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花街

　　家鄉那條上百年的小街，叫花街。近水靠山臨田壩，長達百米左右，多么難得。所謂的花，是大家從溪河里撿來規整的石頭，砌出漂亮的卵石路面。

　　花街對我家來說，非常重要。外公、舅公、姨公、大舅，加上我們家，五戶人家相距不遠，呼喊得應。小時候我就發現，站在花街大喊一聲，特別的興奮。

　　我大舅是村干部，喊過開會、出工。那些聲音一過，人們就像聞風而動的鳥兒，紛紛走出家門。小時候，我一個人去外婆家，要走過拐一個彎的街中間。街兩旁的木樓，多數黑黑的，一家家堂屋門張開著，在昏天黑地時，幽深可怕。只有看到了外婆家和大舅家，我喊一聲，聽見回應，怦怦跳的心才安定下來。

　　一段時間，父母忙沒人管我，就請我的姨婆幫忙。姨婆住我家對面，80歲了，帶我很用心。在我對生死沒有半點概念時，姨公姨婆相繼去世，尤其是姨婆的死，讓我一上街就很不習慣。以前，幾米寬的街，我興沖沖地跑過來跑過去，現在變了，感到街頭街尾總有老人的身影。上學的年齡還沒到，我在大人做輕松的農活時就去田邊玩，看媽媽和大舅在田地里耕耘。有時，外婆不看牛了，她在下頭街一喊，我就腰掛小柴刀，或者手拿一把鐮刀，肩扛一根不大的釬擔，跟著上山去學砍柴。

　　下雨天，堂屋窗外掛滿了屋檐水，滴滴答答在花街上彈奏，非常好聽。夏天的正午，明亮的陽光從樓上沿著板壁，走上花街，再慢慢地從另一面回去。逢年過節的花街，成了每一戶人家的一部分，被我們打掃得特別的干凈。

　　“對門坡上有根柴，彎彎扭扭走過來”，在砍柴時，我們經常用這樣的詞句表達對蛇的恐懼。后來，我也開始背起書包上學去了。大舅他們這些干部商量決定，我們這些小學生，大約從三四年級起，應該開始學做農活了。于是，在街頭，我和同學們你呼我喚，拿上農具，高高興興地加入了勞動的大隊伍。

　　花街當年最有意義的事情，是公社組織一些大的活動。街后的山坎上，有兩棟小木樓是辦公的地方，小的會在木樓里進行，有慶祝一類的大型會議，便安排在一里外的中學操場。一些大隊、生產隊的隊伍經過花街，都會敲響手中的鑼鼓，把街上街下變得喜氣洋洋。大舅是大隊干部，與大隊支部書記住隔壁，每次他們都認真組織街上寨上的隊伍去開會。每次公社開黨員干部會，花街也會熱鬧很多。外婆家對面只有一個干部的稅務所，木樓雖然破舊卻顯得較寬，旁邊一戶黨員家的樓上也很寬敞，常安排有開會的人員在那里吃住。每當討論，大家把凳子搬到街上來，坐成圓圈。念報紙的聲音，教唱革命歌曲的聲音，常常激起我的向往。

　　我和街上許多人一樣羨慕大舅，他有兩兒一女，大兒子在長沙當工人。他雖然沒什么文化，但我覺得他的境界高，很低調，能忍讓，是優秀的黨員干部。外公去世時是“文革”期間，他自覺不按舊俗喊祭做道場。媽媽去世時已經改革開放數年，父親已退休，他卻生怕辦喪事在街上造成不好的影響。媽媽勤勞一生，人緣又好，外婆和其他親戚都不同意簡辦我媽的喪事，聞訊而來的親朋好友很多，大舅才不再多說。當時我從花街走進縣城、遠赴省城，這期間外婆辦了喪事，舅公辦了喪事，從老家接來的滿婆也辦了喪事，大舅和我父親商量，為了不讓我千里迢迢奔波，也不讓影響我的工作，都是事后才告訴我。

　　花街，留給我最痛苦的記憶，就是我媽辦喪事的場景。媽媽的棺材放在我家堂屋，門外的上下街，擺著許多親戚同學和單位送的祭幛花圈，鑼鼓嗩吶鞭炮聲，親人們的痛哭聲，我想，這是永遠也磨不去了的記憶。

　　每次春節回家，走過花街，看著一棟棟熟悉的房子，我都會想起一個個老人。大舅因年齡偏大不當村干部后，熱心起公益事業來。他主動找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改造花街。當時的街上人家，有的買了汽車，有的買了拖拉機、農用車，早出晚歸天天在外趕場，在卵石路上行走不便。為這事，鄰居們也來我家找我。從上級得到一點資金支持后，大舅和村干部喜笑顏開。他們擇吉日，一個個細節把關，終于把花街變成了水泥路面。

　　過后，大舅又與大家計劃修進山公路、修河堤、修旅游景點，我看他是活得越來越有境界、越來越有味道了。在得到當地政府部門支持的同時，他偶爾也給我念叨一兩句，希望我給村里的建設多多少少幫一點忙。

　　每當我想起花街，想起親人，想起大舅他們，常常悲喜交集。走在新修的路面上，我反倒感到不適應了。一年回家，看到大舅病得很重，不能出門，我的心頭很不是滋味。花街沒有了，老人們也一個個去了。一天夜里，我突然接到來自老家的電話，說大舅去世了。

　　這以后再回家鄉，看著一幢幢拔地而起的磚房旁，剩下幾幢默默不語的老樓，就會想起一個個逝去的老人。走在沒留下一點花街痕跡的水泥路上，我會默默地陷入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