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曲調先有情

　　我在北京的冬季，在霧霾的裹挾中閱讀白濤——一個科爾沁草原的鄉親、一個擁有濃郁民族情感和草原情結的詩人、一個心靈的獨唱者。

　　閱讀時我有個習慣：隨手在書中尋找讓人眼睛一亮的佳句，然后折起來備查。讀完白濤的詩集《長歌與短調——一個當代蒙古人的草原詩想》，數了數折頁，居然有30多處，這樣的比例是遠遠出乎我的意料的。因為我也是寫詩的人，寫詩的人一般對同行的作品有一種下意識的挑剔。可是面對白濤，一個相對陌生的詩友，我發現自己無法抑制住閱讀的喜悅，白濤讓我分享了草原的氣息，聆聽了動情的歌吟，白濤也領著我走回遙遠的內蒙古故鄉，回到有著藍色馬蘭花盛開的地方。我仿佛和他一起坐在蒙古包里，喝著香醇的奶茶，聽著馬頭琴拉出的憂傷而又動人的旋律，從蒙古長調中感受祖先的榮光與歌哭、奔放與自由、強壯與柔弱。

　　《長歌與短調》有個副標題：“一個當代蒙古人的草原詩想”。“當代”與“草原詩想”這兩個詞組，是閱讀白濤詩歌的兩個路標。狄德羅曾經說過：“詩人有自己的調色板，如同畫家之有不同的辭藻、段落和語調。”達·芬奇也以畫家的身份表態道：“在表現言辭上，詩勝畫；在表現事實上，畫勝詩。”蒙古族詩人巴·布林貝赫這樣談論“詩意”：“什么是詩意？以我的理解詩意就是：形象性、抒情性、象征性、哲理性。音樂性雖然是詩的特點之一，但屬于形式問題，暫且不談。”

　　白濤這本詩集，毫無疑問是具備了巴·布林貝赫所說的“四性”的，如果要補充一點的話，就是“當代性”了。而體現當代性的一個要素，則是白濤力圖用詩的形式闡釋、注疏的蒙古族特有的情感表達平臺：長調，或者還有短歌。為了突出這一點，白濤索性把自己的這本詩集如此命名。詩與歌自古相通，詩人即是歌手，白濤發現了這一點。隨手翻閱白濤的這本詩集，對歌聲與音樂的描寫無處不在，書中第一頁就是《馬頭琴手》：“盤腿坐定/草原親切又遼遠/張開長弓/你只輕輕一抹/蒙古人的心/便一齊走過萬水千山”。開篇便為全書奠定了一個基調。

　　再如另一首《聽長調在輕輕宛轉》，白濤寫道：“套馬桿子甩出去的聲音/馬蹄子踩出來的聲音/草灘被風掠動/在草原深處/河水在獨自奔走/在地平線消失的地方……”他繼而寫到“馬頭琴與四胡交匯的地方委婉”，寫到酒與乳在洶涌中混合，而親人們在淚水滂沱中“高聲唱誦自己的祖先”，于是詩人總結道：“我聽見自己身上的血/在急劇倒流/心臟，在有力地躍動”。這毫無疑問是當代蒙古人的情感，真實貼切、一目了然、不遮不掩。基于對民族文化的熱愛，白濤甚至專門為長調創作了一個組詩，即《長調：啊哈嗬伊》。這是一組風情濃郁、音韻鏗鏘的詩，也是一個對蒙漢文化都異常稔熟的詩人功力的展示，第一首《一張蒙古的臉》中有這樣令人叫絕的詩句：“蒙古人/他們的祖先從很遠很遠的地方回來/一路縱覽名山大川/最后只把一個漢字認作拴馬樁/開始了一次長久的歇息/這個漢字寫作/酒”。簡約、明快，意味深長且無比雋永。詩人在組詩中這樣界定長調與生命的關系：“伸展你的呼吸/啊哈嗬伊”。他繼而斷定：“這樣的唱法長調里才有/這樣的長調風急天高的大草原才有/當一種能量正遭受阻隔/我們只有在一起唱歌”。說得多好啊：“當一種能量正遭受阻隔/我們只有在一起唱歌”，萬千感慨盡在一句詩中，蒙古民族的歷史滄桑也在這句詩中一語道破。

　　由白濤寫長調的詩歌熱情，我想起歌德一段話：“如果一個人想學唱歌，那他喉嚨里的一切天然音對他都將是自然而容易的。但是別的不是他喉嚨里的音調，對他開始卻將是極端困難的。然而為了成為一個歌唱家，他就將克服這些不是他喉嚨里的音。因為他非得讓它們統統聽他調度不可。對于詩人也是這樣。”讓一切音符、節拍、律動聽從自己的調度，在歌聲和琴聲中尋覓靈感與表達靈性，從民族文化血脈深處聆聽當代的召喚，進而把這一切轉化成屬于自己的“喉嚨里的音”，唱出別具一格的長調與短歌，這就是白濤。

　　白濤1995年曾在《詩刊》發表了組詩《從一只鷹開始》。這組詩實際上也是白濤的自我心靈寫照，固然駿馬、雄鷹、草原、蒙古包等諸多符號，是創作草原詩歌的必要元素，但固守于這些元素，也容易讓人產生審美疲勞。而白濤的這首7節長詩，擺脫了傳統的約束，對鷹的歷史進行了整合與闡述，當然這是充滿詩意和個性化的。他認定“馬的奔騰與鷹的翻卷/都是我百聽不厭的歌音”，他寫出這樣漂亮的詩句：“讓一顆心跟著白云走/那種感覺叫作自由/讓一種生命跟著馬群走/生命便永不停留”。白濤正是這樣一只詩壇的鷹，一旦展翅，便擁有一片天空。

　　同樣能證明他寫詩才能的是《一個蒙古人和他的河流之歌》，這更像是詩人的內心獨白和自畫像，他用諸多的意象來襯托自己的主觀情感：“我”可以是一粒草籽，長成一株小草呵護春天；也可以是一只百靈，被高原的風吹成一只海青，“飛翔的高度恰與陰山持平”，這只鳥唱出的“沙啞的歌，連接住北方與南方”；詩人承認，30歲時看清了一座山，開始想念父親，40歲時讀懂了一條河，知道心疼母親。在講述完這一切之后，白濤不無傷感卻又真誠地寫道：“這是怎樣的年代/使我定居他鄉，講述另一種方言/卻將本土的嗓音保存/我的一顆心，朝向高原早春的風/冰冷、堅硬、年輕/而早衰的眼角卻以它的咸淚/沖洗遺傳的一抹傷痕……”此時的白濤，心中有著這樣的困惑與難題：從哪里來？到哪里去？什么是一個詩人靈魂的歸宿？

　　這一切思考與困惑毫無疑問是真誠的，真誠的白濤在付出，真誠的白濤同時在收獲，他的靈魂在這種付出與收獲中穿梭，而《長調與短歌》便是最直接的果實！這果實沉重而豐盈，屬于白濤，也屬于草原故鄉和這個豐饒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