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字記錄民族文化的變遷——新疆當代錫伯族作家訪談

佘吐肯 　　　　　　　　 阿蘇 　　　　　　　　 賀元秀 　　　　　　　 郭曉亮

　　佘吐肯、阿蘇、賀元秀、郭曉亮都是新疆錫伯族作家，但他們對錫伯族的歷史、現實及前景卻有著不同的理解。這么多年來，他們執著地進行文學創作，通過作品表達自己對民族文化的思考。近期，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楊春等人對他們進行了采訪。

　　提    問：請簡單介紹您們的創作情況。

　　佘吐肯：我大學畢業以后到伊犁工作，當時州里準備搞一個文藝匯演，我就寫了一些東西。我主要創作的是詩歌。我覺得，在創作中，要表達出自己獨特的感情，而且表達的方式盡量和別人不一樣。我試圖讓我的作品真正表達出錫伯族人民的心聲，真正具有本民族的風格特色。后來開始做翻譯，翻譯了史詩《西遷之歌》。我正在寫的作品是長詩《察布查爾暢想曲》，表現的是錫伯族西遷過程中涌現的許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我準備寫五章，第一章是“圖伯特頌”，第二章是“額爾古倫傳”，第三章是“哭德可圖”，第四章是“悼卡爾馬納”，第五章是“詠素花”。現在，第一章已經發表了，第二章也快完成了。

　　阿    蘇：我發表的第一篇作品是詩作《唱晚》，當時發表在《伊犁日報》上，詩中描寫了村莊夜晚的一些景象。我后來主要寫詩，寫了有300多首吧。我覺得，寫詩也是在娛樂自己，不是為了寫詩而寫詩，為了創作而創作，是自己想寫了才寫。寫詩的時候，我總是回憶起自己的童年，因為當時的那種場景沒有了。我很想在那些場景里感受自己的童年和自己所經歷過的。在曠野里、在草灘上，獨自一人聆聽蟲鳴，太陽火辣辣地在頭上照著，有一種很溫暖的感覺。我經常在詩歌中尋覓這種安靜、緩慢的場景。我也寫了一些別的作品，1984年，我的電影文學劇本《鸚鵡和美爾根枝》發表，這是根據錫伯族民間故事改編而來的。

　　賀元秀：我1978年進入新疆師范大學中文系讀書，并在那里開始嘗試文學寫作。我正式發表的第一篇作品是詩歌《冬麥地》。當時我工作的單位宿舍門前有一塊冬麥地，秋天播種后，晚秋時節綠油油一片，即便是下雪天還是綠綠的，充滿了勃勃生機。于是就有了這首詩。之后一發而不可收拾，一首接著一首。我早期的作品主要與愛情有關，后來以伊犁本土和錫伯族題材為主。比如，詩作《醉了，錫伯的太陽》就是以我們族人從東北西遷至新疆伊犁屯墾戍邊的壯舉為背景，抒發了錫伯族人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寫了這么多年的詩歌，我有一個感想：要想成為一個詩人，就要具有強烈真摯的情感和敏感知美的心靈。

　　郭曉亮：受父親的影響，我從小就對文學感興趣了。后來覺得詩歌的文字排列方式很特別，就逐漸喜歡上詩歌。我從1985年開始寫詩歌，發表了一些東西，一直到1994年還在寫。后來，我的寫作停止了，一是因為自己的身體不太好，二是覺得再這么寫下去也難出新意。到了2008年，又開始慢慢寫。現在看來，以前寫的東西還是比較單純，很可能是積累不夠的原因。都說詩歌要有使命，詩人要有擔當。但是，我們通常只是把詩歌寫得很漂亮、流暢、優美，卻不太關注人性的東西。因此，我嘗試著去轉變自己的視角，加大對于現實與人生的關注。

　　提    問：哪些作家、作品影響了您的創作？

　　佘吐肯：年輕的時候，讀唐詩、宋詞比較多。當代的，我喜歡郭小川和賀敬之的作品，比如《將軍三部曲》《西去列車的窗口》等，我印象都很深刻。外國的詩歌，我讀得比較多的則是歌德、普希金、萊蒙托夫、拜倫、雪萊的作品。我比較喜歡浪漫型的、抒情性的。這些作品對我的創作影響都很大。

　　阿    蘇：我記得小時候就聽過錫伯族民間文學“念說”，錫伯語叫“朱倫呼蘭比”。也許是受“念說”的影響，我特別喜歡看古典名著，也喜歡宋詞、元曲，所以我的詩歌創作感覺很好。于是，我就開始重點寫詩歌。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好多內地的大學生到新疆來，其中有不少是文學專業的畢業生，他們帶來了一些比較新的文學理論和思潮，像西方現代主義的文學。他們也給我推薦了馬克思、艾略特、佛洛伊德等人的書。于是，我的眼界開闊了，思考問題的方式也不一樣了。但就創作而言，我覺得民間文學滋養了我的創作，錫伯族的民間故事豐富了我對民族生活的理解，我喜歡用詩歌來表達這種理解。

　　賀元秀：我在上大學前，接觸得比較多的是馬克思、恩格斯、魯迅的書籍。后來因為讀中文系，又讀了很多的文學作品。我比較喜歡的古代詩人是李白，佩服其詩作中那種天馬行空的想象和自由。當代詩人中，雷抒雁的作品我也很喜歡。我在電視上聽了《小草在歌唱》這首詩的朗誦，內心就特別感動。當然，和其他很多錫伯族作家一樣，我也是聽民間故事、民歌長大的，我的創作也是從民間文學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

　　郭曉亮：上世紀80年代，我當兵復員后，到新華書店工作，接觸了很多的外國文學作品。特別是普希金、涅克拉索夫、葉賽寧等俄國作家的作品，一下子把我的視野打開了。我認為作者首先應該是一個讀者，寫作應該從閱讀開始，讀書應該讀最好的，把它當成一個標準，來衡量自己的創作，由此發現自己寫作上的不足。多多、翟永明、海子、顧城的作品對我都產生過影響。特別是顧城和海子，他們都是很純粹的詩人，寫作就是他們的生命，他們的作品能把讀者帶到不同的世界。我也經常讀理論方面的東西，比如阿多尼斯、蘇珊·桑塔格、博爾赫斯、米沃什等人寫的理論文章。

　　提    問：“民族身份”對創作有沒有影響？

　　佘吐肯：少數民族作家用漢語創作，從大的方面來講，這是一種必然趨勢。但是，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如果我們不注重保護和利用，那將是一種“民族的悲哀”。所以，我提倡少數民族作家盡量用雙語進行創作。有人說過，詩歌是不能翻譯的，你翻譯得再好，也會失去原作的民族味道。因此，如果能夠用雙語寫作，作者自己來“翻譯”，這種缺憾就會少一些。我覺得要實現這一點，作家要不斷積極地學習，增強自己的文學修養，提升自己的表達能力。

　　阿    蘇：我的詩，別人看了以后，就知道它是不同于其他人的，因為我的詩歌意象中有錫伯族歷史中存在但現在已經沒有的東西，比如說“牛錄”，它是清朝八旗最基層的單位。我還注意書寫一些富有民族特色的意象，比如薩滿、黃昏的落日、喇嘛廟等。這些意象經常在我的詩中出現，它們承載著我情感的表達，構成了我詩歌的內容。 我前期是用漢語創作，后來開始嘗試用母語寫詩。我認為，母語創作就是完全按照母語的規律、思維來寫作。我們的母語一個字可以表達很多東西，可以充分地表達自己的想象。可是，我用母語創作的能力，不如用漢語創作的能力。我們不像有些老一輩作家，他們的錫伯語完全沒有問題，可以嫻熟地進行表達。在我看來，語言是民族文化的載體，語言消失，民族文化也就不存在了。就像是一條船進水了，你能做什么呢？我只能是本能地把水往外舀，但是于事無補。作為錫伯族的詩人，看著自己民族的文化在逐漸消失，內心肯定有一種焦慮，有一種痛苦。所以，有時候我們寫出來的東西有一種蒼涼的意味在里面。

　　賀元秀：似乎每一個作家都應該有一個民族文化身份，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比如薩曼·拉什迪，他在印度出生，后在英國長大，2000年定居紐約。很多人說他是世界文化主義者，他似乎沒有文化身份，但又有大文化身份。就我自己來說，我當然是錫伯族作家，但是隨著民族之間的交流不斷深入，民族之間的差別會越來越小。這是一種趨勢，你不能說它是好還是壞。我們能做的，就是盡量保住我們應該繼承的優秀傳統。

　　郭曉亮：雖然我是一個少數民族詩人，但是我在寫作的時候從來沒有考慮過我是一個民族詩人，我覺得這種不帶特殊身份的寫作更適合我，可以在一種更大的文化背景、語境下寫作。這可能跟自己之前受到國內外的一些文學經典的影響有關系。我跟很多錫伯族的前輩作家不一樣，他們創作的地域性特別明顯。強調地域性是有必要的，但并不是說每個人都必須去寫具有地域性的作品。一個錫伯族詩人就一定要寫錫伯族的東西嗎？寫什么不應是問題，如何在一種自然狀態下寫作才是個問題。我認為應該寫一些自己熟悉的東西、感覺到的東西。

　　我們作為邊疆詩人，一味只稱自己是邊疆的，不跟其他文化融合到一塊兒也不好。在寫作上，我認為作家還是應該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但是不要因此而封閉自我。可能各個民族的存在，是一個不斷融合的過程，漢族人民也有很多少數民族的血統。民族之間是一個融合的關系，而不是排斥的關系。雖屬于不同的地域和民族，但大家有一種共通的東西，這就是人性的東西，這必須高于一切。因此，寫作要努力表現出一種人性的東西，通過內心表達一些真實的東西，這是有難度的。

　　提    問：如何評價自己的創作？有什么寫作計劃？

　　佘吐肯：我對自己的創作情況很不滿意。我平時的教學任務比較重，只能業余進行寫作。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自己有些想寫的沒寫出來。我經常正準備寫時，突然有些不能忍受的狀況出現，靈感就消失了。而且，在大學里，評職稱是看你寫的論文和研究著作，不是看你的文學作品，所以主要精力放在了理論研究上。總之，我的創作成績太渺小了，我得更加努力地去寫作。

　　阿    蘇：就一直寫下去吧。生命不息，寫作不止。寫作已經成為我的信仰，它不是我生活的惟一，但已經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詩歌是一種很高貴的東西，我對它充滿敬畏。

　　郭曉亮：多爭取一些寫作的時間，因為我的身體狀況一直不太好，希望早一點有機會到處走走看看。寫作是一個不斷向內行進，同時也是一個向外拓展的過程，能多寫就多寫，另外就是多看書，然后努力寫出一些滿意的作品。但是，我寫作的速度很慢，一直處于慢的狀態。慢，說明我的天分不夠，同時需要不斷調整自己。

　　(采訪人：楊春、鐘進文、姜可欣、馬金龍、張楠、王亞楠、楊金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