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應再造漢語詩性的輝煌

　　一

　　與當下文學在觀念、主題、敘事方式方面的巨大進步相比，文學語言卻顯示了明顯的滯后。因為市場經濟的介入、消費文化的泛濫與網絡文學的影響，傳統的文學生產模式正在被拆解，文學的高門檻被拆除，各色人等都加入寫作隊伍，于是出現了作家與作品的大量增容，作品的數量急劇膨脹，一個在語言上粗制濫造的時代也隨之到來。

　　受市場之手的指揮，更多的作家重量輕質，很多人嘴上認同“語言是文學的第一要素”，但是實際上語言觀念淡漠，壓根兒就沒有把語言當作一個“問題”。一些實力派作家更多地沿襲舊的語言策略，在已有的語言習慣上滑行；而文學“新秀”關注較多的是“寫什么”，而不是“怎樣寫”，語言更不會受到特別的注意。很多作家的語言不惟做不到凝練生動、繪聲繪色，甚至連最基本的通順和準確都做不到。從某種意義上說，新世紀的文學語言不惟不如1980年代先鋒文學鼎盛時期的語言，甚至不如“十七年”優秀作品的語言。王安憶認為當下很多作家對語言沒有敬畏之心，缺少起碼的約束。一個作家的語言風格主要取決于個人的天賦、才情和審美情趣等，但同時也受到一個時代文學思潮、語言導向的影響，因而當下很多作家的語言都打上了消費時代的印記：重方便實用不重創新與探索、重明白曉暢不重雅致與精深，這種選擇與追求也構成了當前文學語言的某種時代特色。

　　在文學作品中生活是不在場的，讀者能看到惟一的東西就是語言，一部作品可以有深邃的思想、曲折的情節和高超的藝術技巧，但是如果語言粗糙、不堪卒讀，前列各項即便再出色，也會大打折扣，語言對作品的藝術效果能夠一票否決。從這個角度說，新世紀作家語言意識的消極很大程度上拖累了文學水平的提高；語言的粗糙、平庸和蒼白成了當前文學創作的一個軟肋，這個問題不解決也很難實現文學水平整體的提升。

　　二

　　當前文學創作中語言的病象當然可以有多種表現，但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

　　1、語言創新、實驗意識的衰退，文學語言整體趨于老化和平庸

　　文學語言的特點除了生動形象、造語曲折、含義豐富外，更重要的還有一點，就是它有一個不斷創新和陌生化的要求。再好的語言長久沿用也會老化、變質，喪失新鮮感，變得俗濫無趣，因而文學語言其實是一個動態概念，它不是固定的、一成不變的，更不能成為一種模式，文學語言必須不斷創新，實現自我的更新與超越，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語言一旦停滯，很快就會出現僵化、老化的情況。1980年代中期中國文壇之所以實驗作品疊出、藝術水平不斷提升，就與作家語言觀念的創新有很大關系。當時的作家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受到西方現代文學和中國古典文學的雙重影響，他們通過探索與實驗，擺脫了“文革”語言的桎梏，刷新了沿襲已久的語言，從而將中國文學推上了一個新高峰。

　　然而到了1990年代，時代語境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中國作家由新時期之初思想解放激起的創新熱情明顯減退，特別是由于經濟轉型的影響，文學生產體制出現了由政治-精英型文學向消費-世俗型文學的轉型；作家中產化、富豪化，文學的功能也由啟蒙和批判轉向消閑與娛樂。受到市場原則的支配，作家更關注的是發行量與經濟效益，越來越多的作家退守現實主義，更多地關注內容的翻新與個人經驗的展示，1980年代中期那種以語言形式創新刷新文學的探索與實驗已經很少有人問津，能夠名利雙收的長篇小說受到更多人的青睞，當下的小說普遍的越寫越輕，越寫越容易，小說的娛樂成分增加，技術含量卻越來越少。

　　與文學這種大趨勢相對應，當前作家的語言策略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多數作家只是把語言當作一種習慣，當作可以與文學內容剝離開來的工具與手段，使用語言只求快捷與順手，有人甚至懶得推敲詞句，為了求快，詞不達意也在所不惜。如果把當下的文學語言比作一池湖水，那么缺少創新這股活水，它肯定就是一潭死水。

　　當前的文學缺少語言創新可以從兩個方面看出來。首先，當下作家整體上缺少創新意識，滿足于語言的平庸與俗常。在1980年代中期，很多作家突出地關注語言問題，把語言形式當作藝術創新的主要突破口，他們給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讓人耳目一新的語言形式。而在新世紀，“寫什么”重新贏得了作家的關注，作家關心的是如何表現底層經驗、性別體驗、個人私密的體驗等，致力于獵奇志異，尋求題材的新奇，很少有人把語言再作為一個問題。

　　其次，以前曾致力于語言探索的作家，成名后滿足于以前的成績，缺少繼續創新的熱情與動力，基本沿襲了已有的語言習慣與風格。一個時代的作家不可能所有人都致力于創新，常常是少數先鋒、實力派作家起一個帶頭和引領的作用，一個時代作家的語言創新往往最集中地在先鋒、實力派作家作品中體現出來。然而在新世紀，多數實力派作家都是1980年代曾經獨領風騷的“過來人”，到了新世紀他們的年齡已過中年，再加上市場經濟的影響，很多人創新意識衰退，創作是在重復以前的老路，語言也是重復以往的風格，顯示出匠氣與暮氣。

　　2、文學語言混同于日常語言，文學語言缺少詩性之美

　　關于文學語言的特點以往有多種解釋，但是對敘事文學來說其最基本的特點還是形象性，即它不是抽象地指認對象，而是形象地描畫對象。孫犁曾指出，在生活中每一個對象都有自己具體的形態，“春天，院里一朵花開了，花是大朵小朵？是紅色還是粉色？一群鳥叫了，里面有粗聲的，也有細聲的。冬天一摸石塊是冰冷的，一摸棉被是溫軟的。”當然對作家來說，描寫對象要做到繪聲繪色也不全是語言問題，作家既要有良好的形象和語言記憶能力又要有豐厚的生活積累，這樣才能妙筆生花、隨手點染就涉筆成趣。

　　從語言史的角度說，中國的文言一直都是非常優秀的文學語言，然而在“五四”文學語言變革過程中，胡適、陳獨秀等新文學先驅者考慮更多地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現代教育對語言的需要，更多地致力于建構一種方便實用的現代語言，他們以文學名義發動的語言變革恰恰忽略了文學對語言的特殊要求；特別是“五四”以后人們大力倡導文學的歐化語與口語化，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漢語的詩性內涵，使白話真正成了一種寡淡無味的“大白話”。中國現代文學30年很多新文學作家就一直致力于在現代白話的基礎上重建漢語的詩性傳統，在新時期，特別是1980年代中后期，中國作家在這個方面做出了更多的努力，也取得了相當突出的成績，然而到了新世紀，主要是受到消費文化的影響，作家探索與創新的勢頭頓減，在一種求快求多的氛圍中，很多作家的語言重又變成寡淡無味的“大白話”，語言的詩性內涵減少，文學語言與日常語言的界限越來越模糊。

　　顧彬在談到中國當代文學語言時就特別注意到這個問題，他指出：“一個中國作家沒有去探討語言本身的內部價值，他或她只不過隨意取用任何隨處看到、讀到或聽到的語言。這是日用言語、街頭語言，當然，也是傳媒語言。這說明中國當代小說家都不是為了語言而奮斗。他們先看看市場要的是什么，市場要什么，他們就寫什么。”其結果當然是文學語言日常化，文學語言缺少起碼的詩性內涵。

　　當下文學語言缺少“文學性”的表現首先就是很多作家大量使用大而無當、夸夸其談的語言，看似幽默，實為俗濫，是典型的“大白話”，與文學語言沒有任何關聯。文學語言缺少文學性不僅在小說中，在當前的詩歌中也大量存在。當下的新生代詩人倡導口語化和“詩到語言為止”，對革除詩歌過度依靠隱喻、象征當然有一定意義，然而詩歌畢竟是語言藝術，詩人還是要通過語言、意象間接地傳達感情，而非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因此語言修養對詩人來說仍然是至關重要的。而當下很多詩人誤以為大量使用口語可以直接表達他們對生活的理解、感悟，恰恰造成了口語和大白話的泛濫。很多作家的語言粗糙、隨意，缺少基本的準確性。事實上，準確性不僅是文學語言的要求，也是日常語言的要求，換言之，有些作家的語言不僅作為文學語言不夠格，就是作為日常語言也是低劣的。事實上在當下的長篇小說中，包括一些名家的長篇小說中，語言的隨意粗糙、遣詞造句的不準確也隨處可見。

　　3、文學語言的雜色化

　　所謂語言的雜色化是指作家將不同文體、語體混雜在一起，例如將新聞、科技語言與文學語言的混合等。另外文學語言一直有典雅、純正的要求，一個作品過多使用粗糲、庸俗、下流的語言，一般也被認為具有雜色的特點。

　　文學語言的雜色化并不能一概被視為缺陷，事實上1980年代在思想解放大潮中，中國文學在主題、題材等很多方面都實現了擴容，作家打破禁忌將各種生活收入文學作品中，包括戰爭的血腥、鄉村的貧窮、底層的破敗等，當文學直面慘淡人生時，其語言自然也變得粗糲和繁雜。另外，受到西方后現代派文學的影響，當作家探討平面化、拼接性這些藝術手法，嘗試用語言游戲顛覆現實主義文學的理性與規范時，他們自然會將不同文體和語體拼接在一起，以解構傳統文學的刻板與做作。但是任何一種藝術實驗和語言實驗都有兩面性，當下作家以藝術實驗為目的的探索當然是值得肯定的，而如果出于獵奇或炫耀，為了博得讀者眼球，為雜色而雜色，即將不規范的語言、臟話、戾詞當作門面和擺設，其結果必然是導致語言質量的大幅度下滑。

　　當前文學中有損文學語言純潔的情況主要有兩種，首先是混用外來詞和拼音字母，或者使用不規范的縮寫詞。這種語言通常都是先在網上出現，隨后被作家使用在紙質文本中。在漢語中如何使用外來詞是一個自“五四”以來就頗有爭議的問題，后來采取的方略大多是采用意譯的方式吸收這些詞匯。當下作家隨意縮寫的外來詞和拼音字母對語境有高度的依賴性，只能在一個較小的圈子里流行，其負面影響在于：它會讓很少接觸網絡的讀者產生閱讀障礙；大量使用這種臨時約定的符號也會損害漢語的規范性和純潔性，這類語言本身不具有形象性，當新奇過去，它們注定會成為漢語中的垃圾。

　　其次是大量使用粗糲、無聊，甚至庸俗、下流的語言。一些作家可能錯誤地理解了藝術與語言創新的意思，將污言穢語大量引入作品中，這種語言別人不是想不到，只是不敢說或不愿說而已。文學應當反映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不意味著沒有取舍，在這方面過于放縱只能說明作者藝術趣味的低下。這種情況在著名作家作品中也很常見。有的批評家將這種自然主義地使用污言穢語的情況稱作“文學上的戀污癖”，它“是指一種無節制地渲染和玩味性地描寫令人惡心的物象和場景的癖好和傾向”。作家的這種策略不但不能引起新奇的感覺，刷新讀者對生活的認識，相反它倒是很大程度上玷污了語言。

　　三

　　當下文學語言出現的一些病象當然可以有多種原因，但主要有兩個方面，首先，與那些歷史悠久的語言相比，中國現代文學語言因為歷史短暫，它距離成熟還有很大距離；其次，當前的時代環境中有許多不利于文學語言提高的因素。

　　首先從語言史的角度來說，中國現代文學語言自“五四”誕生，至今還不到100年時間，在這不到100年的時間里中國社會風云變幻，文學一直擔負著啟蒙、救亡和革命的多重任務，前者一直缺少一個獨立發展的空間。特別是1949年到“文革”結束這一段，文學常常被作為政治動員的工具和手段；在“十七年”文學語言建設很大程度上受到忽略，而“文革”時期，已經建立的傳統又更多地受到摧殘和破壞。從語言建設的角度說，100年只是一個很短的時間，中國的文言有2000多年的歷史，西方各種主要語言也都有千年以上的歷史；更何況中國現代文學語言的建設史還充滿了曲折與坎坷，因此，中國新世紀文學語言整體水平不高，存在各種各樣的病象與問題也并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其次當下的時代環境既有諸多有利于文學語言建設的因素，但是不利的因素也有很多。例如以上已經提到的市場經濟與消費文化對文學語言建設就有很多負面影響。作家不是抽象的人，他們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與社會息息相關，當中國整體進入消費時代以后，功名利祿會對他們產生很強的導向作用。

　　當然關于消費時代對中國作家的影響也不能一概而論，事實上西方主要國家早在“二戰”以后就率先進入后工業時代，早于中國數十年，然而西方社會并沒有出現所有作家一窩蜂進入“市場”的情況，仍有相當多的作家恪守一隅，他們沒有很多讀者，也沒有豐厚的報酬，但很多人仍堅持“十年磨一劍”的態度，堅持藝術與語言的探索與創新，因而也能不斷地推出文學的精品。從這個角度來說，市場經濟和消費時代并不能替當下中國作家的懈怠和慵懶承擔所有罪責。當下中國文學亟待要做的是實現真正的多元化，即作家群體要逐漸有一個分流：大部分作家走向市場，為大眾提供甜軟可口的文化快餐，但是也要有少部分作家堅守精英文學，堅持在藝術與語言方面的探索，他們的責任是給中國文學不斷地注入創新的“活水”，給大眾作家、通俗作家提供藝術的、語言的示范；他們的身份定位應當是“作家的作家”。當下的中國文學名義上是多元化，其實仍然缺少真正的分化，當下的作家其實都是“大眾作家”，缺少真正“作家的作家”。

　　漢語有著悠久的詩性傳統，中國古典作家在文言的基礎上曾創造了輝煌的文學經典，唐詩、宋詞、元曲中都涌現了當時世界上最杰出的作品，20世紀初，漢語書面語雖然有一個從文言到白話的轉變，但是后者還是繼承了漢語的主要遺產，它具有成為優秀詩性語言的一切可能。新世紀文學是整個中國新文學的一個階段，也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因此新世紀作家與所有前輩作家一樣，他們必須努力借鑒、利用已有的語言資源，通過探索與實驗，在現代白話的基礎上再造漢語詩性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