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寫作的碎念

　　一

　　我有個朋友，姓孟，其性情與我熟絡的其他友人截然不同。她養過豬，在一個面館打過零工。多年來，她過她的，我過我的，疏忽了彼此，偶爾通個電話，也大多是最近怎么樣、在忙什么之類的閑話。那些日子，天老是陰著，到處有一股子霉味，索性去拜訪她。

　　她極其慌張，趕緊到水池子邊上，搓洗油乎乎的手，然后撲到鏡子面前，飾粉了臉蛋，再來到我面前，拉我鉆進潮濕的蚊帳里嘮些家常。平日里，她愛往熱鬧的地方去，詼諧得近乎變態。那一回，一改往日的風格，像遭了寒霜的茄子，支支吾吾，說一句停一下，琢磨了再說。我已然沒了逗留的余念，給她撿了掉在肩上的一根頭發絲，團了團，扔進墻角的紙簍。送我出了門，她像個孩童，捂著嘴，羞答答地拋過來一句：“你就是細致。”

　　這句話，確實讓我愣怔了好一陣子。我倒是覺得細致是文人慣用的，出自一個圍著鍋臺轉的女人之口，叫我反思了很多次。這個女人念書不多，才念到初中，還老是謀算著各種小理由不上課，上也是多半打瞌睡。她能說出文人說的詞，固然是有我還不曾熟絡的“內在”。

　　后來我才知道，孟姓廚娘是聽說我搞上了文學，費了許多心思概括出了“細致”這個詞，贈與我的。她過于害怕橫在我們之間的一堵墻，害怕哪一天對不上我的話，顯得窘。其實，我只是披了件文學的外衣，骨子里依舊是多年前與她勾肩搭背的那個人，依然是腳踏土地的老實孩子。

　　我坦然地接納了“細致”這個文縐縐的說法，因為它大抵應了我最近幾年的心境。在我看來，藝術創作有點像縫紉之類的手工活，針腳的糙與細，雜亂與齊整，縫的都是心情。一個隨意一個在乎，差別是很大的。幾番修剪，細致得要命，日本電影導演宮崎駿就是這么創造了十來部優秀作品的。《哈爾的移動城堡》《千與千尋》是我喜歡的。就說《懸崖上的金魚姬》里面的波妞，其臉部表情，僅僅5秒鐘的鏡頭，宮崎駿要繪畫師花上兩周時間，畫出百種，一笑一顰，連唇形都不厭其煩地調整，直到與前后劇情以及現時場景相吻合。

　　細致，是一種態度。在寫作上，弄出初稿、二稿，乃至五稿，更多次的修改，靜得像鏡子一樣的人才坐得住，要不然，老早就下館子去了，尋歡樂去了。

　　二

　　我是跟鄰家小子玩鬧到懵懂年齡的：甩紙板、彈玻璃球、蹚泥水、摔跤、掰手腕……凡是男孩子玩的，我都玩。整天灰頭土臉，還鉸了個小子頭。小子頭，是母親給鉸的。母親說，跟男孩子玩要有男孩子的模樣。那一段時光，看著真是野，可以稱為假小子。

　　那時候還流行玩紙偶。紙張不是純白的，有田字格或橫線，顏色或紅或綠，都是從作業本上扯的。在這些紙上剪出祖爺祖母、父親母親的模樣，還剪出一群兄弟姊妹。紙偶一家人過得紅火，那光景比真的生活還光鮮：出行坐馬車；抱酒壇子去就能說來一門親；雖說也會生病，背到郎中家，給打個針就好了；沒有窮人，沒有饑餓，沒有殺戮。

　　玩紙偶，糖紙就用得著了。女孩們拿出漂亮的糖紙，一是顯擺吃的糖種類多，能看出這家人的箱子里有多少銀子。二是看誰壓得更平整，從中品出其為人德行，細致不細致，是否懂得持家。“顯擺”，在那個年代，一點都沒有張揚夸耀的意思。顯擺的人，即玩紙偶之人，神情與姿態不炫耀，不索求，干干凈凈的。

　　轉回來，如今見一些孩子，小學還沒有讀完，其眼神里面多的是泥水般的欲求，多看上幾眼也看不見其心地。讓我久久的懷念小時候的伙伴們，純白，一如我在短篇小說《灶披樓》里寫的留守兒童蓮白。

　　這里說的“純白”，是一種整體姿態的釋說，是鬧中有很穩當的靜。在異常嘈雜的包廂內，扭擺著跳個舞也罷，坐在軟軟的座榻上也罷，我亦然聽得見我的靜。

　　這種姿態，往大了說，就是要有自我、有主見。由此，我喜歡“你很隔路”之類的話。“隔路”是東北話，有很挑剔、不合群、不招人待見的意思。搞文學的人，似乎需要有這樣一種精神。

　　三

　　說起“挑剔”，又該說到文學了。在“想”的起點上，添了一個“象”， 念頭就大不同了。文學關注的就是這個“不同”、這個“內在”。什么環境出什么人，一個家庭、一個民族、一個時代，中和拼湊成了一個人的內在。文學中的人，不是母體幾月懷胎孕育出來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大膽地說，是揉捏出來的面人，怎么捏怎么是，能說各種話，很有趣。當然，在這個的過程中，它是匯聚的、濃縮的，已然辨不出水和面粉了。

　　水是文人想象出來的水(或肥料)，面粉就是萬般人，是萬態的老百姓。打個比方，一個人的文學如同植下的一棵樹，其根源在于大地，扎根在老百姓的生活之中。這片土地是旱了還是澇了，樹的根須第一時間洞見，枝椏上方能長出接地氣的果實。說得俗一些，它應該具有一股泥巴味兒，既鮮亮又真實。這番光景，無關季節，無關天象。

　　說說我最近寫就的中篇小說《村疃記》，里面有個叫喜梅的，就是以孟姓廚娘為原型的農村婦女。小說中寫道：“喜梅挑出一對糞筐，看見祥爺，嗓門就尖細了說，沒個伴，看你這臉色土的。”“喜梅老早就卸了扁擔，歪著頭，看得脖子酸了，惱悻悻地說，是老天爺要留根的命，不怪誰。”“喜梅拎出豬食桶，往木頭槽子倒的食，許是被踩了，忽地喊喚一聲，怪異的聲音傳得很遠，但消無得沒有雜音，鄉村頃刻間再度沉入死寂中去了。”每次讀罷這些文字，我都會久久地陷在與孟姓廚娘相伴的過往記憶之中，有時不免破涕為笑。小說中的小男孩留根，是個病秧子，留個小辮，是我兒時眾多玩伴中的一個縮影。他不甩紙板，不彈玻璃球，玩的是滾鐵圈、彈弓子。

　　四

　　有人說，搞文學的人都是瘋子。大白天，拉著厚簾子，大半天不說一句話，偶然出一趟門，裝得很正常的樣子。這些都是“我”這個搞文學的人干的。碼字是個樂子，各種苦，各種寂，都化成一個趣，何樂而不為呢？

　　然而，大抵搞文學的，看什么，想什么，是慣常的。但是，表面的“想”是一回事，深層的“想”是另一回事。一日凌晨兩點多，寫作累了，跟一個文友閑聊幾句。聊罷，我說我這兒的天都亮了。坐在北京雅居的他說，天還黑著，怎么就亮了？很是訝異。我說其實天是亮了，只是我們看不見天已經亮了。他回答，你這么想，就能寫好小說。我還沒有寫好小說，頗為慚愧。

　　靜，或許能讓一個人全然地進入“沉思”。全然深遠的“沉思”，猶如樹根與土地的親密接觸。樹根離了土壤，活不長；土地上假若沒有樹，或沒有草，裸著，多少會顯得貧白。親密接觸，是愛的方式。一個人有了親密接觸，方知愛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仗賴著想象，那些再也回不來的往事，這些正在經歷的生活，一波波如浪花般來了，所有資以書寫的密語來了，文章就有了。如此說來，是密語遴選了搞文學的某個人，而不是搞文學的投奔了密語。這個密語，講的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事。這種與眾不同，總能打動一些人。

　　打個比方，文學像不像一只鳥？這只鳥有一對看不見的翅膀，長在文人的后脊上，一支翅是洞見和體驗生活，另一支翅是內在的想象。說來說去，終究是離不開生活和想象。想象之魅，是無邊無涯的。不過，它有諸多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