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價值重構——讀劉大先新著《文學的共和》

　　新中國的成立，為少數民族文學的誕生與發展奠定了基礎。盡管在“前二十七年”，少數民族文學的主體建構被納入到社會主義文學主體建構的統一進程，其民族性混融于人民性之中未得充分展現，然而正是國家文化建設需要重新審視和改造各民族文化，少數民族文學才能以“借腹懷胎”的方式獲得命名以及對自身傳統的承續。學者劉大先在新著《文學的共和》中提出的“文學共和”理念，重新正視了“人民共和”對少數民族文學興起的歷史貢獻，也以“文學共和”的價值理想，反思了社會主義革命文化制約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歷史局限：時代“共名”限抑了少數民族文學的民族性表述，各民族“文學共和”局面未能具有更為豐富充實的內涵。

　　在“文革”以后的新啟蒙主義時代，文學在最初的階段成為政治糾錯和社會改革的先聲。泛政治化的寫作潮流導致少數民族文學被裹挾到主旋律合奏中，未能彰顯自身特色，但也復蘇了許多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活力，一些原先沒有書面文學的民族也開啟了現代漢語文學創作之旅。隨后不久，主流文學在走向現代化、走向世界的急切渴求中發掘和利用少數民族文化貯藏，實現了新的美學生長。這種尋根潮流啟發一些敏銳的少數民族作家關注本民族的生存方式和文化遺產。烏熱爾圖、張承志、蔡測海、扎西達娃、色波等作家的“本族化”創作轉向及定位，調動了更多的少數民族作家從本民族文化和文學母體中探取創作資源的能動性。少數民族文學收納民族文化事象、呈現民族心理個性的“民族特色”日益顯著，不斷為中國文學空間增添新的質素。在劉大先看來，新啟蒙主義帶動的少數民族文學的民族化趨求，使各民族的“文學共和”奠定在族群文學主體自覺的基礎上，因而有了更具實質的內涵。

　　由此觀之，“文學共和”是一種具有雙重功效的文學史觀，包含著辯證與客觀的文學史認知。經由其檢視和探照，既能促動對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史的體貼和理解，避免了“后設性視角”導致的歷史偏見，也能對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變遷作出深刻反思，從中提取益于中國多民族文學發展的經驗和教訓。除此之外，“文學共和”的理念亦致力于為少數民族文學的價值正名。它呼應了全球性的文化多元主義潮流，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少數民族文學之于中國文學發展的重要意義。少數民族文學因為審美水平的相對滯后，在中國文學的總體格局中處在邊緣位置，長期被主流批評界視為國家文化政策照顧的產物而備受冷遇。“文學共和”理念的提出有利于沖破主流∕邊緣的定勢思維，它從中國文學生態良性循環的高度肯定了少數民族文學的存在價值，超越了片面的審美至上的文學評價標準。毋庸置疑，中國各民族文學的多元化發展利于盤活各種族群審美文化資源，在本土文學內部形成交流、更新和創造的活力源泉，從而改變中國文學的創新動力更多仰賴西方文學與文化資源的歷史。“文學共和”的理念也力圖破除自我與他者的二元對立思維，使人認識到各民族文學自我無法隔絕于他者而獨立存在。很多民族的文學都是在與他族文學的交流碰撞中生成，這就意味著民族文學的主體始終是流動、變化和生新的建構性質，而非抽象、純粹和凝固的本質化存在。“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多民族文學是一種多元共生的關系，正是“文學共和”的題中之義。

　　1990年代至今的社會思想文化難以形成趨同化的整體共識，文學發展日益陷入個人化、差異化和邊緣化的狀態，文學失去社會轟動效應倒也松動了主流精英文學話語的壓抑性結構。全球文化一體化和同質化的趨勢，加劇了少數族群文化和地方性知識的崛起。受制于資本邏輯和消費主義文化觀念，少數民族文化刻意凸顯自身“民族特色”，試圖博取更多象征資本。在這些因素的共同影響下，當前少數民族文學雖呈差異化的多元生長態勢，但是一種強化本族身份認同的民族志書寫已經成為較為顯著的敘事傾向。在一些少數民族文學文本中，甚至出現了只有單一族群人物活動的“單邊敘事”，這與多民族雜居共處的歷史和現實不相吻合。基于后現代主義的文化多元主義自西方輸入中國后，成為少數民族創作與批評的重要思想資源，但對這一外來思想顯然不能全盤照搬挪用。在劉大先看來，多元文化主義“如果沒有某種共識作為基質，則容易走向我族中心主義”。因此，以文化多元主義為思想支撐的民族志書寫，在強化族別差異和族群意識的敘事趨求中，無疑暗含著走向認同政治乃至狹隘民族主義的寫作歧途。“文學共和”理念一方面倡揚文化平權意識，尊重不同族群獨特的文學傳統，彰顯邊緣與弱勢文學的隱在價值，消解文學精英主義和一元論的權力話語結構，另一方面也以反思文化多元主義為基礎，呈示了當前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與批評的基本倫理立場，即文學的族群化追求必須關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事實存在。就此而言，“文學共和”不僅是一種極具啟示意味的文學史觀，也是一種兼顧少數民族文學價值建構和敘事倫理的富有張力的批評方法。其統攬全局的視野、辯證深刻的含義及高度凝練的表述，必將在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與研究領域內持續展現其理論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