穹廬一曲本天然

　　與興安相識已多年，初次見面卻是在湖北鄖西，其時北京市文聯在那里舉辦一個活動，我與武漢的一位年輕作家同行，一進駐地小樓，那位年輕人便迫不及待四處探頭大呼：興安，興安！我道興安是誰？年輕人瞪眼大惑：你不知興安？大有文壇無人不識此君的意味，讓我好生慚愧。隨后便見一男子迎出，寬肩厚唇，一副北方人的面相，年輕人上前拍肩打背，好一陣親熱。方知興安正是張羅這次活動的北京市文聯研究部的評論家。曾任《北京文學》副主編的興安人緣甚廣，跟與會者不分老幼都如哥們兒兄弟，會上漫談，說古論今，席間豪飲，斗酒不醉，原來性情中人也。

　　后來接觸便多起來，我來京工作之后，因興安是蒙古族，又間做著評論，于是常在一些場合不期而遇，聽他帶著胸腔共鳴的發言，也不時讀到他的文章，知他興趣廣泛，愛干的活兒可一頭扎進去，不計功利，且常是利人之事、獨到之舉。

　　早在新時期文學之初，興安就是一位活躍的編輯及評論家，他曾經策劃和參與了許多頗具影響的文學活動，推動了某些文學浪潮的興起與發展。在他的《真實與想象》一書里就錄入了他所寫的《九十年代以來的文學事變與“60后”、“70后”、“80后”作家的寫作》《新體驗小說：作家重新卷入當代歷史的一種方式》《懷疑主義者、“外星人”與尷尬的一代》等文章。一位文化學者曾在與興安的一次對話中，稱他是“文學推手”，因為他經手編輯過中國許多知名小說家的作品，并把這些作品推到應有的位置。他曾率先倡議，與白燁、陳曉明、雷達、孟繁華等評論家首次發起了“中國當代文學最新作品排行榜”，包括中短篇小說、散文、詩歌和報告文學，設置了嚴格的推薦程序，可說是意氣風發，果然在推出后引起強烈反響，也引發了不小爭議，達到了他所要追求的效果，即在文學逐漸邊緣化的狀態下，呼喚媒體與讀者，讓文學重新一步步回到公眾的視野。接下來，他提出了一個“好看小說”的概念，并把“類型小說”的提法移植到國內。從編輯雜志的角度，他提出小說要好看，并與一批小說家達成共識，吸引作家走出書齋，融入大眾與時代，主張小說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都要具備感染力。為此，他策劃了“好看小說大展”，收錄了大量年輕作家的作品，從很大程度上不僅當時影響了這些作家的創作，并或許延續到他們的一生。

　　多年的編輯生涯，使興安成為一個閱讀量很大的評論家，而他對作家及作品的看法，超越了一般的辦刊人，他不光是從刊物的需要出發，更多是站立于中國文學發展的潮頭，看潮起潮落。他帶著一種天生的敏感，一邊廣泛與作家們交朋結友，一邊對他們的作品加以評說，他以他的視角提出一些專業研究者并非均能認可但卻充滿活力的觀點。他斷定：“60后：文學的懷疑主義者，歷史廢墟的拾垃圾人”，“70后：尷尬的一代，可望后發制人”，“80后：我們沒有見過的‘外星人’”。他在新世紀尚未到來之前就提醒傳統的作家評論家要多加注意各種類型的寫作，包括網絡文學，他認為“文學肯定要發生變化，這種變化不僅僅是載體和工具的變化，而是更深刻的內在結構和敘事觀念的變化，除非我們不再需要它”。他總是比較早地對一些新人新作發表看法，心悅誠服地為他(她)們叫好。有一次他和安妮寶貝一起參加《南方都市報》在北京舉辦的傳媒文學大獎，那時這位女作家的名字在文壇還不甚響亮，但興安發現在座的大學生們在主持人介紹到她時，全都齊刷刷地站起來熱烈鼓掌。吃驚不解的興安后來認真讀了她的作品，發現確實代表了相當一大批年輕讀者的心聲，有著“療傷”的功能。他將這些觀點寫進了文章，顯示了一位相對成熟的評論家的包容和開放，以及對一撥撥文學新人的提攜。或許正是如興安以及更多類似的努力，才使得今日文壇上增添了許多光彩奪目的星星。

　　興安對各種作家的熟悉，很少有人能與之相比，他熟悉老少三輩，從某些被人們遺忘的老一代到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年輕人；熟悉不同類型，從所謂“純文學”到不斷流行、不斷變換旗幟的各種流派；熟悉多民族，從格薩爾到嘎達梅林、冰山上的來客；還熟悉國內外經典作家，從托爾斯泰到赫塔·米勒，熟悉與文學有關聯的音樂家、美術家、書法家……只要提及，興安都能情真意切地一一道來。《真實與想象》書里有一篇關于赫哲族作家烏·白辛的短文，讓人讀后難忘。赫哲族在我國屬人口較少民族，烏·白辛才華橫溢，是赫哲族的優秀兒子，曾經作為新中國第一批赴青藏高原的作家，寫出大型游記《從昆侖到喜馬拉雅》，發現了被毀滅的勾格王國，使傳說中的古代文明遺址重現人間；還寫出了一部史詩性的話劇《赫哲人的婚禮》，使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赫哲族口頭文學“伊瑪堪”得以流傳。這位作家在西藏拍攝的紀錄片《風雪昆侖駝鈴聲》獲得荷蘭知名導演伊文斯的盛贊，他對此的態度卻是：“洋人說好比不上中國戲園子里的一個滿堂彩。”烏·白辛還寫出了那個年代最好看的電影——《冰山上的來客》，但在“文革”中不堪折磨，拿著一瓶啤酒、一聽罐頭和一瓶“敵敵畏”，獨自劃船去到松花江一個無名的小島上結束了生命。興安的文章讓我們觸摸到了這位赫哲人的靈魂，也引起許多反思，人們不該遺忘這一切，更應該對現有的民族文化格外珍惜，對寶貴的人才多加保護。

　　興安是蒙古族，人們與他交往之間，大多時候卻都似乎不太想起，是因為他的民族意識已完全融入到大家庭之中，是一種自在天然的狀態。事實上，他對少數民族文學情有獨鐘，近年來十分留意多民族文學的崛起，并提出一些獨到的見解，如從不同民族的寫作中把握不同民族心理及獨特性、母語寫作及翻譯的多種可能等。他還經過個人的深切體驗，反復思考如何看待草原民族劇烈變化的生存狀態，蒙古包在不斷消失，騎馬射箭成為一種記憶，大多數牧民住進了溫暖的磚瓦房，開始喜歡汽車與摩托、電視和手機，現實與想象已然存在著一條裂縫。草原城市化和過度開發同時帶給人們無盡的憂思，如何讓生活越來越好，又不損傷民族的根基，更不以破壞生態和環境為代價？興安覺得：“對這些矛盾的闡釋和見證才是作家應該關注的焦點，一個民族能夠立足于今天的陣痛，也是一個民族走向未來的起點。我們的作家必須真誠面對。”

　　興安的文字如同他的性情，不受拘束，又讓人讀出溫度，讀出真情和思想。金代詩人元好問寫的“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送與興安倒也貼切。這些年里，興安的工作環境多有變換，惟一不變的是性情，他對文學仍如同初戀的情人始終不渝，雖然時有沮喪但初衷不改。他喜歡游歷山川，熱愛美食，如今有了微信，他會不時將所感受的美景美食拍下來，曬在手機上，讓朋友們共賞。他還喜歡收藏一些不一定很值錢但頗有意趣的玩意兒，奇石、茶具、硯臺和青年藝術家的作品之類，分享給大家。最近又在苦練書法和水墨畫，漢文蒙古文相得益彰，一幅幅“蒼狼”、“蒙古人”，勁道十足。尤其蒙古文的書法，墨汁飽滿，像是要奔突，展現出興安的自我及濃烈的情感，而他畫的蒙古馬更是得到很多人的喜愛和收藏，并被國內一些文學雜志介紹推薦。

　　有人說，興安人到中年，卻還是一副文藝青年范兒。的確，他似乎天生就是一位與文學結緣的活動家，一個閑云野鶴、自由自在的人。但他雖然興趣多樣，卻從未在某個范圍擺出一副不到黃河心不死的架勢，他只是自由地行走和表述。而他的評論只限于文學，在生活中從不說是倒非，更不加害于人，即使批評也是善意厚道的。顯然，文壇因為有了他，便多了情趣；也因為有了他，便多了朋友。

　　這些，在他的文字里都能讀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