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遺后時代”的關注與守望

　　2013年，對于“非遺”保護是非常具有紀念意義的一年。到今年，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實施至今整整1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也整整10年。

　　目前，我國已有37個項目入選聯合國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成為世界上入選名錄項目最多的國家。今年的6月8日，是我國第8個“文化遺產日”。

　　在中國，很多“非遺”項目處在少數民族地區，“非遺”項目中的少數民族文化遺產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因此，“非遺”保護的成果從某種程度上顯示了少數民族文化保護的成果。

　　從不知“非遺”為何物到“非遺”成為中國人熟悉的詞匯，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這10年之路走得如何？而10年之后，“非遺”之路又應該怎么走？

　　十年“非遺”：從有法可依到全民保護

　　在日前文化部舉行的紀念《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頒布10周年論壇上，與會專家學者認為，作為較早加入公約的國家，我國近年積極開展各項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依法保護、科學保護、全民保護”已經成為“非遺”保護中的寶貴經驗，這些經驗不僅對我國“非遺”保護和傳承至關重要，也為“非遺”保護研究工作探索出了一條新路。

　　“依法保護”方面，2005年，國務院相繼出臺了《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和《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201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通過。從此，“非遺”保護步入“依法保護階段”。出臺相關法律，也是履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責任和義務。相關數字顯示，中央財政已累計投入21.0249億元“非遺”保護工作經費，2013年專項經費計劃投入6.6298億元。目前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工作，調查的資源達87萬項，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國家、省、市、縣四級“非遺”名錄體系，公布了3批共1219項國家級“非遺”項目。此外，命名了國家、省、市、縣級“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認定了4批共1986名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

　　“科學保護”方面，同時開展了搶救性保護和生產性保護。一方面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對瀕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及年老體弱的傳承人進行全面的拍攝、記錄，并及時形成檔案、建立數據庫；另一方面為了激發非物質文化遺產自身的活力，通過建立示范基地等措施，進行生產性保護。目前文化部已命名了第一批41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為開展生產性保護提供了有效示范。同時，我國啟動了非物質文化遺產整體性保護，目前已設立了15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十二五”期間計劃投資10億元試點建設100個非遺保護利用設施。

　　“全民保護”方面，從2006年開始，我國將每年6月的第二個星期六確定為“文化遺產日”，大力開展展覽、展演、論壇、講座等宣傳展示活動，營造了全社會積極參與保護的良好氛圍。近年來，在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等傳統節日里恢復或舉辦了多項民俗文化活動，已連續舉辦4屆中國成都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節，讓民眾有更多走近和認識“非遺”的機會，形成了自覺保護“非遺”的主動性。而“人人都是文化遺產的主人”，正是今年“文化遺產日”非物質文化遺產活動的主題。

　　申遺成功后挑戰仍在

　　自2003年《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通過至今，全球已有153個國家成為《公約》締約國。而《公約》批約速度之快，遠遠超出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制定和通過的文化領域的其他公約。在不久前的非遺節召開的“中國成都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大會”上，各國代表都認為，《公約》超快的批約速度正體現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符合人類的整體利益”的原則。

　　今年的非遺節形成了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保護可持續發展的新綱領《成都展望》。《成都展望》寫道，非物質文化遺產對于處在經濟社會轉型階段的國家而言尤為寶貴，而且在全球范圍內，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包含著規避沖突和解決爭端的機制，這些機制可以為建設和維護世界和平作出應有貢獻。同時，在幫助應對自然災害，尤其是在災后重建、恢復社會結構和文化認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但文件同時也提出，未來的“非遺”保護工作要正確處理繼承與創新、保護與利用的關系。就在《成都展望》推出后不久，6月22日，第37屆世界遺產大會投票通過中國云南哈尼梯田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這是我國第45處世界遺產地。但對于哈尼梯田來說，“成名”意味著挑戰的真正開始。如何保護景觀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不要消失？如何避免商業化對遺產地帶來的沖擊？如何將保護管理與旅游發展更好結合？這些問題成為了當地政府的巨大挑戰。

　　近年來，過多的商業化開發，使很多“非遺”的“保護”變成了“創收”。而且很多“非遺”項目處于相對偏遠的民族地區，這些地區本身面臨著需要發展的問題，如何在 “保護”與“發展”之間找到平衡？

　　對比1997年就入選世界文化遺產的云南麗江古城，在申遺成功后的10多年間，選擇了 “以旅游發展反哺遺產保護”的模式。如今的麗江成為旅游業的寵兒，但原住民大量外遷，傳統民族文化逐漸消失，活態文化的保護并不成功。因此，在紅河哈尼梯田申遺成功后相關部門召開的專家懇談會上，如何兼顧保護和開發成為討論的焦點。相關負責人表示，“我們不發展人山人海的觀光式旅游，而更多的是發展一種體驗式和參與式的旅游，讓每個旅游者都擔負起保護和傳承哈尼梯田的責任”。眾多專家則表示，能夠真正留住使梯田文化體系得以世代傳承的哈尼原住民，才是哈尼梯田成功申遺的意義所在。

　　而在非遺保護的10年中，“申請熱”和“保護冷”一直是不容忽視的現象。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主任王文章表示，政府主導主要體現在立法、規劃、指導和經費投入方面，而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傳承人作為傳承主體，社會有關機構等作為保護主體，應該共同在保護工作中發揮根本性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社會公眾要不斷樹立起自覺參與保護的意識，共同從輿論和實際工作中推動保護工作的開展。社會公眾自覺參與保護的程度，決定著“非遺”保護的實際成效。

　　比如2009年被聯合國正式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侗族大歌可謂是侗族文化的一張名片。除了當地的政府部門積極想辦法，各種民間團體如侗族文學學會，也在協助有關部門做好保護和傳承工作。侗族文學學會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起，就一直致力于侗族大歌的保護、傳承和發展工作。隨著時代變化，相關負責人認為，侗族大歌的保護必須進行戰略轉變，就是不僅要鞏固侗族大歌的基礎、原生地——侗寨，而且要走出侗寨、走出國門，放聲電視，飛歌網絡。他們協助組建了農民大歌隊，組建京城侗族大歌隊，帶隊到北京、廣西等地演出，還漂洋過海，到日本演出，使侗族大歌這幾年名聲在外。

　　公眾和民間團體的自覺保護意識正是“非遺”的希望所在。

　　“非遺后時代”應更關注守望者

　　在中國民協日前舉辦的“呵護傳承人、關注守望者——非遺后時代民間文化傳承的實踐與思考”理論研討會上，專家們把走過10年之路的今天命名為“非遺后時代”。在馮驥才看來，從中國民協在2003年啟動了中國民協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到今天，“非遺”保護工作已經進入了新的時代：“前10年，我們通過全國對56個民族、960萬平方公里進行全面的地毯式的調查，經過了搶救、保護、整理和建設，基本上摸清了‘非遺’的家底，建立了一個初具系統的保護體系。完成之后我們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就是‘非遺后時代’。我們應該想想，‘非遺后時代’我們應該做什么？”

　　專家們認為，進入當前社會文化轉型的重要時期，傳承人才是“非遺”保護事業真正的主題和主角。如何發揮傳承人的作用，怎么更好地激發他們的創造活力，促進傳承，是真正實現保護的重要舉措。

　　中國文聯黨組副書記李屹表示，傳承民間文化遺產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只有保護好民間文化遺產的傳承人，才能使民間文化遺產永續傳承。因此對民間文化的保護首先要落實到對傳承人的保護上，

　　中國民協副主席曹保明認為，雖然“非遺”的相關法規出臺之后使“非遺”保護有法可依了，但目前的法律條款只只從個人的角度保護，不注重從集體和國家的角度保護。比如現在日本、韓國大量沿用中國的東西，造成我們很多民間文化無法保護。所以“非遺”保護應該從國家層面來考慮，才能有效地保護傳統民族文化的生態系統。還有專家提出，目前的法律管的是大的原則性問題，但是細致的法規性保護還沒有，操作性很弱。

　　馮驥才表示，在“非遺后時代”村落的消失、傳承文化的變異和傳承人的認定等問題都值得關注。“從2000年的360萬個到2010年的271萬個，10年間中國一共消失了90萬個村落。我們的“非遺”項目大部分在村落里面，少數民族的文化也基本上是在村落里面，而不是在城市里面。村落承載著文化，如果村落沒有了，少數民族文化也就沒有了。此外，傳人離開本土要進入城市里面，在市場或者旅游景點謀求生路，因為商業的要求，就產生了文化上的變異，比如剪紙變成機器刻了。另一方面，代表性的傳承人一旦認定以后，原來那種團體的傳承，就轉變成個人的傳承，這種單線傳承把保護工作的成敗存亡放在一個人身上，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自此，馮驥才認為，政府對于非遺的管理和幫助傳承人要有承擔，傳承人自己更要有責任感。

　　專家表示，在“非遺后時代”，應該真正從重申報轉向重保護的道路，關注傳承人的現狀和今后的發展，關注民族文化的守望者就是關懷民族文化的根脈、民族文化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