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理想主義”的堅守與擔當

　　嚴肅文學理想主義的接力棒是否還能傳遞下去，是當代作家需要認真思考的。是否可以這樣說，在這樣一種歷史的斷層之下，他們的堅守與責任已經被擰壓成一座紀念碑。碑正面是對于過去的昭示，是歷史的臺詞；而紀念碑的背面，一個混沌凝滯的現實世界，是否只剩理想主義的亡靈在環繞？究竟文學當下的困境原因在何處，我們不能相信單方面的闡述。但一個世界性的維度已經浮出水面，看待當下文學，我們不能夠再用局限的眼光。

　　“仿寫”的困境及其終結

　　馬爾克斯的離去，恰恰映照著故去的時光里作家的使命與焦慮。他軀體的離開卻也讓我們看到了壓在他身下曾有的那一段中國接受史，我們可以看到書案上曾經有過的求索以及背后些許彷徨地掙扎。20世紀那些引領中國文學風潮的作家觸發的文學爆炸背后，我們都能依稀看到馬爾克斯的靈魂。余華、蘇童、葉兆言等才俊依循著他的背影幾乎瞬間將中國式個體感性的小說書寫拖入更廣闊的后現代領地。也難怪文學批評家朱大可說：“長期以來，馬爾克斯扮演了中國作家的話語導師，他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超過了包括博爾赫斯在內的所有外國作家。”這種朝圣式地仿寫拉開了巨大的縱深，然而同時也留下了一道若隱若現的傷疤。

　　在他的離去時節，也恰是當年那批嚴肅作家在當下面對現實時最無力的時候。也許這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但不得不讓人由衷地思索：形式革新的潮流過去了，留下了干巴巴的稿紙與若有所失的集體記憶，作家們現在應當用什么去把握如狂潮般襲來的荒誕現實。

　　他的語段畫上了句號，但新的故事仍然需要寫下去。揭開那道胎兒剪斷母體臍帶后的傷疤，當代作家的內在空白無疑顯現出來。即便將馬爾克斯對中國的神話式影響過于抬高有失偏頗，但這種陣痛無可逃避，刻骨銘心。

　　從余華的《第七天》賈平凹的《帶燈》等大部頭來看，這些當下的嚴肅作家對現實的責任感始終如一，但他們的用心似乎高估了長篇小說的能力。這也是緣何當下現實主義長篇小說的問世屢屢遭遇失望的打擊。用慣了重武器的作家本應當認識到長篇小說文體的內在韻律，一旦難以把握，也便容易在處理現實問題上脫臼。在莫言背后所看到的中國作家群那種講故事的傳統中，我們也同樣意識到，以往的文學先驅似乎只是完成了一次嫁接，西方大師教會了他們新的講故事方法，但當下，有些作家明顯忘卻了文學內核的存在，在講述故事的渴望和人性自省式拷問的交集中不斷摸索。事實證明這樣的融合尚且不夠成功，或者說斷裂已然出現，小說并沒有因此向前推進一步，作家只是在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前提下引進星光，而沒有意識到背后那道更為深邃的天幕。

　　在一個無論讀者圈還是批評家都希望作家能對現實有所擔當的氛圍下，急躁是否促成文學妄圖直接用宏篇書寫迅速把握當前？作家的理論沉淀與創作信仰是否真正意義上地穩固了？陳平原在談20世紀中國文學的時候曾說：“被稱為‘重武器’的長篇小說是文學對一時代的歷史內容具有‘整體性理解’的產物。在矛盾極端復雜、極端多變的20世紀中國，由于值得探究的種種原因，試圖從總體上把握這一時代的宏愿總是令人遺憾地未能實現(例如茅盾、李劼人、柳青等等)。如果作家還沒有形成自己的歷史哲學和‘長篇小說美學’，這些宏愿就仍然誘人地、一往情深地佇立在20世紀中國文學的面前。”

　　嚴肅文學表現力

　　與想象力的集體休克

　　當然，對作家的苛責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作家也只是一個有豐厚書寫經驗與生命體驗的公民。當代的嚴肅文學作家對于現實的責任感無可厚非，這也是批評界對他們的努力持以肯定的重要原因。從一個現實的角度而言，當代作家不僅存在與現實之間的緊張關系，同樣存在與個體經驗、與自我之間的緊張關系。作家用文字處理這種與自己難以保持一定距離的現實，而主體情感的介入又顯得不知所措，自身異化的焦慮自然溢于言表。我們看到，在當下的這些嚴肅文學作品中，作家們始終意圖將現實世界對象化，以稀釋自身的寫作焦慮。《第七天》所營造的一個有宗教氛圍、欲望邊界、絕望與意念的生死場，《炸裂志》里那個靈魂爆裂、急速波動的炸裂村，都是一種作家努力塑造的文學對象化世界，然而作家知道從根本上他們做不到對這一切的對象化。這種失敗的嘗試夾雜著主體無法拒絕的本能介入，而作家對于這種介入的無能與焦灼，就呈現在自我內在的緊張“沖突”與心靈陣地的“惶惑”里。作家的這種個人體驗正是其自身無法為他人包括讀者與批評家理解的苦悶所在。作家可以承擔對現實的責任，但是人們也不應當忘掉作家對自己的責任。

　　扯開了中國作家在當下被學者熱議的曾有過的“仿寫”運動中所帶來的歷史傷疤。那一代人師從外部世界，卻未曾完全預料到，把握世界需要有來自民族自身生命體驗的方案。形式承接與創新上的問題也恰恰出現在一個城鎮化迅速啟動國度之下的文學界，出現在歷史斷裂帶的深谷當中。

　　但反過來說，也許技術世界的改觀才真正讓所有文學工作者不寒而栗。新媒體所具有的強大表現力且不說，所有藝術欣賞者也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經驗結構的轉變。我們可以看到本雅明在《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里所闡述的那種令所有人目眩的現代景觀與現代性焦慮。而我們恰恰正經歷著這一切。作家曾經被他人建構出來的精神“救世主”地位已經泛化為泡沫。所有藝術欣賞者發現本質消失了，各種各樣的容忍稀釋了堅守。靈魂被遮蔽，在外部世界巨大沖擊的戰栗下，欣賞者開始自覺封閉自身的感官，防御性地拒絕對各種雜亂價值的認可。現實主義文學進入這樣一種經驗結構里，如同飛鳥進入泥潭，迷失了雙翼。

　　這些壓力使嚴肅文學表現力與想象力的集體休克變得可以解釋。

　　前進的應當是文學本身

　　當然，也許又如有些評論家所言，作家似乎是在寫史，又似乎在面向西方作中國式的陳述。興許從一個更大的歷史跨度和地域跨度來說，這種失敗的嘗試也是一種收獲。在筆者看來，馬爾克斯只能給予中國作家藝術穿透力，卻沒有能力再贈送歷史感悟力。后者需要一個民族的靈魂自己來把握。在這位偉大作家故去的季節，我們突然回想起他在中國作家身上不安分的靈魂以及中國作家自身在當下的無力感。

　　在一個世界文學的時代，任何效法與所謂“仿寫”的敏感程度已經不會再像幾十年前那樣，在作家心里，不荒誕的現實意味著現實主義寫作靈感的死亡，幾十年前，我們用拿來的東西應對了集體性焦慮，而面對未來，面對一個似新又舊的“作家的想象力如何與現實的荒誕賽跑”的主題，我們需要質問的不是作家，不是讀者，也不是批評家，不是現實究竟緣何如此，而是嚴肅文學本身將往何處去。

　　單單憑著對講故事的熱忱，作家是著實講不過新媒體與爆裂式的信息時代的，也許現實的荒誕并不是自發的，而是信息制作人與接受者的感知方式發生了位移，促使敘事節奏的轉換突然加速。作家是一個天然需要透過形式把握世界的族群，世界發生何種變化姑且不論，重要的是詩性與純粹的感知力能在他們心中保留多久。

　　寫在當下的這些評論言語也許更證明了自身缺乏等待歷史驗證的勇氣。然而我們所面對的一切也固然都是當下的。我們不能僅僅從小說里得到對于現實那種明知失敗而又需要硬著頭皮上的底氣，而要看到這些失敗的嘗試背后所帶來的詩性回歸。

　　如若文學肌理上天然的味道不能散發出來，那么我們又何須用文學來把握當下，技術媒介在后面虎視眈眈，文學卻在這種競賽中喘不過氣來。必須看到，世界范圍內對于小說散文詩歌戲劇的推動是一種整體感知能力的前進，西方作家群試圖通過整體感知形式的轉換讓文學向前邁步。這種肌理也許恰恰在于文字的詩性光環下。嚴肅文學作家能否從“非虛構寫作”、“鄉土寫作”、“底層寫作”中汲取營養，也是一大期待。

　　寫作向內轉依舊是一種選擇，這與現實主義的責任感并不沖突。將文學的永恒的詩意與形式的詩化呈現出來，也許是抵御躁動時代的一柄利刃。藝術本不需給予外界太多東西，而是將生活所本蘊含的詩意過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