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下河文學流派”初探

　　上世紀80年代初，江蘇高郵籍作家汪曾祺以小說《受戒》《大淖記事》復出文壇，在隨后的30余年間，在高郵鄰縣包括泰州的興化，揚州的寶應，鹽城的鹽都、東臺、阜寧、建湖和南通的海安等地，一大批生于里下河、長于里下河的作家相繼登上文壇，形成里下河作家群。眾多優秀作品先后問鼎全國重要文學獎項，特別是畢飛宇先后榮獲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王干、吳義勤榮獲魯迅文學獎，引起文學界的廣泛關注。這批作家的地域文學創作得到了文學界的認可，一個充分體現文學地理特點的文學流派——“里下河文學流派”逐漸形成。

　　“里下河”區域的界定

　　談論“里下河文學流派”，必須弄清楚“里下河”區域的界定。“里下河”不是一條河，而是由四條水系構成的一個地域。“里下河文學”是里下河地域范圍內的文學。

　　“里下河”，是江蘇蘇中地區里河與下河之間區域空間的簡稱。里下河地區是一個10000多平方公里的平原。其地理范圍為，西接里運河，東牽串場河，北靠蘇北灌概總渠，南達老通揚運河。“里下河”雖屬平原，但在地貌上又是江蘇省長江與淮河之間最低洼的地區，四周高中間低，地形如鍋，是典型的洼地，境內河湖相連、水網密布、土地肥沃，是著名的魚米之鄉。

　　“里下河”大致有4個行政區，包括揚州、泰州、鹽城、南通等地。具體有揚州的高郵、寶應，泰州的興化、姜堰，鹽城的鹽都、東臺、阜寧、建湖和南通的海安等地。其中興化和建湖是里下河的腹部地區，而尤以興化處于最低洼位置，俗稱“鍋地洼”。

　　“里下河文學流派”

　　作家概況

　　里下河地區自古以來文氣很盛，文人輩出。新中國成立后，里下河文學創作迅速發展，逐漸涌現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小說家、評論家、散文家、詩人，形成了一個創作群體，主要代表作家有汪曾祺、胡石言、夏堅勇、曹文軒、費振鐘、王干、汪政、劉仁前、朱輝、畢飛宇、顧堅、小海、吳義勤、龐余亮、魯敏、沈浩波等，創作了大量優秀文學作品，蔚然成為一種文學流派。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自然環境和地域文化對生于斯長于斯的作家來說，有著無法擺脫的影響，但不同的作家在進行創作時，由于對地域性文化特征的重視和吸收程度不同，因而在創作中呈現出的地域性特征具有顯在和潛在、鮮明和模糊的差異性特點。具體而言，里下河文學流派的作家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作家順序按出生先后排列)：

　　一是從地域文化的影響力上看，里下河地區形成了以文化核心區為代表的標志性作家群和以文化輻射區為代表的周邊作家群。前者有汪曾祺、胡石言、夏堅勇、曹文軒、費振鐘、王干、王堯、汪政、劉仁前、朱輝、畢飛宇、顧堅、羅望子、小海、吳義勤、龐余亮、賈夢瑋、魯敏等，這些作家有的是土生土長的里下河人，有的是曾長期生活在里下河地區。后者如沙白、陸文夫、葉櫓、黃毓璜、丁帆、黃蓓佳、朱曉進、唐曉渡、張小波、劉劍波、吳晨駿等。但是，不管是文化核心區還是輻射區的作家，他們的文化之根都深深埋藏在里下河文化的沃土中，其文學創作和研究范疇呈現出鮮明的地域文化內涵。

　　二是從題材和風格特征上看，里下河地區形成了一批地域特色鮮明、具有一定相似性的作家群和具有文本探索風格的作家群。前者如汪曾祺、胡石言、曹文軒、劉仁前、朱輝、畢飛宇、顧堅、龐余亮等，他們在創作中以里下河地區為主要表現對象，描寫里下河的人情和地域風貌，創作了大量充滿地域色彩的鄉土風情作品，他們的作品大都追求清新自然、沖淡平和的風俗畫描寫風格，具有散文化與詩化的特征。后者如高行健、魯羊、朱文、劉建波、沈浩波等，這類作家延續了上世紀80年代文學創作的實驗色彩，重在表達純粹私人化的生活體驗、個體邊緣性的經驗等，他們成為里下河文學流派風格豐富多樣性的代表。

　　三是從體裁上看，里下河地區形成了一批在全國具有影響力的小說家、評論家、散文家和詩人群體。在小說方面，有汪曾祺、胡石言、陸文夫、高行健、曹文軒、黃蓓佳、劉仁前、朱輝、畢飛宇、魯羊、祁智、劉劍波、張小波、顧堅、羅望子、吳晨駿、龐余亮、朱文、魯敏等小說家。在評論方面，有葉櫓、黃毓璜、何永康、丁帆、朱曉進、徐德明、劉祥安、費振鐘、王干、王堯、汪政、姜廣平、吳義勤、何平等評論家。在散文方面，有夏堅勇、費振鐘、劉春龍、賈夢瑋等散文家。在詩歌方面，有沙白、唐曉渡、孫昕晨、曹劍、陳義海、姜樺、小海、丁捷、沈浩波等詩人。

　　我們對“里下河文學流派”的界定，主要以汪曾祺所作《大淖記事》獲得1981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為發端，此后在里下河地區逐漸形成一批題材、風格、審美屬性具有一定相似性的文學流派。

　　“里下河文學流派”

　　文學成就和特點

　　一是文學創作與評論兩翼齊飛。里下河文學流派不僅有全國著名的文學創作代表人物，還有在全國有影響的文學評論家。依照文學史的發展規律，一座文學大廈總是由作家與評論家所共建，而里下河文學流派呈現出作家與評論家共同書寫的特點。這與里下河歷代文人重視文藝理論研究息息相關，這里不僅有清代“揚州學派”代表人物王念孫、王引之父子，還有被譽為東方黑格爾的劉熙載等，這種獨特的文學基因，對整個里下河地區的文學創作都影響深遠。在里下河文學流派中，既有汪曾祺、畢飛宇這樣在當代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家，也有費振鐘、王干、汪政、吳義勤、何平這樣的國內有影響的評論家方陣，這種獨特的文學流派現象，在國內文學界并不多見。

　　二是文化傳承生生不息。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奠定了里下河文學流派的堅實根基。劉熙載的《藝概》、施耐庵的《水滸傳》、出身鹽戶的著名鄉土詩人吳嘉紀、“揚州八怪”等等。晚清以后，隨著新的社會因素的滲入，里下河文學步入轉型期，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里下河文學進入一個新的重要發展時期，出現了汪曾祺的《受戒》、夏堅勇的《湮沒的輝煌》、曹文軒的《草房子》、劉仁前的《香河》、朱輝的《白駒》、畢飛宇的《平原》、龐余亮的《薄荷》、魯敏的《六人晚餐》等重要作品。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有的作家走出了里下河，作品中依然充滿里下河的氣息。這些作家從這塊土地上走出去，帶著對家鄉的深深眷戀，用筆下的文字書寫故鄉的靈魂。可以說，里下河文學流派的作家創作大多植根于里下河這塊熱土，既有各自鮮明的創作個性，又有相通的文化根源和精神氣質。

　　三是本土文學創作極其旺盛。里下河地區文風昌盛，文學成就突出，不僅表現在有大量的著名作家，更有一大批扎根本土，默默寫作的本土作家。以興化為例，不僅有像費振鐘、王干、劉仁前、朱輝、畢飛宇等在全國影響較大的作家，更有一大批勤奮筆耕、堅守本土的作家，他們自己有一份職業，或是教師，或是機關工作人員，甚至是農民、工人、商人、學生、離退休職工等，這部分作家構成了里下河文學創作大軍，他們甘于寂寞，堅守故土，筆耕不輟，用自己手中的筆，傾訴自己的文學情懷，以顯著的創作成果展示了地方寫作這個群體存在的價值。近10年間，里下河地區出版文藝類圖書達400多種。據不完全統計，2011年，僅興化市就出版了12種。

　　四是內外交互的良性循環。里下河文學流派中，除堅守本土文學創作的大批作家，更有像汪曾祺、畢飛宇等眾多走出本土、走向江蘇、走向全國，甚至走向世界的作家。這些走出去的作家以自身的引領作用，有效反哺本土文學創作。如果說，在上世紀80年代汪曾祺復出之前，里下河作家群只是零星而不成氣候，而80年代初，汪曾祺的引領使得里下河作家真正集群，并進入孕育期。90年代以來，畢飛宇長篇小說以及中短篇創作的豐碩成就，對里下河作家群的成長起到了顯著的推動作用。同時，許多本土作家安于故土，執著書寫故鄉，不斷提供新鮮的地方文學經驗，使得走出去的作家們能夠在更為廣闊的空間中返視故鄉，深情演繹故鄉。在里下河本土生活的作家與走出里下河的作家，這兩股合力里外呼應，共同造就了里下河文學創作的高峰，推動了里下河文學的發展。

　　“里下河文學流派”

　　的審美屬性

　　一是“水”、“土”交融的文化品格。里下河地區有著豐富的社會歷史文化積淀，綿延其中的便是這一地域文化本身固有的文化精神：“水”與“土”的精神，表現為一種剛柔并濟的文化品格，“水”的品格釋放出細膩、自由、溫婉、靈動的精神姿態，而“土”的品格卻又綻放出樸實、頑強、倔強、剛毅的生命風姿。

　　一方面，“水”孕育了里下河文明，千百年來，在人們的長期生產和交流中，里下河地區形成了與“水”難分難解的“柔”的文化品格，它細膩、溫婉、節制、沖淡。“水”是里下河作家作品重要的組成部分，水使他們的作品似乎處處都染上了“水”的色彩，它溫柔細膩而又不乏剛強，它們飽含的水鄉風情在文本中隨處可見。水不單是里下河作家作品的重要內容，也是影響其創作風格的重要因素，正如汪曾祺所言，“我的家鄉是一個水鄉，我是在水邊長大的，耳目之所接，無非是水。水影響了我的性格，也影響了我的作品的風格。”國外有研究者認為，汪曾祺的“小說里總有水。即使沒有寫到水，也有水的感覺。”《大淖記事》等以“水”開篇，《受戒》的經典結尾即為里下河水鄉風光的優美抒寫。里下河作家在小說中寫了大量水鄉特色元素，比如鮮活的水產，臨水而建的棲身之所，里下河作家筆下的人物似乎終日做著水鄉的營生，撐船打漁、挑籮把擔、養鴨孵雞、打粽箬、翻菱等。劉仁前的《香河》更是用優美的筆觸，細膩描述了清靈的里下河之水，作品中彌漫著氤氳的水氣。

　　另一方面，里下河的地形四周高中間低，呈現出特殊的“鍋底洼”地貌形態。這塊貌似封閉的土地，保留了古老的文化傳統，保留了里下河地區從土里生長出來的、在苦難面前砥礪出來的“剛”的文化品格：樸實、倔強、頑強與剛毅。里下河作家一方面眷戀這片生我養我的熱土，另一方面又抒寫了這片大地的苦難，以及面對苦難的韌性與剛強。畢飛宇《平原》的背景是壯麗而輝煌的蘇北大地，它以一種帶有沖擊力的美震撼讀者：“麥子熟了的蘇北大平原金光燦爛，盛夏季節的蘇北大地浩瀚綠色無邊，大雪覆蓋下村莊浮腫可愛，北方呼嘯中光禿禿、瘦而尖銳的樹枝帶著惹是生非的模樣。”同時，畢飛宇深刻地體會到里下河這篇土地的苦難以及人們飽受折磨的心靈，在《平原》中，他用細膩的筆調描寫了莊稼人生活的種種艱難，然而他們并沒有認同接受、安于現狀，而是主動的試圖反叛或逃離，如“端方”、“混世魔王”他們盡著自己最大的努力，頑強地向苦難發起挑戰，改變命運，并不惜為此采取各種手段。《香河》《白駒》《薄荷》等小說無不表現出了里下河人在面對這塊土地的苦難和政治風暴時無可奈何、平靜面對、靜緩度過的韌性。

　　二是“南”、“北”交會的文化形態。評論家何平指出，里下河地域處在江蘇南北兩個極點之間，屬于江蘇文學曖昧不明的區域，從這里出發的作家具有亦南亦北，亦陰柔亦堅硬的特質，其作品具有和諧、樸素的美質，畢飛宇的鄉村和江南文人的鄉村有著一定的距離。

　　一方面，里下河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處于江蘇中部和北部的維揚文化、楚漢文化的交會處，兩種文化彼此相互影響、融合。維揚文化和楚漢文化成為江蘇文化乃至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歷史、地理的原因，里下河文化實現了楚漢文化與維揚文化的有機融合；明代“洪武趕散”使得江南人口向蘇北一帶遷移，客觀上使得里下河文化中加入吳文化的成分；明末至清代，里下河成為很多野逸狂放文人避難或棲身之所，更使得里下河文化體現出豐富的兼容性。作為南北兩種文化的交會地，里下河地區既承受著楚漢風韻，又傳承著維揚風騷，在幾千年的南北文化交融、積累中，在自然條件、社會政治經濟、人文風俗等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里下河地區以細膩、從容、樸實、頑強為主要特征的地域文化形態。

　　另一方面，這種特殊的地域文化形態，也使得里下河文學流派的審美內涵趨于沖淡平和，形成了里下河文學流派沖淡、細膩的藝術特征，可謂南北兼收并蓄，呈現出充和、自然、從容的姿態。在這種地域文化形態的影響下，汪曾祺的小說在風格上不注重故事情節，沖淡、樸素而和諧。他喜歡描寫故里舊人舊事中的日常生活，他敘述的時候往往淡化了故事情節，因此，在小說中沖突甚少，平淡從容，仿佛是一部風情記錄，如《異秉》《受戒》《晚飯花》《故里雜記》《鑒賞家》等。這種細膩、沖淡的藝術風格還表現在詩意的描寫上。從里下河水鄉成長起來的作家們，既感受著獨特的水鄉特色，又因地域崇文尚雅的詩畫文化的源流，這些作家多曾作詩、多愛作詩或目前還在作詩。畢飛宇寫玉秀情竇初開的一段文字猶如一首抒情詩，劉仁前筆下的“香河村”：“春來楊柳泛綠，濃蔭覆蓋，如煙似霧，整個村子全籠在綠蔭里，成了綠色的世界”。可以說，里下河作家擅長用詩般的語言敘事。

　　三是“雅”、“俗”共生的本土生活哲學。里下河地區城市文化和農耕文化歷來較為發達，這兩種文化“雅俗共生、兼容并蓄”，對里下河文學創作影響很大，這種影響不僅表現在里下河文學流派外在的文本顯示，諸如對地域風貌、風情的描繪等，也表現在那隱藏于作品中獨特的生活哲學底蘊。

　　一方面表現為崇文尚雅。里下河地區歷代官府均重視學校教育，刻意培育崇文的社會氛圍，每年都在文廟舉行盛大的祭孔儀式。里下河地區還有“崇文尚雅”的民風，無論城市或是鄉村，里下河人對風雅之事充滿向往，主要表現在：里下河人有諸多風雅之好，特別是對詩文書畫的推崇，這種長久的文化熏陶使得里下河人表現出一種自然而然的崇文尚雅的文化氣質。里下河文學作品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大都喜愛風雅之事。特別是汪曾祺的許多小說，諸如《歲寒三友》《故鄉人》《鑒賞家》等小說中，出現了畫畫的靳彝甫，診室布置風雅的醫生王淡人，做生意卻懂畫的葉三等。在汪曾祺筆下，鞋匠高大頭、收字紙的老白、開肉案子的龐家老三都懂一點“文化”。此外如畢飛宇《平原》中的孔素貞，劉仁前《香河》中的教書先生柳安然等，這些成為里下河“雅文化”的代言人。這種城市文化的內涵還表現在生活上追求“安逸”，這是里下河地區鹽商文化發達所致，對奢逸生活的追求豐富并發展了里下河地區的休閑文化，生活節奏散漫，善于忙里偷閑，里下河人好品茶、洗澡、聽書，這些都在里下河文學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現。

　　另一方面表現為質樸的平民精神。清末以來漕運、鹽業改制后，商業經濟的繁華不再，交通樞紐的地位也逐漸丟失，城市文化由繁華走向凋敝，而以農業為主、原生態的農耕文化卻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顯得較為平穩，這里是著名的“魚米之鄉”，地勢平坦，土地肥沃，使得里下河人安于一種平頭百姓的農耕生活。這種文化形態，發展并壯大了以泰州學派為代表的“自然人性論”，追求表現“鑿鑿有味”的樸實生活內涵，主張“以自然之為美”，倡導傾聽“百姓之邇言”，崇尚表現“率真”、“俗善”的拙樸生活之美。以李贄為代表的泰州學派所創立的平民主義生活美學，不但豐富了中國美學史寶庫，而且對后來的里下河文學也有重要影響。里下河作家普遍具有平民精神，他們認同自己“蘇北樸民”的角色。汪曾祺深受市井文化的浸潤，他在其中聞到一種質樸而生動的平民氣息。畢飛宇說，“我出生在鄉下，直到今天我依然認為我是個鄉下人。”在平民化文學精神影響下，里下河作家堅持從平民生活寫起，還原實際生活中的人物、事件。畢飛宇將“寫作如居家過日子”自定為小說創作的美學標準。劉仁前、龐余亮描寫熟悉的鄉鄰鄉親，熟悉的鄉土風物，作品呈現出自然、鮮活的本態。

　　四是豐富多彩的民族敘事藝術。里下河地區歷來曲藝(評話、彈詞、清曲、道情等)、戲劇(揚劇、淮劇、木偶戲等地方戲)在民間流行。施耐庵的《水滸傳》，明末清初著名評話藝術家柳敬亭，乃至后來揚州評話著名老藝人王少堂等等，他們的故事或者說書的內容至今廣泛流傳。這種地方曲藝和戲劇的興盛，使得里下河文學流派呈現出豐富多彩的民族敘事藝術。

　　一方面，走進里下河作家的文學世界，我們不難發現該流派對里下河民俗文化進行摹寫，已經成了作家們刻畫“人”的一個主要手段，他們都在作品中對里下河地區的特殊節日、節氣、飲食等民俗習慣作了相當細致的描寫，使得作品充滿了濃烈的地域色彩，匯成巨幅的里下河風俗畫卷。汪曾祺被贊譽為“風俗畫”作家。從早期的代表作《雞鴨名家》到《異秉》《受戒》《大淖記事》《歲寒三友》《晚飯花》等等，涉及里下河地區的婚、喪、嫁、娶到和尚出家、“燈節”等風俗。其他代表作家作品，如《平原》《香河》描寫了婚喪嫁娶禮儀繁復的全過程，其中《香河》被專家譽為“里下河風俗的全息圖”，其婚俗描寫尤其詳細，每個程序及其中的“講究”均無一遺漏地描繪出來，并突出其藝術性、趣味性。可以說，里下河作家“無俗不成書”，不論人物生活如何窮困或政治背景如何特殊，作家都用大量篇幅不厭其煩、有板有眼地介紹里下河風俗，展開一幅幅具有濃郁里下河地域文化色彩和強勁生命力的民俗畫卷。

　　另一方面，里下河小說家在敘述語言上模仿評話的說書技巧，小說中廣泛使用俚語和擬聲詞。劉仁前、朱輝等里下河作家普遍認為，不使用方言寫作就無法表達出特定的地域風情，就少了一層味道，因此熱衷于以方言來強化作品的地域特點。他們將里下河百姓語言“干脆的語氣、短促的語調、開朗的表情”作為小說語言的母體，自覺做到很短、很口語化。里下河作家小說創作無方言、俗語不開口，堅持在讀者認可的基礎上進行口語化寫作，善于在作品中插入大量的俗語、鄉間俚調、歇后語、號子、順口溜、民間曲藝、評話、道情等。此外，還模仿說書藝人的口技，大量使用擬聲詞和語氣詞，《平原》中的“拿來噻”、“曉得咯”、“急煞格”；《香河》中的“這哪里你春雨做的活計唦”；《白駒》中的“他們八面威風，夸！夸！夸！皮靴震天，馬蹄得得”，這些擬聲詞和語氣詞的使用，都使讀者如聞其聲，頗具揚州評話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