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滿族視角到中華文化眼光——對話《滿族小說與中華文化》作者關紀新

關紀新

　　日前，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主辦了“《滿族小說與中華文化》出版座談會”。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滿族小說與中華文化”的最終成果，該書2014年4月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列入“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在出版座談會上，數位專家學者對該著作的學術成就給予了肯定，認為它體現了作者多年來潛心致力滿族文學及文化研究的豐厚積累和深刻思考，從特有民族的個性文化視角出發，參照滿族傳統藝術訴求與中華文化整體背景，對古今諸多滿族小說家及其作品予以深度剖析，尤其是在《紅樓夢》和老舍作品等方面提供了諸多新鮮闡釋，凸顯出獨到的人文眼光和扎實的學術功力，對當代多民族文學研究具有不可忽視的示范效應。

　　滿族學人關紀新是滿族文學與文化研究專家、中國多民族文學理論評論家，曾任《民族文學研究》主編，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國老舍研究會會長、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出版有專著多種，并發表學術論文和文學批評逾百篇。圍繞這本書及相關領域，記者與關紀新展開了有關滿族文學與文化的對話。

　　記    者：您進行滿族文學與文化研究已經30多年，但我們知道，“滿族文學”這個概念以前就常常受到質疑，您對滿族歷史文化及其文學的基本看法是什么？

　　關紀新：因為“文革”等因素，我進入文學研究領域時已過而立之年。我是滿族人，深深體會到本民族的歷史文化積淀特別豐富，但實際上，從事相關研究的人卻不多，具體到治滿族文學者就更少。正如你所說，“滿族文學”甚至連概念都常常受到質疑，滿族作家多用漢文來書寫，要討論它，有時容易被看成是“偽學”。

　　我國自古以來的少數民族太多了，可是像滿族這樣自一出現，便須全方位思考和處理與漢族文化關系的民族，卻不多見。一部滿族書面文學史，就是滿族書寫者們在文學道路上如何學習和汲取對方、同時又如何尋找和守望自我的歷史步態。滿族以及滿族文學從問世起，便跟漢民族緊密相連，貼近到了耳鬢廝磨的程度。故而，我們有必要隨時提示自己，切莫大而化之地搬用平常看待其他少數民族文學的眼光和方式來看待滿族的文學。

　　記    者：滿族作家多用漢語言寫作，在您看來，對滿族文學有什么樣的影響？

　　關紀新：依據人們的習慣思維，一個民族的書面文學，就該是這個民族的作者以本民族的文字寫下的作品。可是呢，凡事也總會有個常態與非常態的差異。事物溢出于常態軌道而以這樣那樣的非常態面目顯現，既在理論層面可以理解，現實生活中也不難發現。滿洲民族17世紀中期隨清政權進關，身處漢民族文化的汪洋之中，逐漸乖離母語乃是歷史定數。但是啟用他民族的語言文字，并不意味著自我文化的一了百了。滿族的“精怪”之處恰恰在它即使是被偌大的“牛魔王”吞噬下去，還在傳統漢文化的堡壘里翻云覆雨地干了些個大事情。納蘭性德詞、《紅樓夢》《兒女英雄傳》等小說、老舍等滿族現當代作家的作品、國粹京戲……都是滿人被世間認定“漢化”后的非常作為。滿族文學即便是用漢文寫就，也呈現出來天然、質樸、曉暢、平易、詼諧、口語化和大俗大雅、雅俗共賞的風格，成為了現當代“京味兒文學”的基本來源。以為少數民族一旦轉用漢族語言文字，就在文化上完全否定自我的說法，不大合適。世界上以及我們國內多民族文學的交往史，都說明這一點。

　　記    者：這樣看來，滿族小說的確特別值得研究，那滿族小說的以往研究情況如何？

　　關紀新：滿族的小說，包括清代滿族作家的小說作品和20世紀以來滿族作家的小說作品，是一筆在中華文化史上引人關注的文化遺產。以往雖然也有研究者對曹雪芹之《紅樓夢》、文康之《兒女英雄傳》、老舍之系列小說等文學資料，做過專門的研究，但將各個時代滿族作家及其小說作品，作為一個民族特有的文化遺產和文化現象來加以總體觀照，還不曾有過。從前，學界大多止步于對滿族這個民族的文學創作實力的即興贊嘆，至于如何將滿族在小說創作上顯示的總體業績，與滿族歷史上的民族文化大規模流變相聯系，來加以縱深考量，與滿族曾經普遍接受中原漢族文化而又注意葆有自己的審美特征相聯系，來加以科學探究，其工作則是相當匱乏的。

　　記    者：那對于“滿族小說與中華文化”這個課題，您采用了什么方式來研究？

　　關紀新：我知道，圍繞“滿族小說與中華文化”這樣人們陌生的題目，方方面面疑問甚多。要有效作答，顯然不能僅憑現有歷史與文學理論教科書上的路子來泛泛立論。我為自己設定的頭一個原則，就是既要把牢科學研究的普遍性與共性的尺度，也要著力尋取和依賴滿族文化自身發展的個性化視角，利用滿學學術窺鏡來觀察辨析滿族的文學問題。也許只有這樣，才能夠將滿族文學學術，從過去撇開具體民族歷史文化的大而化之的研討中解放出來，去除遮蔽誤讀，防止隔靴搔癢，力戒指鹿為馬。為此，就得廣泛調動歷史學、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民俗學、語言學、文藝美學、心理學、倫理學等多重學術范式和研究方法，還對象以真實。

　　記    者：在這本書的出版座談會上，聽到不止一位專家學者表示，原本對于把《紅樓夢》說成滿族文學不以為然，讀了你的一系列詮釋覺得非常有道理。能不能以《紅樓夢》為例子談一談？

　　關紀新：那就簡單說幾句我對《紅樓夢》的理解吧。關于為什么把曹雪芹視作滿族作家，把《紅樓夢》視作滿族文學，需要費時費力來廓清，這里姑且不談了。我比照了滿洲民族精神文化傳統與滿人入關之后人文心理折沖的內在軌跡后感到，《紅樓夢》主題與多年來“紅學”專家們的結論不盡一致。《紅樓夢》是源起于女媧補天剩下一塊石頭，結穴于這塊石頭去人世間“瀟灑并且痛苦地”走了一遭之所翻演摹錄出來的大型敘事。小說主人公賈寶玉，這塊來自于大荒山下的“頑石”/“靈石”，乃是被作者寓意塑造的、代表著滿洲民族元文化基準內涵的一個“喻體”，寶玉從離開大荒山投胎賈府，到復遁空門再返大荒山的人世游歷，是在暗寫作者對于清初百年滿、漢之間社會文化折沖、互動的心理感受。曹雪芹的寫作活動，懷著一個強烈的目的，即要世人都來認識這烈火烹油般的“紅樓”賈府，與這“紅樓”賈府終歸殘“夢”一枕的宿命。他用“既知今日，何必當初”8個字，以及觸目驚心的《好了歌》，抽象出他的歷史文化體驗，向一個雖揚帆百年卻有可能一朝擱淺的民族，鳴示出尖厲的警號。這種幻夢般的宿命觀，是曹雪芹創作心理的核心。他為作品設計了多重寫作脈線，首先演繹了滿洲大家族的盛極而衰，其次又講述著令人憧憬的“木石前盟”毫無前途，再其次則是告訴讀者，包括大觀園里一切少女命運的所有美好物約，到頭來都得毀滅，只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凈”。徹頭徹尾的“懸崖撒手”敘事，是曹雪芹文化宿命創作心理的絕佳證明。他陷于一種根本性的無可排解的民族歷史文化幻滅感，將筆下所書各項悲劇線索彼此互構，皆由民族文化之折沖來解釋。于是，他追覓痛悔，反省徹悟……

　　記    者：在這本《滿族小說與中華文化》中，您所關注的內容以什么為線索？

　　關紀新：《滿族小說與中華文化》的撰寫，首先面臨一個具體問題，這個于百年前一度息影于社會關注平臺的民族，對其歷史、文化、文學，人們普遍缺乏了解，連學界也不例外。因此，我不能不首先離開話題中心，圍繞該民族的歷史際遇、文化變遷等，展開外圍的探尋和描繪。這是書中的“引言”部分。第一章對滿族文學全景進行廣角掃描，說明滿族小說取得這樣的成就不是偶然現象，是該民族文學豐厚積淀之上所綻放的民族藝術奇葩。滿洲民族的小說書寫，與本民族其他門類的創作同步推進并取得重大成就，恰恰是該民族整體文明程度較高的必然反映。

　　第二章首先給“滿族小說”概念以科學界定，認為滿族小說是滿族作家感受了中原文化的影響之后進行的書寫。他們用漢語進行創作，但對自己民族的文化、身份等有著清楚的認定。這一章從康熙年間佟世思創作的《耳書》開始，依次評述了和邦額的《夜譚隨錄》、慶蘭的《螢窗異草》、曹雪芹的《紅樓夢》、西林太清的《紅樓夢影》、文康的《兒女英雄傳》、石玉昆的《三俠五義》、冷佛的《春阿氏》、松友梅的《小額》等滿族古代小說，一直論述到民國年間穆儒丐、老舍、王度廬、端木蕻良、舒群、李輝英、馬加、關沫南等作家創作的作品，以及新中國成立后眾多滿族小說家的創作。通過如此梳理，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滿族歷來是盛產小說的民族。

　　第三章反觀培植滿族小說的民族民間文化土壤，指出滿人喜愛長篇敘事文學是由歷史深處帶過來的文化嗜好。研討滿族后來的書面文學尤其是小說創作的時候，應當關注到該民族民間傳承中，最具有自身特色和價值、最對該民族文化心理與精神態勢產生影響的，則當推神話與“說部”。第四章論述滿族文學對于自我民族的精神文化、價值葆有和倫理型范所具備的天然承載責任，談及滿洲先民長久信奉原始宗教薩滿教，其親近自然、崇尚渾樸的思維理念對該民族傳統精神文化養成有著實難估量的意義和作用。類似薩滿教等傳統的民族文化理念，在滿族小說創作中留下了深刻印痕。該章著重分析了《紅樓夢》，由作品中暗自布排了很多滿洲元文化——薩滿教文化基因來看，曹雪芹的“既知今日，何必當初”，并非只為了傾吐賈府的傷心往事，這位業已具備滿洲元文化精神站位的作家，尚要表達的是對于本民族進關以來文化遭遇的辨思。薩滿教的文化精神，也在曹雪芹同時代作者和邦額的《夜譚隨錄》、慶蘭的《螢窗異草》中，在民國初期穆儒丐的《福昭創業記》等小說里，都有展示。直至現代的滿族作家端木蕻良，薩滿教的文化精神，仍然被他表達得相當濃烈。

　　第五章重點剖析滿族小說家對滄桑歷史、跌宕旅程、苦難人生的深切體察，他們寫出了飽含悲劇意蘊的作品，從而形成凸顯悲憫情懷的滿族文學傳統。歷史對于人口寡少的滿民族來講，絕非只是榮耀和驕傲，本身所孕育的悲劇因素是多方面的。滿族文學家們沒有逃避自己的良知和責任，為那樣的時代和民族，留下了禍福之間相倚相生的悲喜描摹，留下了撞擊人心的悲劇備忘錄。滿族小說悲劇書寫居多，從曹雪芹的《紅樓夢》到和邦額的《夜譚隨錄》，從冷佛的《春阿氏》到穆儒丐的《北京》《同名鴛鴦》、老舍的《駱駝祥子》《月牙兒》等等，悲涼之風遍布其上。

　　第六章寫到，作為族別文學的特有展示，滿族小說在人物塑造方面，有著諸多的獨到提供，在中華多民族文壇上，構成了與漢族以及各個兄弟民族作品在人物形象描繪上面的相異相輔，豐富了中華多民族文學的形象畫廊。和邦額刻畫的清中期京師旗人貧困家庭的人物，曹雪芹勾勒的寶玉、黛玉、寶釵、鳳姐、賈母等清代滿洲貴族階層人物群像，文康塑造的清代旗人老少男女，都展現出清代滿人特點。現代的滿族由于命運變異，大多成員成為都市下層貧民大眾。出身于京旗社會的穆儒丐、老舍、王度廬等小說家，大量書寫這些處于特定歷史時期的苦難同胞，將他們的形象鐫刻到中華文學的不朽人物畫廊之上。而遲至20世紀末21世紀初，滿族小說作者趙大年、朱春雨、葉廣芩等，繼續出色地摹寫著本民族的人物形象。第七章就滿族小說的語言風格展開論述，滿族一代代的小說家將“京腔”、“京韻”等民族性語言天賦兌現到作品敘事中，為中華的文學與文明留下了富有價值的語言范本。第八章論及滿族小說的市井文化傾向，認為平民世界的審美習尚、雅俗共賞的藝術追求、苦中含笑的幽默風格，已經構成了滿族小說書寫中特殊的文化質地，成為對傳統的中原文學“文以載道”原則的有效校正。

　　第九章講述歷代滿族小說家的北京情結及其在創作中的重要投影——將京城的社會摹寫與民俗掃描結合起來，形成了一種傳統。北京是滿族的大本營與聚散中心，是他們的文化鄉土與精神故園。滿族文學家描畫北京和這座城市的一切，形成了傳統。第十章寫到，自我的歷史反思與文化反思，是滿族書面文學傳統及其流變中不可或缺的一大特性。一部追悔過往的《紅樓夢》，不單成了滿漢文化交流碰撞的生動摹本，更將參憑于歷史大背景的民族文化反思，一舉激成洪波。自此，絞結于歷史、糾纏著文化的滿洲文壇后起之秀，在各自的時代，就此奉獻得愈來愈多。老舍在反思民族歷史教訓方面有著格外重要的貢獻，到了新世紀，滿族小說界對民族歷史和現實的反思遠未結束。

　　第十一章是本書的學術總結，由兩個對應的判斷組成，既充分肯定“離開了中華文化的基本環境，滿族和它的一切既往文學績效，便都成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并明確指出滿族小說并不是“漢化”的產物，不是漢族文學的附麗物，其多方面獨到的個性化的藝術書寫，是對中華文化豐富與展開不可或缺的積極奉獻，進而完成了中華文化大格局下滿族小說的基本價值評估。

　　記    者：可以看出來，這本書完成的是中華文化大格局下滿族小說的基本價值評估，所以在研討會上，專家們認為這本書的中華大文化的背景眼光特別突出。

　　關紀新：隨著種種現代學術理念的深入人心，學界撇開少數民族文學的存在而談論中國文學，已經不太可能和不合時宜了。中華多民族文學的相輔相成、交相輝映，已然成為中國文學總體格局內不可或缺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環節。創建并確立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的任務，歷史性地落在了當代學人們的肩頭。這既是我們文學研究界的當務之急，又是一項可能需要通過比較長久的努力才能達到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