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風：走在“光榮的荊棘路上”

　　今年是蔣風先生從事兒童文學創作80周年(1934年在上海《兒童雜志》發表兒童文學作品《北山游記》)，從事兒童文學教學60余年(1952年在金華師范從事兒童文學教學)，出版中國第一部兒童文學史著作《中國兒童文學講話》55周年(1959年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新時期招收第一屆兒童文學碩士研究生畢業30周年，退休后創辦“中國兒童文學研究中心”并義務招收“非學歷兒童文學研究生”20周年。蔣風先生走在“光榮的荊棘路上”(安徒生語)，播撒兒童文學火種，先后獲得宋慶齡兒童文學獎特殊貢獻獎(2003年)，“世界兒童文學理論貢獻獎”(2006年)，國際兒童文學理論獎格林獎(2011年)。今年，蔣風先生又在浙江師范大學設立國內第一個全國兒童文學理論獎——“蔣風兒童文學理論貢獻獎”，每兩年一次，獎勵全國范圍內在兒童文學學術研究領域取得卓越成就的兒童文學理論家。蔣風先生對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的中國化、現代化、標準化、國際化建設作出了突出貢獻，在蔣風先生身上濃縮了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理論的發展進程。

　　中國兒童文學學科建設的開創者與奠基人

　　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蔣風就在金華師范學校開設兒童文學課程，以講稿為基礎，于1959年出版了中國第一部具有兒童文學史意義的著作《中國兒童文學講話》(江蘇文藝出版社)，魯兵稱之為“我國兒童文學的‘史略’”，是整理和編寫我國兒童文學史“一個良好的開端”(魯兵：《兒童文學研究》1959年第2輯)。“文革”時期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關進牛棚期間，蔣風已經完稿的《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簡史》被抄毀。“文革”一結束，蔣風重回講壇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高校恢復兒童文學課，并于1979年在全國率先招收兒童文學碩士研究生，建立兒童文學研究室(1979年—1988年，1988年升格為兒童文學研究所，蔣風任所長至1994年退休)。1982年，出版“文革”后中國第一部兒童文學教材《兒童文學概論》(湖南少年兒童文學出版社)，1986年主編出版中國第一部兒童文學史《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河北少年兒童文學出版社)，1991年主編出版《中國當代兒童文學史》，1992年主編出版《世界兒童文學事典》(希望出版社)。至此，蔣風基本完成了對中國兒童文學學科的構建：開設兒童文學課程、編寫兒童文學教材、培養兒童文學師資。方衛平在回顧中國當代兒童文學學科發展歷程時曾談到，“兒童文學這一處于學術體制邊緣的弱勢學科，在被一南一北兩個村子夾于其間的浙江師范大學，卻得到了一種難得的學術尊重、呵護和培育”，“獲得了中國所有高校中最好的大學文化土壤和體制保障”。(《中國兒童文學發展史·總序：論一個可能的兒童文學學派》，少年兒童出版社，2007年版)這與蔣風在浙江師院的開創之功以及他擔任浙江師范大學校長期間(1984年—1988年)將兒童文學作為核心學科來建設所奠定的基礎牢不可分。

　　與兒童文學學科建設密切相關的是兒童文學教學科研隊伍的形成。蔣風1952年在金華師范學校開設兒童文學課，1979年在浙江師范學院招收兒童文學研究生，1983年創辦全國幼師普師兒童文學進修班，1994年退休創辦“中國兒童文學研究中心”，并義務免費招收非學歷兒童文學研究生至今，蔣風把畢生精力都放到兒童文學教學、理論研究和閱讀推廣上，桃李滿天下，五世同堂。他的兒童文學研究生們已經成為中國兒童文學教學、研究的重要力量，受他培養指導幫助的兒童文學教師在各自單位都已經成為兒童文學教學的中堅力量，眾多兒童文學愛好者在他的引導下走上兒童文學創作之路，這是中國兒童文學的幸運。

　　蔣風兒童文學觀三要素：文學性、兒童性、方向性

　　蔣風的兒童文學理論集中體現在他的《兒童文學概論》里，這是“新中國最早一本系統的兒童文學專著，曾一版再版，被各師范院校選作兒童文學課教材”(張永健主編《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史》，遼寧少年兒童出版社，2006年版)。該書具有鮮明的中國兒童文學特色，既汲取了蘇聯兒童文學理論的合理內核，又順應中國文學發展的時代要求，更有蔣風兒童文學創作、教學、科研的心得。從文學性、兒童性、方向性三個方面，界定了中國兒童文學的學術概念，是經過近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發展的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和教訓檢驗的具有合理內核的兒童文學觀，是中國特色兒童文學理論的奠基石。

　　蔣風認為兒童文學是根據教育兒童的需要，專為廣大少年兒童創作或改編、適合他們閱讀，能為少年兒童所理解和樂于接受的文學作品。它是文學的一部分，具有文學的一般特性，服從文學的一般規律，但它又是文學的一個獨立的部門，具有自身的特點，即兒童文學的特點，要求通俗易懂，生動活潑，適應不同年齡少年兒童的智力、興趣和愛好等，成為向少年兒童進行思想教育、知識教育的工具之一(《兒童文學概論》，第3頁)。

　　蔣風強調兒童文學與文學在審美本質上的一致性，兒童文學首先是文學。兒童文學是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任務、性質、發展規律，與文學總體是一致的。因此我們在談兒童文學時，首先應該認識它與成人文學的共同性，更不要在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之間劃出一條絕對的界限。但同時強調，研究兒童文學，既要看到它和一般文學的共性，也要研究它自身的運動形式，研究它的特殊矛盾，研究它不同于一般文學的特殊性，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發揮它在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這一戰斗任務中的作用，更自覺地執行黨的文藝路線。(《兒童文學概論》，第4-9頁)

　　蔣風認為兒童文學的特殊性是由兒童這個特定的讀者對象決定的。強調兒童文學要完成它對少年兒童的共產主義教育任務，必須先認真了解它服務對象的特點，研究對象的要求、興趣、愛好、接受能力等，并引用高爾基在《兒童文學主題論》中的忠告：“有志于兒童文學的作家必須考慮到讀者年齡的一切特點。違背這些特點，他的著作就會變成沒有對象的、對兒童和大人都無用的東西。”要研究兒童文學的特殊性，首先要研究兒童的年齡特征，強調兒童文學的年齡特征，既有生理和心理基礎，更要關注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社會性和時代性，全面科學準確地理解兒童年齡特點，關注兒童在不同年齡階段對兒童文學的特殊要求，因為兒童文學的特點是它的對象的特殊要求在文學上的反映(《兒童文學概論》第9-17頁)。

　　蔣風認為應該在文學性和兒童性完美融合的前提下，強調中國兒童文學必須具有“明確的方向性”， 認為“兒童文學不同于一般文學的第一個明顯特點，就在于它具有明確的教育方向性”，在于“兒童文學是教育兒童的工具”，因為兒童的世界觀人生觀正在形成，可塑性大，兒童文學對兒童的感染和引導必須是明確的、正確的，“社會主義兒童文學應該具有明確的共產主義教育方向性”；“兒童文學的教育方向性，比起一般文學來說，要更明確，更有目的，也更有計劃性”(《兒童文學概論》第18頁)。

　　由此可見，蔣風回答了“為什么要有兒童文學？”“什么是兒童文學？”“兒童文學為什么人(兒童)”以及“如何為”這樣一些兒童文學的根本問題，明確了“為兒童”是兒童文學之所以存在的核心問題。初步構建了“文學性、兒童性、方向性”辯證統一、“三位一體”的中國特色兒童文學理論架構，文學性是軀體、兒童性是靈魂、方向性是生命，這是那個時代對兒童文學這個文學門類作出的科學、辯證、準確、全面的理論闡釋，是一種與時俱進的開放體系，至今仍然沒有一種理論可以完全取而代之，這是蔣風對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的最大貢獻。

　　蔣風的兒童文學理論是那個時代的產物，自然也有那個時代的局限，譬如認為“兒童文學是教育兒童的有力工具”，從強調“兒童文學的教育方向性”和兒童文學作家的時代使命感，導向實踐中的兒童文學片面追求教育性而忽視文學性，這是那個時代的誤區。在經歷了新時期以來否定“教育工具論”、兒童文學過分娛樂化、一味迎合兒童心理、追求無意義無意思的所謂“回歸兒童本位”的兒童文學試驗以后，我們更加感到，“方向性”應該成為中國兒童文學重要的特征，中國兒童文學對中國兒童讀者必須有正確的引導，必須堅持正面引導，必須提供正能量，激發向上力。

　　蔣風的兒童文學史觀：五四新文化運動催生中國兒童文學

　　蔣風兒童文學理論的重要內容，是他的中國兒童文學發展史觀。今天人們了解到的中國兒童文學發展的歷史，基本上就是蔣風在一系列史學著作中主持講述的歷史，主要有《中國兒童文學講話》(江蘇文藝出版社)、《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河北少年兒童出版社)、《中國當代兒童文學史》(河北少年兒童出版社)、《中國兒童文學史》(安徽教育出版社)、《中國兒童文學發展史》(少年兒童出版社)、《兒童文學史論》(希望出版社)等一系列在當時都具有填補空白意義的學術著作，這些著作里蔣風的兒童文學史觀客觀、全面、辯證、發展地描述了中國兒童文學發展的主潮，是關于中國兒童文學發展史研究最有權威性的觀點，代表了中國兒童文學發展史研究的方向和水平。

　　蔣風認為，在中國，從嚴格的科學意義上說，兒童文學是20世紀初的產物，但它不是在某個良辰吉日突然從天而降，而是數千年燦爛的中國文化孕育下，在繼承并發揚中國民間文學和古典文學傳統的基礎上，一代又一代兒童文學的追夢者不懈追求奮進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走過了從自發到自覺的漫長歷程。中國兒童文學伴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而來，是人的現代化、語言的現代化、兒童觀的進步、普及教育的驅動、外國兒童文學的影響等諸多社會、文化、歷史、教育因素的深刻影響，具有源遠流長但發展緩慢、起步晚但起點高、一貫注重教化又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發展特色，對照《大英百科全書·兒童文學》關于兒童文學發展水平的“十大指標”建議，中國兒童文學幾乎在每一個方面都有顯著的發展和深刻的教訓，為未來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提供了成功經驗，預留了極大空間，描繪了美好藍圖(參見《中國兒童文學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

　　蔣風為中國兒童文學而生，他參與、組織、引導、建設、見證新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在他的身上就有中國兒童文學發展的高度縮影，可以想象，沒有蔣風參與建設，中國兒童文學理論與研究的現狀一定是另外一番景象。“蔣風的歷史，就像一部中國現當代兒童文學研究史”(陳蘭村：《蔣風評傳》，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

　　中國兒童文學理論“走出去”第一人

　　蔣風非常重視中國兒童文學的對外交流，可以說是中國兒童文學理論“走出去”第一人，對中國兒童文學走向并融入世界、世界關注并接納中國兒童文學作出了突出貢獻，可惜這方面的意義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30年前，蔣風出版的《兒童文學概論》被日本兒童文學學會收入《兒童文學事典》(東京書箱株式會社1988年版)，作為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的代表，將其與法國保羅·海蜇的《書·兒童·成人》、英國史密斯的《兒童文學論》、蘇聯馬卡連柯的《兒童文學與兒童讀物》、韓國李在徹的《兒童文學概論》并稱具有世界影響的5部兒童文學理論著作。1992年，蔣風主編出版了200萬字的《世界兒童文學事典》，“希為中外兒童文學學術交流”“起一個架橋、鋪路的作用”。2003年，蔣風在回顧從事兒童文學教學研究60周年的業績時，更特別提到自己“對中外兒童文學交流的開拓”，自述“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都離不開中外交流，有交流才能進步，有交流才有發展。近20多年來，我致力于兒童文學的中外文化交流，可謂不遺余力”(《走在光榮的荊棘路上——我和兒童文學》，載《兒童文學信息》2004年1月20日)。

　　早在1987年，蔣風成為國際兒童文學學會的第一位中國籍會員，以后又陸續擔任亞洲兒童文學研究會共同會長、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名譽顧問、國際格林獎評委等國際兒童文學學術組織的重要職務。1986年應IBBY(國際兒童讀物聯盟)邀請參加第20屆IBBY東京大會，首開中國兒童文學理論國際交流之旅，至今的30年間，蔣風幾乎每年都出訪交流講學，先后多次在韓國、日本、美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法國、德國、英國、丹麥、芬蘭等國的國際兒童文學學術會議，都因為經費等問題未能成行，但蔣風都提供了書面論文供大會交流)，以及中國的香港、澳門、臺灣地區，宣傳中國兒童文學，宣講中國兒童文學主張，推介中國兒童文學作家作品，培養中國兒童文學世界讀者。

　　2006年，蔣風應邀出席韓國首爾舉辦的“第二屆世界兒童文學大會暨第八屆亞洲兒童文學大會”，被授予“世界兒童文學理論貢獻獎”，頒獎詞這樣評價：“蔣風把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提升到了世界級的水平，其貢獻獲得亞洲兒童文學界之具體肯定，特此給予理論貢獻獎。”蔣風成為中國文學界至今惟一的一位獲獎者。

　　2011年，蔣風對于兒童文學理論研究的突出貢獻，更得到世界兒童文學界的高度肯定，獲得國際格林獎。國際格林獎和國際安徒生獎被譽為兒童文學兩大世界性最高獎項。與國際安徒生獎著重鼓勵兒童文學作家與畫家不同，國際格林獎更注重對那些在兒童文學理論與普及等方面做出突出貢獻的個人進行獎勵。國際格林獎始于1987年，每兩年評選一次，24年來只有12人獲此殊榮。第十屆、第十一屆國際格林獎評選中，蔣風曾兩次獲提名，此前12位獲獎得主分別來自德國、法國、美國、日本等，蔣風是中國獲得國際格林獎的第一人。

　　蔣風始終致力于中國兒童文學“走出去”的努力，讓中國兒童文學與世界兒童文學“取同一步調”。蔣風無疑是中外兒童文學交流的開拓者、建設者和見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