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述民族那段悲壯的西遷史——新疆當代錫伯族作家訪談

郭基南 　　　　　　　　　　富金才 　　　　　　　　吳文齡

　　新疆伊犁的錫伯族人有著一段悲壯的歷史。18世紀中葉，清朝政府從盛京(沈陽)等地征調錫伯族官兵及其家屬數千人，西遷至新疆的伊犁地區進行屯墾戍邊。錫伯族人每每談起這段歷史無不感慨萬千。近期，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楊春和他的學生們采訪了郭基南、富金才、吳文齡、賀元秀等新疆錫伯族作家，請他們談談對文學寫作和民族歷史文化的看法。

　　提問：請簡單介紹您的創作情況。

　　郭基南：我的文學創作是從話劇開始的。上世紀40年代初，當時發起組織了抗日話劇比賽，在王為一老師的鼓勵下，我創作了第一部話劇劇本《在原野上》。沒想到，劇作演出之后得了比賽第一名，很受觀眾歡迎，連演41場。之后我又寫了《在太行山下》，這個劇也演出了很多場。因為老師給我們上課時也講了很多的短篇小說，所以我也開始嘗試寫短篇小說。新中國成立后，我又創作了一些詩歌，先后出版了《心之歌》《烏孫山下的歌》等詩集。當我覺得自己的經歷足夠豐富的時候，我又開始進行長篇小說的寫作。我內心總有一種責任感，就是在錫伯族人不太擅長的那些文體中努力寫作，可以說這是一種“文體焦慮”吧。

　　富金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從報刊雜志上閱讀了一些文學作品，開始模仿漢語詩歌進行寫作。我的處女作是一首小詩《金橋》，用錫伯文寫的，發表在《新生活報》(現在叫《察布查爾報》)上。沒想到它得到了一些肯定，也就在那時候我有了創作的念頭和信心。在伊犁第二師范學校讀書時，我又用錫伯文寫了敘事長詩《哥妹泉》，后來這部作品獲得了第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除了詩歌，我還寫短篇小說和散文。我最近寫了一部雜文集，也是用錫伯文寫的，但我已譯成漢文，準備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吳文齡：我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創作的，當時用錫伯文創作了第一部作品《山路》。這部小說講述的是民族團結的故事。錫伯族在西遷之后，立了城墻，和其他民族的來往比較少。后來解放了，民族之間的交往才變得多起來。《山路》描述的就是這種民族交融的境況。后來又寫了兩部長篇小說——《喋血金佛》和《血膽名獵》，都跟錫伯族的歷史密切相關。其中，《喋血金佛》對我來說有著特別的意義。這是我第一部用漢語創作的小說，也因為它我才逐漸被讀者所接受。現在，我還堅持寫作，正在創作劇本《大西遷》。

　　提問：您是如何走上寫作之路的？

　　郭基南：我走向寫作之路，是因為讀了比較多的文學作品。在我小的時候，長輩們經常給我們講述一些故事。這其中既有《三國演義》《水滸傳》《東周列國志》之類的小說，也有“梁祝”、“牛郎織女”、“白蛇傳”之類的民間故事。在我二叔的影響下，我還背了一些唐詩宋詞。后來我對這些東西都很熟悉，經常對著長輩背誦和“演說”，錯了他們就幫著指正。慢慢地，我也開始注重對本民族文化的了解，并關注現實世界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思想上也越來越開闊了。到了青年時代，我又接觸了魯迅、郭沫若、茅盾、老舍、艾青等名家的作品。正是在這些作品的影響下，在王為一等多位老師的指引下，我才真正成為一個寫作者。

　　吳文齡：我的創作受到民間文學很大的影響。我外公、外婆、媽媽都很會講故事。小時候沒有電燈，點著油燈，黑咕隆咚啥也看不見，吃完飯沒事干，大人們就開始講故事。那時候經常有很多人來我家聽故事。后來我外婆去世了，我媽媽接著把故事一個個講完，我整理后出版了一本《錫伯族民間故事集》。這本書到現在還有人在看，試圖通過它來了解錫伯族的歷史。后來接觸的文學作品就多了，比如《三國演義》《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當代的作家，我比較喜歡王蒙。他的一些作品寫的是少數民族題材，因為我自己也經歷過，所以讀起來就很有共鳴。我經常借鑒他在寫作上的技巧，來表現本民族的東西。

　　提問：“民族身份”對創作有沒有影響？

　　郭基南：在創作中，我們確實應該學習和繼承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但是也要注意跟其他民族之間的交流。就我自己來說，錫伯語、漢語、滿語、維語、哈薩克語我都會，這利于我進行文化上的吸收。我翻譯過《高山下的花環》《在新疆獄中斗爭記》等作品，這對我的創作很有幫助。我一開始是用漢語進行創作的，后來才改用錫伯語，在漢語世界中所受到的那些訓練讓我把握了很多的寫作技巧。

　　富金才：我是看著許多錫伯文書籍長大的。在我的思想里，有很深的錫伯文化情結，所以讀到那些書中所描寫的有關錫伯族生活的內容，感到很親切。既然是看著、讀著錫伯文長大的，所以在寫作時就不自覺地使用錫伯文了。但我特別羨慕那些能夠進行“雙語寫作”的人。在我看來，“雙語寫作”就是：一個作家既能用本民族語言也能用漢語(或其他第二語言)進行創作，他能夠自如地運用這兩種語言。我雖然也會漢語，但是我用漢語進行寫作時，都是先想好錫伯文的表達，然后再“翻譯”成漢語表達出來。因為我的漢語是從書本上學來的，不是從生活中學來的，不像我的小孫女，她從小就開始學習漢語了。我現在期望那些既懂錫伯族的歷史，又能用漢語自如表達的作家能夠多寫一些作品。

　　提問：民族的西遷史對錫伯族作家意味著什么？

　　郭基南：錫伯族的西遷歷史，對于每一個錫伯族人來說，都會有著特別重要的影響。我們民族的歷史上產生了很多與此相關的文學作品，比如錫筆臣的《離鄉曲》和管興才的《西遷之歌》。錫筆臣是我們錫伯族的大文豪，像“四書五經”中哪一句話在哪個地方，他都完全熟悉。《離鄉曲》有120行，有人說這首詩寫得像打油詩一樣，可能不是錫筆臣的作品。但我還是認為這是錫筆臣的，他故意寫得通俗一些，這樣就容易流傳。最重要的是，他的很多用語是屬于那個時代的。管興才的文筆則很犀利，他的國學功底也很好，后來整理了前人的西遷詩作。在這些作品中，我們錫伯族的后人能夠感受到民族歷史的清晰脈絡。

　　吳文齡：民族的西遷史對我的創作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我的好幾部作品都跟這個題材有關。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曾前后7次到東北一帶，凡是有錫伯族的地方幾乎都去了。我就想看看第一故鄉是不是像老人們所講述的那樣。我們現在每年都有西遷節，就是為了紀念：我們從哪兒來？為什么到這兒來？來之后都做了什么？所以，這會無形中影響我們的創作。但是對于錫伯族的這段歷史，我們這些后人也并不能夠完全熟知。當時的情況都是口耳相傳的，后來有人將之用文字進行記載，所以有些內容我們能夠了解，而有些內容則隨著前輩們的逝世而隨之失傳，這是很可惜的事情。

　　提問：請談談錫伯語文學的發展概況。

　　吳文齡：上世紀80年代，懂得錫伯文的人比現在要多得多，出版的書籍，一般都能夠賣出三五百本，有的甚至達到1000本。但是后來情況就變差了，年輕的作家大多都使用漢語進行寫作了。堅持用錫伯文寫作的也大多寫詩歌，寫長篇小說的很少。這是錫伯語讀者變得越來越少的原因。現在錫伯文作品能賣個百來十冊就不錯了，但是印得太少印刷廠又不讓印，所以出版變得越來越困難。現在國家給了一些扶持政策，情況可能略有緩解。但是，寫作畢竟是一件非常孤獨的事，作家需要得到讀者的積極回應。所以，在目前的狀況下，要求青年作家大規模地回歸到錫伯文寫作中，是一件不大現實的事情。

　　(采訪人：楊春、馬金龍、張楠、王亞楠、楊金超、姜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