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橫文本內外

　　我與吳耀宗相識于一個學術會議。吳耀宗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術同行，我稍稍有些驚訝。我的心目中，許多人對于當代文學的興趣超出了通常的學術職業范疇。當代文學是周邊文化氛圍的組成部分，某種程度地解釋乃至建構我們的生活。換言之，當代文學的研究時常傾注了我們的生活想象與期盼，文學、研究、生活三者存在緊密的互動。然而，吳耀宗出生于新加坡，獲取的是美國的博士學位，執教并且定居于香港，中國當代文學與他的生活背景相距甚遠。選擇一個穩定的、有章可循的研究區域，海外漢學家更多地聚集于中國古代文學的經典周圍。我偶爾會好奇地猜想，哪些特殊的因緣促使吳耀宗卷入了云譎波詭的中國當代文學？

　　或許，吳耀宗的作家身份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他少年時代即已傾心文學，曾經出版多部詩集與小說。作家往往自然地棲身于同時代文學，從中測定自己的縱橫坐標。這理所當然地釀出了當代文學的研究興趣。但是，我必須鄭重地指出，吳耀宗的文學研究異于多數作家擅長的印象主義或者感想式評述，而是顯示出規范的學術訓練。目前，吳耀宗的研究集中于中國當代小說。他很少陳述故事情節帶來的激動，亦未曾重復常見的人物性格分析。學術訓練提供的理論資源為之開啟了種種獨特的視角——例如，張煒小說的“視角”研究即是吳耀宗一篇論文的主題：張煒如何“看”。

　　敘述視角是敘述學的一個入門話題，許多批評家詳盡地描述了各種類型的敘述視角包含的眾多功能。吳耀宗回溯了敘述視角的諸多代表觀點之后發現，尚且沒有人正式指出張煒小說《鹿眼》所采用的“分齡限知敘述視角”——這是張煒誘使人們體驗世界提供的特殊話語裝置。根據吳耀宗的分析，張煒的《鹿眼》精巧地調控少年、中年、老年以及多種年齡段混合的限知敘述視角：少年敘述視角表明的是畏懼和渴望停止生長；中年敘述視角懷著憂愁、羞愧和無奈聆聽告解；女音樂老師風燭殘年的回述補上了故事情節內部一塊關鍵的空白。這些敘述視角的巧妙交叉終于使世界的展示出現了各種富于個性的段落。有趣的是，盡管張煒自如地運用“分齡限知敘述視角”，但是，這更像敘述技術的偶然成功——張煒并未自覺地配上清晰的理論闡釋。清晰的理論闡釋毋寧說來自吳耀宗教授。披露這一部小說成功的敘述學秘密不妨形容為另一種理論“視角”的產物。

　　目前為止，吳耀宗的文學研究似乎顯露出對于地理空間的持續關注。作家的籍貫是他接近這個問題的一個引子。他在《被敘述，所以存在：文學史上的魯籍作家》一文之中拋出一個疑問：為什么眾多山東作家的魯籍身份標志遭到了眾多文學史的“遺忘或拭除”？吳耀宗細致地檢索了各種版本的當代文學史之后察覺，從“人生的關注”、寫意與象征之美、階級觀念到“民間”、知青作家、先鋒作家，這些文學史曾經征用各種代碼評判山東作家的文學地位，惟獨籍貫未能浮出水面。不過，如果說吳耀宗已經意識到，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之所以使用“東北作家群”概念，東北人民遭受“帝國主義蹂躪”、文學試圖喚起人們關注這個地域是一個重要原因，那么，他不得不準備接住一個反問：“魯籍”作為一個評判標識躋身于文學史的理由是什么？

　　盡管《簡化上海：在港上海作家的浪漫原鄉》的學術含量略遜，但是，這篇論文清晰地意識到，不同的地理空間隱含了情感的分歧。上海與香港——兩大都市造就的情感纏繞與文學糾葛是這篇論文力圖處理的主題。吳耀宗從若干定居于香港的上海作家那里發現，香港在他們的筆下基本缺席，這些作家的精神重心是上海。上海是“詩禮”，是“老克勒”，是“傳奇”，他們甚至不惜偏執地以臆想的浪漫涂飾記憶之中的上海。因此，吳耀宗在論文之中犀利地指出，這種文學毋寧是某種精神癥候的回應——這種文學是幾位上海作家“治療寂寞心靈，表現身份認同的最佳途徑”。到了《從北角到九龍東：在港上海作家的香港想象》這篇論文，吳耀宗詳細地陳述了二者之間情感分歧的具體內容：貧富懸殊的隔閡，文化身份的齟齬，情欲的壓抑和受挫，以及作為懷舊象征的上海意象意味了什么。

　　《空間反抗：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苦旅小說》一文的發表顯示，空間反抗的命題業已成熟。論文逐一評述了《心靈史》《無邊的游蕩》《古道天機》《憤怒》四部小說不同的空間反抗形式。苦旅使這一批作家堅定地遠離那些權力與資本掌控的大都市，遠離豪華的私宅、賓館、酒吧、咖啡館或者商業街，他們在荒涼蒼茫之中找到了對抗物欲的精神力量：張承志的《心靈史》在貧瘠的黃土高原贏得了真正的激情，堅忍的哲合忍耶是物質世界之外的“圣域”；張煒的《無邊的游蕩》在廣闊的大地發現了抗衡貪欲的兩種精神信念：道德力和鑒別力；高建群的《古道天機》堅持的是民間的古老信義；北村的《憤怒》強調的是內心的自我審判和尋找永遠的歸宿。總之，這時的“空間”已經從地理地貌的不同區域轉換成文學意義的精神高地。如果說，《“精神中國”的生成：論述后革命時期文學的新概念》一文概括性地總結了一些批評家如何征引氣味相投的當代文學建構“精神中國”，那么，空間反抗顯然是吳耀宗參與這個主題的獨特路徑。

　　《生死疲勞》的荒誕敘事如何構成？首先必須指出，《輪回、暴力、反諷：論莫言〈生死疲勞〉的荒誕敘事》一文并非熱門話題的附和，而是再度顯明了吳耀宗的研究指向。這篇論文發表于莫言獲取諾貝爾文學獎之前，吸引吳耀宗的顯然是小說的怪誕風格。當然，相對于莫言獲獎之后帶動的眾多研究，這篇論文略為粗糙。也許，恰恰因為集中精力對付怪誕，精細的文本拆解稍顯不足——比較吳耀宗教授的另一篇論文《去性別敘述——解讀張愛玲〈小團圓〉的新視點》，這一點尤為明顯。女性主義批評如日中天的時候，《去性別敘述》竟然在張愛玲的《小團圓》之中發現了祛除性別意義的敘述，這無疑是一個令人意外的結論。人們可以看到，支持這個結論的是嚴謹的文本分析——吳耀宗不僅將女仆韓媽從張愛玲筆下眾多活色生香的女性之中剝離出來，并且縱橫于文本內外，在敘述和修辭的間隙搜索出張愛玲的隱秘意圖：盡量擠干韓媽身上的女性意味。對于《小團圓》來說，韓媽毋寧是一個“政治人物”，她很大程度上超脫了性別價值的束縛，她的利益訴求不再曲折地依賴所謂的性別政治；相反，韓媽“以無性別的姿態穿梭于盛家眾人物之間，更直接、更集中地關注個人在家庭政治中的利益”。顯然，從張愛玲小說的復雜肌理之間銳利地剔出深藏不露的一脈，條分縷析的文本解讀功不可沒。

　　這些論文無不顯示了吳耀宗研究工作的專注與不遺余力。他仿佛以對待文學經典的嚴肅對待當代文學。相對于當代文學研究尋常可見率爾操觚、信馬由韁，這是一種令人敬重的姿態。當然，這種嚴肅或許同時隱含了某種程度的拘謹。如果更為熟悉中國當代文學的來龍去脈，吳耀宗不僅可以置身局外，充當一個客觀的研究者，同時，他還可以深度參與，充當一個搖旗吶喊、風雨同舟的親歷者和實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