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聽到了生活的呼喚

　　上世紀80年代，對于“60后”作家來說，絕對是人生的黃金時代。出生寒門的我們，抱著“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堅定信念，在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中脫穎而出，成為了時代驕子。書生意氣，飛揚青春，在大學的象牙塔里，文學之夢正酣。國門洞開，思潮涌入，我們這些最初的“文青”，以文學的方式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同時，也以文學的方式接受了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洗禮。心存“學得文武藝，貨比帝王家”的志向，迷信“他人即地獄”的信條，我們頭戴校園詩人或校園作家的桂冠，在四年不食人間煙火之后，被大學這熔爐一律吐了出來，進入了比象牙塔更復雜、更混亂、更功利、更世俗的社會。格格不入的我們，體會到的是種種不適。看著別人入鄉隨俗、隨遇而安后風生水起的人生，文人的那份驕傲隨即被脆弱和自卑替代。好在還有文學，它成了我們自我拯救的福音。

　　因為文學，我們這些80年代的校園“文青”，一些被分配到了文化事業單位，一些后來想辦法調進了文化事業單位，但更多的已改弦易張，做起了與文化毫不相干的營生。許多年后，被歲月和生活改變得面目全非的我們，惟一沒改的是對文學夢想的那份赤誠與癡迷。

　　我18歲進大學，19歲在省級文學刊物上發表作品，23歲在國家級刊物上發表小說。大學畢業進了地方黨政機關，蜻蜓點水后又調入省級出版單位，做著職業文學編輯，當著業余小說家，寫著不痛不癢的文字，編著不冷不熱的書稿，過著不富不貧的生活，趕著一個又一個跟文學有關又無關的筆會。漸漸地，文學的人生變得假大空起來。守著過去的點滴成就，頂著一方名流的光環，自鳴得意一陣后，才發現江山代有才人出，風騷也屬他人。生活無情地將一個小說家閑置了，時代的列車遠去，我才意識到我的書齋原本就不是火車頭。

　　與生命糾纏在一起的文學，自以為生就屬于文學的自負，做一個優秀小說家的夢想，一切都虛幻起來，可疑起來。很多個夜晚，我獨自一人，看窗外霓虹點點，夜色闌珊，我甚至懷疑，我選擇的文學人生路，是否注定是一個錯誤？我向文友傾訴我的苦悶和不安，巴望他們能給我良方一劑，但得到的都是頭痛醫腳的處方。我說我是不是遠離了生活，他們就反問我，難道現在你不置身生活中？我說，我遠離的是激發我創作的生活，他們說那是你缺乏在自我生活中發現文學的能力。在經歷了太多的酒吧長談和沙龍爭論后，我幾乎空虛得如同一個空殼。

　　那年，我36歲。

　　帶著解開問號、急病投醫的迫切愿望，我進了魯迅文學院首屆全國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跟一群才華橫溢的來自全國各省區的學員成了同學，聆聽了一群聲名顯赫的專家的講課，仿佛真有了更上層樓的境界。四個半月下來，以為自此如有神助，佳作可期，但等我重新拿起筆才知道，一番學習下來，落了個眼高手低，頭腦風暴過后，我的文學世界滿目瘡痍。

　　人生不得意，鄉愁必來襲。身居鬧市的我，在無數的夢境中，看到的都是故鄉的模樣，聽到的都是故鄉的呼喚。開著車，聽著美國鄉村歌曲《鄉間小路帶我回家》，我走在了回烏蒙山故鄉的路上。翻過一山又一山，故鄉近在眼前，卻已面目全非，不再是記憶中模樣。老舊的村莊被探礦人鉆得千瘡百孔的山巒，從前整潔的鄉街子如今人聲鼎沸、垃圾遍地，各種兜售槍支、春藥和農用品的廣告，將一面面土墻弄得亂七八糟。我見到了鄰家大伯，隔壁嬸娘，但人家不叫我小名，稱我同志。我與兒時玩伴在小路上相逢，我遞上一支煙，他看看煙，點燃，我說，從前……他說，不要提從前，你現在是城里吃皇糧的同志。小時無話不說的朋友，現在已話不投機。回故鄉本想療傷，但卻被故鄉鄉親羨慕一番，尊敬一番。我終于意識到，那所謂的羨慕、尊敬，其實是一種拒絕。我在他們的心目中，不再屬于故鄉。

　　——這，是鄉愁之外，更大的愁！

　　雖談不上落荒而逃，但真是黯然離去。我沉默著，開車離了故鄉。回到昆明，打開電視，竟然是關于我故鄉人的新聞：三個20出頭的小伙子，合伙偷了輛奧迪，被抓了現形。問其作案原因，竟然是年關將至，想回故鄉風光一把，所以沖奧迪下了賊手。一條原本屬于茶余飯后市民談資的新聞，看得我淚流滿面。

　　我發現，我離他們——我的故鄉、我的鄉親，真的越來越遠。而離他們越遠，我這大山出來的所謂小說家，離文學也就越遠。

　　我要回去，遠山在召喚，生活在呼喚。

　　我必須回去，文學在召喚，在呼喚。

　　40歲那年，我去了滇西保山市，掛職體驗生活。我掛的是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的職，去坐了一個星期的機關的位子，我就煩躁不安起來，向市委書記提出，讓我沉到基層去。我說我是作家，要生活，要素材。在他的直接關心下，我被派到騰沖縣和順鎮的一個農戶家，跟他們一起生活，了解翡翠文化，學習翡翠鑒別、加工知識。通過半年的學習、摸索，我把自己變成了半個玉石行家。又用了半年時間寫出了《翡暖翠寒》的長篇小說，《十月》雜志發表后，作家出版社出版，并被改成40集電劇連續劇，在中央臺和數十個地方臺熱播。接著，我借新農村建設的機會深入滇西農村，跟農民們同吃同住，跟他們拉家常，采訪了數十個新農村指導員，寫出了反映新農村建設的長篇小說《泥太陽》，《芳草》雜志首發，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最終獲得了第十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云南省政府文學獎一等獎，入選建國60周年500部優秀長篇。

　　掛職的經歷讓我嘗到了深入生活的甜頭。我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一個作家，無論你有多高超的技法，如果沒有生活做底子，沒有生活的強力支撐，是斷然難寫出好作品的。到生活中去，沉到底層，就會有發現，就會有素材，就會有靈感。

　　掛職回來，我離開出版單位，調入省文聯工作。我現在已養成每年必抽一些時間深入基層體驗生活的習慣。我到滇東北烏蒙山區調研，發現這地方農村人口流失，鄉村空心化問題突出，根據所見所聞，再佐之以藝術加工，我寫出了中篇小說《一個人和村莊》，在《大家》雜志發表，《新華文摘》《小說月報》轉載。

　　我的職業是文學編輯，我在編輯工作中也大力倡導編輯也要體驗和深入生活，要身在其中。我擔任《邊疆文學》主編以來，一方面潛心扶持培養基層作家特別是少數民族作家，每年都有十數位不同民族的文學新秀通過《邊疆文學》成為文學的新生力量。同時，我和我的同事們還積極主動關注社會生活，前后出版了“云南抗旱救災專號”、“學習楊善洲先進事跡專號”和“魯甸803地震抗震救災特大專號”。“魯甸803地震抗震救災特大專號”出版后，我們火速運往災區，給恢復重建的災區送去精神食糧。手捧專號，魯甸震中龍頭山鎮龍泉小學校長這樣對我們說：“你們送來的跟那些救命物資一樣，都是災區需要的。”

　　讓文學在生活中生生不息；讓生活在文學中煥發光輝。學習習總書記的講話，更堅定了我深入生活，謳歌生活，做一個人民喜愛的作家的文學自信。

　　(作者系《邊疆文學》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