年齡還是作品來看，此時此刻的“70后”作家都處在了一個相對成熟的創作階段。他們接續了正統的文學傳統，汲取了中外文學經典的營養，經歷過文學期刊的淘洗和訓練，經受了市場大潮的洗禮，對歷史和自我都持有審視的態度，目前仍堅定地朝著選擇的方向前行。毋庸置疑，他們將是當代文壇未來的中堅力量。

　　“他們比我們想象的更有力量”，李敬澤對“70后”作家給出了這樣的評價。他認為，這一代作家的創作具有極大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他們有力構成了當代文學的中間地帶。因此，他們的境遇以及在中國文學創作版圖中的格局和出路，應該引起評論界和理論界的關注。眼下，這樣一批作家正逐步顯示出真正的力量，他們以創作實績提醒著所有人，其最好的作品正在創作中。對這個群體進行整體考察和估量，對啟發他們的創作并由此帶動更多青年作家的創作具有重要意義。

　　孟繁華認為，這么多年之后，“70后”作家具有了不可忽略的文學地位。他以幾位作家為例論及其創作成果。他說，魏微的中短篇具有相當的思想深度和藝術的疏異性；李師江的小說糾正了現代小說建立的“大敘事”的傳統，個人生活、文人趣味等被重新鑲嵌于小說之中；魯敏既寫過去也寫現在，她關于“東壩”的敘述已經成為小說的重要部分；東君寫與當下似乎沒有多大關系的故事，但就在看似不經意的故事中，表達了他對世俗世界無邊欲望的批判；計文君的小說則典雅、端莊，既有中國古典文化的氣息，也融合了西方20世紀以來小說的技法和元素。

　　“他們中毫無疑問是會出現大作家和大作品的”，吳義勤也看好“70后”的創作。他說，批評界還沒有對他們給予足夠的重視，用一個統一的名稱來命名為了解、認識他們提供了許多便利，但也會遮蔽個體的特色，所以還是應該更重視對具體作家作品的分析評論。這一代人告別了極端化寫作，從而使得文學呈現出更多可能性，假以時日，他們一定能寫出讓讀者銘記的優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