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寫作方向的又一次辨認

　　對于詩歌寫作者來說，古今中外的文化、文學資源都是營養，這話沒錯；但又容易導致偏食、營養不良或營養過剩，這種對資源的汲取運用的失衡，事實上已成為近十年來中國詩歌是是非非與眾說紛紜的原因。

　　詩并不能提供快樂，它是樂中之憂，喜中之悲，是不斷地對世界、對自我的反思、批評、求真的階段結果。它是抒情的，以情感和語言為足，它又是不隨便抒情的，絕非常規的閑游散步怡情便已足夠。那么，前述的“營養”就并非目的了。

　　當說中國詩歌傳統或傳統詩歌文化時，我們不能不深深驚嘆它的自足和系統性，繼而疑問隨之而至，古詩若是完好，又要新詩何用？反過來，再革命再現代再先鋒，新詩又怎么完全脫離古詩？我曾想，“自足”是因其存在的境地大抵是園林式的、山水式的、廟堂式的、書齋式的、個人化的……“自足”與否，與時代、與社會的狀態有關，隨著社會環境的開放與公共化，時政與個人、群體的關系變得更加復雜，當代詩在審美傾向、價值取向、形式建設等方面自然也要跟著變。

　　如何變？我也曾激情與激進，一味求變并以此為榮為動力，或謂先鋒感；而后，我又漸知，世間原來沒有無根之花，西可為中用，古為今用自也合理。有了認識的清醒，便可安然實踐。在實踐中，我曾努力想立足于傳統文化與本土現實發生的鏈結，在經驗、記憶與情感的基座上，從心理角度探索當下時空中個體精神的演進和日常存在狀況，在著力恢復詩歌原本的抒情功能的同時，注重寫實與藝術性的結合，在詩歌文本建設上堅持創新意識。這選擇，可能事倍功半，但關鍵是要有選擇。選擇本身就是態度，寫作本就是一種態度的表達。

　　當詩歌寫作行進到一定階段的時候，必然會從最初的自發的“愉”，到以身心為基礎又遠不止于此的“逾”。逐步地，獨立的理解和情理并重的人文體認，作為個體的“人”與紛雜多變的環境、時間、現實和語言的詩意關系，都復雜而理所當然地涌來，需要我們一次次地過濾。這樣，后來的寫作，已是從“容”到“融”。從“容”到“融”也是以變應變，作為選擇，這時它有了更多的主觀能動性。

　　新世紀以來，我們進入了“詩歌的傳播寫作時代”，傳播平臺茁壯成長而詩歌的票友式的圈層化、娛樂化現象也日益明顯。我們稍一留意便會發現，詩作無論如何現代總有傳統的骨架，同時傳統的表達里亦有自主的現代精神自然閃爍，更多的詩作其實是這二者的整合與磨合。確實，沒有一成不變的傳統也沒有憑空而降的現代，詩歌的有為，其實便是要汲納二者的優異和合適的營養部分。

　　“民族文學”也是這樣。我最熟悉的貴州白族通常散居雜居于偏僻的山區，文學創作隊伍相對晚出，但又正好有了輕裝上陣的優勢，對其他文化傳統的辨識與吸收更加主動，這讓貴州白族文學明顯呈現出開放、融匯的狀態。文學的地域性、民族根性是我們必須面對的，而積極創新和吸收先進文化精髓，更會使創作更接地氣。其實這也正是容與融的主要目的。

　　當我這樣又一次暗自梳理時，感覺是對自己寫作方向的又一次辨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