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性原則及其他——評竇零詩集《洞簫橫吹》

　　詩是極為感性的文學樣式，用心地去感受，才是鑒賞它的最佳方式。中國古代文論中的“點染式”符合這一原理。曹丕的《典論·論文》、鐘嶸的《詩品序》、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莫不為我們提供了鑒賞與批評的范例。因此，要評論回族詩人竇零的詩集《洞簫橫吹》，我十分重視自己的第一感覺。

　　充滿哲思與禪意，是竇零詩歌的一大特征。“枯坐也是菩提樹/時間長了，心或空或寂或如灰/身后就蓮花燦爛/眼中氣象萬千”，這樣的詩句似乎透露出竇零寫作的玄機，表現出他的悟性與才氣。他詩化這一盡人皆知的佛教箴語，眼中卻氣象萬千，這就為自己的創作定下了一個基調：宿命雖無可逃遁，生活卻是豐富多彩的。

　　他的許多短詩寫得極富哲理，如：“洞外看洞中/歷史像隧道/幽深又朦朧”，“洞中看洞外/萬宗歸寂/都一個空”。“人生如浮世流云/三十年前唱一支歌/三十年后唱另一支歌”，“井千年之前是井/井千年之后仍然是井”等等，都很耐人尋味。假定沒有經歷世事滄桑，假定沒有生活的歷練，假定沒有對存在與虛無的追問，竇零又將何為？

　　是的，“我是誰？我何由而來？何往而去？”幾乎是每一位詩人對生命的叩問。于是，他夢蝶，夢釣，夢蟬，靜坐，思考著人生又迷茫著人生，歷經著世事又疑惑著生命，回望著歷史又敬畏著永恒。他于抽象中感悟著過去、現在和未來，于具體中約會著友情、愛情與親情。印經院、閉關堂等，似乎寄托著他的禪心，雪山、極地似乎藏匿著他的天籟。從先人那里獲得啟示，亦空亦寂；從愛情中獲得溫暖，多愁多思。這樣，竇零以詩性彰顯人性，便在詩歌中活得蓮花般燦爛。

　　關于“空”的迷茫，似乎是中國文人無可逃遁的宿命。有人說，《紅樓夢》中就一個“色”字、一個“空”字。除了佛教的影響，也許對生命存在的驚奇和不可捉摸，才是詩人內心真正的情結。人生短暫，世事無常，而生命又是那么美好。時間的無始無終與生命的轉瞬即逝，構成了中國詩歌千古吟唱的主題。誠如張若虛在《春江花月夜》中寫到的那樣：“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這種情感化的哲思，成為中國詩人的重要基因，似乎代代相傳。有人說，“詩之所以為詩，不僅是情感的宣泄，而且是思考的發現”，因此，詩歌中可以表現深刻的哲理。詩的哲理表達應該是多彩多姿的，而在這當中，以對生命的叩問最能引起共鳴。

　　竇零詩歌的另一特點，是富于抒情性。自古而今，抒情永遠是詩歌不變的品質。“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中國的古典詩詞，莫不以抒情為其主要藝術特征。也有像《古詩十九首》那樣的敘述與白描，但內在的抒情性依然顯見，故能達到“溫文以麗，意悲而遠”的境界。潛在其中的，是強烈的生命意識。從“五四”新詩到新時期詩歌，詩的抒情方式仍然是詩歌表達的主要方式。

　　“好詩莫過近人情”，一直是人們判斷詩歌的美學標準。竇零的抒情讓我們進一步見證了他的詩人氣質。在《山中的日子》中，他寫道：“是什么使山中的日子這樣憂傷又這樣充滿希望/那高高聳立的雪峰何等榮耀又多么寂寂發涼/山風注定在溝谷中流連忘返/山花爛漫時芳草就碧連天/山里有長亭有柳樹有古道俠腸代代夢想/先人們用什么在堅石上刻出謎一樣的蒼茫……”結尾他說：“固守是另一種高尚/山中，這世上越來越少的還能藏一點永久的地方”。這類詩將抒情與哲理結合，平緩的語調中隱藏著一種遼遠的意境，押韻的句式沒有牽強的別扭，是讓人讀得輕松而又能回味的作品。而在《漸行漸遠的古鎮》中，他寫出了一種歷史感、滄桑感，充滿生活氣息和現實元素，其所包含的內容是比較豐富的。“記憶似一位得道高僧/已坐化在四季之外”。竇零在憶念中的古鎮坐擁山川，洞簫橫吹，歌吟著過去、現在與未來，他的調子輕慢，他的笛聲悠揚，有一種空靈與生活實感交融的意境。

　　當然，竇零的抒情沒有更為宏闊、更為厚重的氣質，沒有中國文人常有的“大任擔當”。其實這類抒情往往是在歷史的變革和社會生活的動蕩中出現的時代情緒，不應該要求每一時每一人都應該具有。當我們的社會步入和諧發展的時候，當民心更為寬松自由的時候，我們應該允許詩人抒發個人的情感，只要他所抒發的感情是真實的。因此，我們對竇零“亦空亦寂”或愛意摧生、鄉戀使然的抒情，就不必有更多的苛求。這也是使詩回到現實生活，回到詩自身的理念。

　　作為少數民族血統的詩人，竇零的詩沒有顯現出更多的民族色彩。他用漢語寫作，在他的詩歌中有豐富的漢文化的營養。“康巴作家群”中如意西澤仁、格絨追美、達真等，莫不如此。一方面，他們身上流淌著本民族的血液，另一方面，他們又熟練地用漢語寫作。民族的融合，成就了這種現象。民族交融中的文學創作，肯定是康巴作家群研究中繞不開的命題。

　　本來，民族母語創作應當更能表達少數民族特有的性格特征和他們對外物的觀照、對內心的感應。但在中華民族的融合中，在時間和空間都變得更加沒有距離感的現在，特別是在康巴作家群中的不少作家都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的情形下，用漢語表達情感就成了他們的必然選擇。竇零亦然。

　　那么，“康巴作家群”與漢族作家有何區別呢？主要還是表現在多數作家在寫作對象、寫作內容的選擇上體現出民族性和地域性，而非在語言表達上體現出民族性。雪域、高原、藏傳佛教、民族風情是他們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竇零在詩的內容上的康巴色彩更弱化。我們或許只能說，是康巴的地域文化氛圍造就了這個群體，這個群體的作家又存在著差異。

　　其實，詩人就是詩人。與其他詩人別無二致，竇零詩歌中的詩性抵達是說不清道不明的。“星星眾多的日子/我便偷偷地寫了一些詩句/然后獨自一人燒掉/有一個聲音始終在召喚”。他寫詩，也許是命定的選擇。那遠處召喚的是什么，只有詩人能聽見。

　　這里似乎存在著一個問題：詩是什么？古往今來，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試圖用理論來框定一個概念是困難的。當我們可意會不可言傳地體驗詩歌的時候，我們不需要為之找到一個定義。從文藝批評的角度講，中國古代文論中的感悟式和點染式，見出明顯的優勢。無形中從接受美學的角度對文本進行了補充、完善乃至創造性延伸。這似乎提示我們，貼近生活實際與創作實際，才是文藝批評獲得源頭活水的必經之途。

　　從竇零的詩歌中，我還想到關于詩歌語言的問題。當內在的情感不得不發的時候，語言是詩性表達最關鍵的形態。那么，什么是詩性的語言呢？

　　我們常說，詩要具有“形象思維”，即在思維的方式上應該是非邏輯的。當詩人情感的閘門打開時，涌出的應當是意象、畫面、感受等。思想的光輝應該通過藝術的意境表達出來。而這些要素的實現，則必須通過語言。

　　在我看來，詩歌的語言應該是優美的。詩是一種以美感感應人心的獨特藝術形式。它訴諸于人的情感，以有無感染力和感染力的強弱見出優劣。它的韻律、節奏感要強，好讀好記應是其優點而不是缺點。杜甫“晚節漸于詩律細”，對詩的韻律講究可見一斑。“五四”以來，聞一多等詩人也是十分講究詩的格律的。

　　用詞、用字上，詩歌也要講究精練。古典詩詞中，像“亂花漸欲迷人眼”中的“亂”字，“春色滿園關不住”的“關”字，“巴山夜雨漲秋池”的“漲”字，都是很搶眼的、很傳神的。新詩雖不像古典詩詞那樣強調“詩眼”和推敲字句，但語言的精練還是非常重要的。而形象化、陌生化的表達肯定能讓人耳目一新。但陌生化又不能只注重形式意味和語言趣味。一些玩文字的詩之所以隔膜于讀者，正在于其遠離了詩歌內在的詩性原則。這就需要詩人在繼承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

　　從這些角度來看，竇零的詩歌在語言表達上雖有可圈可點的地方，但也有一般化或相對落套的地方。他有的作品語言還不夠感性，意象的創造還不夠新奇，內在的律動還不夠跳躍，在智性的感知與文字的靈動上，還須再下功夫。竇零用漢語言寫作，而漢語自身的特點，在無形中約定了新詩發展應遵循的原則。因此，人們對他的期待，也許莫過于在繼承漢語詩歌的優秀傳統的基礎上，實現自我的突破和創新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