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巴文學的奇異風采

　　書寫鄉(xiāng)村圖景是四川現當代小說的一個傳統(tǒng)，這也使得四川文學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版圖的重鎮(zhèn)之一。在上世紀，四川涌現出艾蕪、沙汀、李劼人、克非、周克芹等一大批優(yōu)秀作家。進入到21世紀，阿來、賀享雍、傅恒、李一清、羅偉章、周云和等接過先輩鄉(xiāng)村圖景書寫的旗幟，在社會變革和敘事變化上，進一步展現鄉(xiāng)村圖景書寫的力度和寬度。新近的康巴作家群則以狂飆猛進的姿態(tài)，拓展了四川文學的新版圖，為當下的文學景觀增添了別一色彩。

　　達真、格絨追美、澤仁達娃、洼西、尹向東等生于康巴、長于康巴的年輕作家，以康巴的歷史、文化、地域、宗教和康巴漢子、康巴女人的故事作為他們小說的元背景元素材，建構著有別于純藏地也有別于純漢地(“康”即藏語“邊地”)的文學圖景。藏地的康巴不只是一個幅員達近16萬平方公里的地理概念，而是一個歷史悠久的人文歷史概念。由于它與漢地南北東三邊接壤，康巴的歷史和文化具有豐富性、多樣性、復雜性。就語言來講，藏漢雙語的思維帶來的“雜交”，同時給予了康巴小說“混血”的品質。“康巴小說”，作為一個術語、作為一種場，已經帶給我們許多的驚喜。同樣，由于“康巴小說”的業(yè)績，“康巴作家群”也正在成為一種存在和一個新的昭示。達真的長篇小說《康巴》獲得第十屆全國少數民族創(chuàng)作“駿馬獎”，便是這種以地域命名的小說的代表作之一。小說中眾多的各色人物，如上層的土司、擁有領地的頭人、掌有宗教話語權的喇嘛、還俗的下層僧人、底層的馱夫、剽悍的康巴漢子、野性的康巴女人、漂泊于藏地的漢人流浪漢、來往于茶馬古道的商人，在偌大的康巴草原和雪山上，演繹著為了領地、為了女人、為了家族榮譽的仇殺，同時演繹著純凈藍天白云下的凄婉且又悲愴的愛情。這是一部立體展示康巴地區(qū)自清后期到民國一百多年藏漢沖突到融合的小說，是一部重現和再造康巴地區(qū)獨特歷史和多元文化相互糾結的小說。

　　在藏漢地域交界、藏漢文化交融的平臺上，康巴小說的人物性格和人物命運是獨特獨有的，那就是“血性”與“溫情”。在格絨追美、澤仁達娃的小說里，男女主人公因為歷史、宗教、領地、女人、榮譽等引發(fā)和誘發(fā)的紛爭和仇殺事件里，“血性”是主人公的共同品質。而一旦放到純潔的雪山浩瀚草原上的男男女女的情事，則如夏風吹拂的牧草、草原穿行的小溪那樣溫柔多情。格絨追美的《隱蔽的臉》讓我們讀到這樣的章節(jié)：“大地春回，土著人的地濕潤得像個溫情脈脈的女人，布谷鳥的啼聲悠然響起時，頭人就讓寺院落的僧人根據歷書推算出適宜播種的吉祥日子，然后，頭人派信差向村長帶口信，發(fā)出播種的口令。”在達真的《命定》里，康巴藏人參與了收復騰沖、攻克松山等重大歷史事件，讓我們感受到了這個族群的巨大生命力。這除了表明對當下碎片化的電子時代的對抗，也表明康巴作家群作為一個群體的某種集體思考：關心重大歷史事件，注重對歷史浮沉中個體命運的思考。康巴作家以極大的熱情和理性，撥去遮蔽，修復并重構遠逝了的重大事件和人的命運，讓讀者獲得心靈和審美上的沖擊。即使不是如藏人參加抗日戰(zhàn)爭那般的大場景，就是“土生土長”的康巴故事也氣勢恢弘，如澤仁達娃的《雪山的話語》等小說，即是通過因為牧場、領地引發(fā)不同部落的戰(zhàn)爭與和解的敘事，把紛爭引發(fā)的仇殺以及宗教的神秘力量等康巴獨有的元素，演幻成了大氣磅礡的故事。

　　達真最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中篇小說集《落日時分》。其中，《放電影的張丹增》的敘事，全然不同于康巴歷史情仇的敘事，而是讓一段艱辛且溫馨的記憶化成了漢藏后生們試圖通過密切的合作進而超越前人的當代圖景。最讓人欣喜的是集子中的近7萬字的小說《落日時分》。它以詩意的敘事方式，講述了當代一對漢藏青年邂逅的傳奇而純潔的故事。其小說立意和人物命運，并不像其長篇小說《康巴》《命定》那樣大開大合，而是用一種細膩的筆法，書寫著這個令人感嘆的愛情故事。透過這種詩意的敘事，我們可以看到康巴小說試圖要表達的內容：不同的文化可能會發(fā)生摩擦，甚至沖突，但是，在人性的光輝下，沖突減緩、摩擦消失。正如小說中所講的：“這么大的草原，難道還容不下一個客人？”事實上，小說《落日時分》里，對于康巴藏地土生土長的小拉姆來說，愛是一片凈土，愛是世俗世界里的美麗陽光；對于來自喧囂都市的青年蘇峰來說，愛則是對自己靈魂的救贖。

　　在康巴作家群里，尹向東致力于短篇小說的寫作，而且有著不俗的成績。我一直認為，短篇小說是最考驗小說家才智的敘事文體，因為它容不得水分。其短篇小說《空隙》，信息量很大敘事卻非常流暢。一對漢藏夫妻，漢族丈夫為了藏族妻子日子過得更好，積蓄了不少錢，他把錢藏在狗窩的空隙處，沒想到錢被人偷走了。當楊木匠知道“偷錢”的人是為了給自家女兒治病時，楊木匠不是采用報警或者動粗的法子，而是采用了康巴獨特的祈神念咒的方法。果然，偷走的錢失而復得地回到了“空隙處”。“和解”于此得到了現實人生的驗證。康巴小說能引起國內文學界的重視，當然與康巴小說的漢藏地域交界、漢藏文化交匯和與漢地文化不同的“異質”敘事有關。但除了這一點，還有更重要的，那就是康巴小說家們對康巴藏地歷史的穿透，特別是對漢藏文化摩擦、沖突和融合過程中人性的穿透。不到8000字的短篇小說《空隙》，以娓娓道來的慢節(jié)奏以及對人性幽深的描寫，展示著無論漢人還是藏人的人性光亮以及帶給彼此的溫暖——盡管作家并不回避“他和他們是兩個族群，千百年來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和思維方式”。

　　在達真、格絨追美、尹向東等“60后”之后，洼西、南澤仁、洛桑卓瑪、雍措等更年輕的作家以自己厚實的作品，迅速進入到“康巴作家群”的隊列。洼西新近的中篇小說《雪崩》把一個尋仇與尋根的故事講得千回百轉。不知其父親究竟是“沙雅還是布根”的頓巴在說唱藝人養(yǎng)父桑珠的培養(yǎng)下，從小僧人成長為威震一方的頭人。在這一成長過程中，其力量和欲望都來自頓巴的“尋仇”和“尋根”。在這一系列必然和偶然的事件和一系列戰(zhàn)事甚至殺戮中，在神靈的啟示和感召下，頓巴在愛情和親情中完成了自我救贖，同時著手對自己歷史和文化的反思與救贖，正是這一自救與他救的進程的存在，“雪崩”獲得了另一種象征意義：千年不變的東西，會因人的自救與他救而使得歷史在和解、融合、共生中不斷前行。我們看到，康巴作家群置身于不同文化、信仰、宗教中，與時代同行，書寫著人性中的善與惡，體現了一種開放的態(tài)度。康巴作家群的這種“集體無意識”，同樣表現在詩歌和散文作品里。如竇零、擁搭拉姆、桑丹的詩，如南澤仁、澤仁康珠等人的散文，顯現出作家們對康巴這塊富有張力且神秘的雪域與草莽地的純粹禮贊。

　　特別值得一說的是，在康巴作家群里，女性詩人和女性作家，有她們獨特的視角和獨有的心性。比如，“河流上飛翔的鳥群/是天空盛開的一種黑色植物/未擦亮的銀器/像憂郁而性感的疾病/足以支撐一位少女度過短暫的一生”(桑丹)；“昨晚沒有下雨/草地是濕的/低頭看被草打濕的鞋/瞥見草上掛著水珠/這份潮/不知是草賦予空氣的/還是空氣給予草地的/借言覺者圣言/一切和合而成”(擁搭拉姆)。此外，洛桑卓瑪把故事講得一波三折且十分流暢的小說、澤仁康珠的美輪美奐的山水游記、南澤仁的極具故事性的人物散記等，讓我們看到了女性作家在“康巴作家群”的話語力量。

　　總之，相比于完全的“漢地”和完全的“藏地”寫作，康巴作家群顯現出的“混血”，以及由此決定的異質性，極大地改變了四川小說鄉(xiāng)村圖景書寫的傳統(tǒng)樣式，同時也改變了少數民族文學的敘事傳統(tǒng)。或者說，由于康巴作家近年來的集體發(fā)力，使得中國當代文學版圖(主要是小說版圖)，有了新的標識和新的“集鎮(zhèn)”。特別是在阿來的《塵埃落定》等小說的影響下，康巴小說帶給了我們另一方天地：一種包容多元文化、具有宏大敘事、注重人物命運和人性書寫的文本。由此建立起來的康巴小說，定會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留下自己的影子，或者更樂觀地講，“康巴小說”及“康巴作家群”會在中國文學史上確立自己的地位，盡管路還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