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斯·艾爾與古巴裔美國文學

卡洛斯·艾爾

《在哈瓦那等待風雪：古巴男孩的告白》與《在邁阿密學會死亡：難民男孩的告白》英文版

《曼波歌王奏情歌》《來年古巴：在美國的成長往事》《古巴黑人美國黑人：回憶錄》《安娜在熱帶》

　　卡洛斯·艾爾(Carlos Nieto Eire)是當今著名的古巴裔美國作家之一，他的《在哈瓦那等待風雪：古巴男孩的告白》(Waiting for Snow in Havana：Confessions of a Cuban Boy)斬獲2003年國家圖書獎(非虛構類作品)，他由此成為第一位獲得國家圖書獎的古巴裔作家。

　　卡洛斯·艾爾1950年生于哈瓦那上流社會的富貴之家，父母都是歐洲白人的后裔。1962年，11歲的艾爾和哥哥托尼來到美國，母親在3年之后獲許可出境，來到美國與兄弟二人團聚，但是父親一直留在古巴，直到1976年去世也未能與兩個兒子相見。卡洛斯于1979年獲得耶魯大學博士學位，先后在明尼蘇達州的圣約翰大學、弗吉尼亞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等高校任職，從1996年開始任教于耶魯大學歷史系，從事歷史與宗教研究。2010年，他又出版了第二部回憶錄：《在邁阿密學會死亡：難民男孩的告白》(Learning to Die in Miami: Confession of a Refugee Boy)。這兩部回憶錄構架了卡洛斯·艾爾作為作者/敘述者的移民經歷和文化適應過程。但是，由于作者對卡斯特羅政權的批評，這兩本書都未能在古巴出版。

　　卡洛斯·艾爾的這兩部作品名為“回憶錄”，獲獎時也被劃分到“非虛構類”作品中，但卡洛斯·艾爾曾明確提出，“回憶錄”其實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回憶錄，而是“小說”：“我跟自己開了個玩笑。我寫的時候并沒有把它當作回憶錄來寫，而是當作小說……”所以，這兩部作品都屬于“虛構性自我書寫”，將個人經歷和歷史敘事結合，通過個體的生活變遷反映歷史，力求在宏大歷史背景下追溯人物命運的跌宕起伏。

　　卡洛斯·艾爾的成功反映了美國古巴裔文學的創作成就。美國古巴裔文學始于20世紀中期，隨著古巴移民的到來而發展。除了卡洛斯·艾爾之外，還有眾多知名的古巴裔作家。奧斯卡·西羅胡斯(Oscar Hijuelos)是第一位獲得普利策小說獎的拉美裔作家，他的《曼波歌王奏情歌》(The Mambo Kings Play Songs of Love)獲得1990年普利策小說獎。尼洛·克魯茲(Nilo Cruz)的劇作《安娜在熱帶》(Anna in Tropics)獲得2003年普利策劇作獎；而在此之前，古巴裔劇作家瑪利亞·佛尼斯(María Irene Fornés)曾是20世紀60年代百老匯運動的推動者，被譽為美國先鋒派戲劇的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娜·加西亞(Cristina Garcia)的《夢系古巴》(Dreaming in Cuba)獲得國家圖書獎虛構類作品的提名。

　　雖然艾爾的《在哈瓦那等待風雪》較富盛名，但并不是古巴裔文學中的第一部非虛構作品。在此之前，古巴裔作家已經出版了多部“回憶錄”或者“自傳”。其中較為突出的有帕布羅·梅迪納(Pablo Medina)的《流放的記憶：古巴的童年時光》(Exiled Memories: A Cuban Childhood)。之后還有維吉爾·蘇亞雷斯(Virgil Suárez)的《心中的安哥拉：古巴-美國童年的記憶》(Spared Angola: Memories from a Cuban-American Childhood)，弗洛爾·費爾南德斯·巴里奧斯(Flor Fernandez Barrios)的《雷霆的祝福：古巴的少女時代》(Blessed by Thunder: Memoirs of a Cuban Girlhood)，艾維里奧·格里洛(Grillo Evelio)2000年的作品《古巴黑人美國黑人：回憶錄》(Black Cuban Black American a Memoir)。另外還有古斯塔沃·佩雷斯·費爾馬特(Gustavo Pérez Firmat)的《來年古巴：在美國的成長往事》(Next Year in Cuba: A Cubano’s Coming of Age in America)，此作曾獲得1995年普利策獎非虛構類的提名。普利策小說獎獲獎作者奧斯卡·西羅胡斯也在2011年出版了回憶錄《戒煙后的沉思》(Thoughts Without Cigarettes: A Memoir)，是作者晚年時對自己一生的總結。

　　從這些作家生活的時代和作品創作的時間可以看出，除了最年長的格里洛之外，他們大部分出生于上個世紀古巴革命前后，經歷過社會的變革，后來移居美國。到90年代，這些移民的經濟狀況已經有了明顯改善，社會地位得到鞏固；更重要的是，他們具有了一定的話語權，因此希望將自己的經歷記錄下來，并且呈現出來，由此造就了古巴裔文學的第一個繁榮時期。這些作品大都以古巴革命前后為背景，講述社會巨大變革對人物命運的影響，同樣也講述敘述者心智的成長。這些作者之所以將作品定義為非虛構性的“回憶錄”，就是為了使得文學敘述具有更大程度的“真實性”，將個人記憶置于歷史的框架之中，力圖通過個人歷史來反映古巴民族的歷史和古巴裔美國人的文化適應經歷。

　　從卡洛斯·艾爾兩部作品的題目中，可以明確地看出作者書寫的重點就是所謂的“個人經歷”。《在哈瓦那等待風雪：古巴男孩的告白》的故事開始于1959年元旦，結束于1962年卡洛斯·艾爾和哥哥登機赴美。該書以哈瓦那的生活為重點，講述了古巴革命以后作者和家人的生活。作者一家在巴蒂斯塔政權時期屬于社會的精英階層，社會變革使得他們對于未來充滿疑慮。父母最終決定將卡洛斯和哥哥送到美國，兄弟二人在離家前享受著與父母在一起的最后時光。《在邁阿密學會死亡：難民男孩的告白》以兄弟二人在邁阿密的生活為中心，講述他們輾轉在佛羅里達州和伊利諾州幾個寄養家庭之間的生活。兩部回憶錄都充滿濃重的懷舊情緒，基本采用時間順序，不過在涉及某個話題時會將不同時期的事件串聯在一起，通過明顯的時間標志加以標示，例如：“時間來到20年之后”，或者“現在重新回到1963年”等，這種時間上的跳躍增加了敘述本身的可信程度。

　　《在哈瓦那等待風雪：古巴男孩的告白》伊始，卡洛斯回憶他8歲那年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巴蒂斯塔總統逃跑了。“我一覺醒來，這個世界全變了，而且，令我不解的是，沒有人問問我的感受如何。自從那一天起，就一直是這個樣子了。當然，其實一直就是這樣的，只是我不知道而已。怪事一件接著一件：有好事，也有壞事，大部分不好不壞。并且，都由不得我自己……那一天，是1959年的第一天”。曾經令卡洛斯引以為豪的古巴，“我的古巴”正在一點點地發生著變化：他們的鄰居陸續離開了，巴蒂斯塔時期的高官和富商也不見了。最終，借助于美國政府和旅美古巴宗教人士實施的“彼得·潘計劃”(Operation Peter Pan)，卡洛斯和托尼才得以在1962年離開古巴。這部作品記錄的是“風雪”的來臨——卡洛斯回顧自己如何從古巴社會的特權階層，一下子跌落為美國的“少數族裔”：“那次短暫的飛行旅程把我這個白人小孩變成了拉丁人。每次我填表時都得記著，我是‘拉美裔’，不是‘白人’，也不是‘高加索人’。不是哪一種事物剝奪了我的白人身份。根本不是，只是那45分鐘的航程”。

　　《在邁阿密學會死亡：難民男孩的告白》講述卡洛斯兄弟獨自在美國生活的故事，從1962年4月卡洛斯和托尼走下飛機、踏上美國土地開始，一直到1965年圣誕節母親來到美國與他們團聚。該回憶錄的時間線索更加明晰，以兄弟兩個在不同寄養家庭的生活為序，講述他們一步步遠離古巴身份、變成美國人的過程，核心主題是“死亡”和“死后的重生”。與充滿懷舊情緒的第一部回憶錄相比，該作品中更加突出的感情是苦澀。只有真正踏上美國這個陌生之地，卡洛斯才意識到，從前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我再也不能在家里過圣誕節了，再也不能了。事實上，我再也不會擁有一個可以稱之為家的地方了。圣誕節已經死去了，就好像十字架上的耶穌，死去了，腐爛了”。

　　書名采用“死亡”意象，是因為死亡代表著過去歲月的消亡和一段生命的終結，同時也代表新生的希望。失去家園讓卡洛斯開始成長，因此，一次次死去的經歷也比喻卡洛斯和哥哥開始新生活、實現身份轉變的節點。在“家庭溫暖之屋”那段最為不堪的歲月中，兄弟二人為了逃避惡劣的生存環境而躲避到公共圖書館看書。這為卡洛斯開啟了一扇發現自我的窗戶：“給了我通向過去和未來的通行證，并最終為我贏得了將來的謀生之路”。回顧當年的歷程，卡洛斯感慨道：“可能在別人看來，這種生活十分艱難，但是于我，這已經十分完美了。我喜歡其中的點點滴滴，即便是最痛苦的經歷。現在，我已經明白，痛苦也不是件壞事——是救贖——如果你能夠正確看待生命中這些不可避免的事情的話。沒有痛苦，便沒有快樂”。

　　卡洛斯·艾爾的回憶錄集中反映了“彼得·潘兒童”問題。古巴革命以后，政治風云突變，巴蒂斯塔政權時期的上流社會陡然感覺到危機。此時，卡斯特羅政權的反對者開始蠱惑人心，稱反對派人士的兒女都將被送到軍營或者蘇聯的勞動改造營，許多人都感到惶恐不安，大部分人選擇將孩子送到美國。1960年到1962年，在流亡美國的古巴人組織和宗教組織的策劃下，實施了“彼得·潘計劃”，陸續將14000多名古巴兒童送到美國，寄養在古巴移民或者美國人家里。古巴移民問題研究專家瑪利亞·托瑞斯就是一名“彼得·潘兒童”，也是古巴移民問題研究專家。她認為聯邦調查局是始作俑者，多次要求美國政府解密相關文獻，但是始終沒有獲得許可。

　　鑒于古巴裔美國文學中涉及的敏感政治問題，這些文本的接受會有一定的爭議。無論是“回憶錄”還是“小說”，它們都是文學書寫，不過是某一個人或者某一種生活經歷的展現。從卡洛斯·艾爾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這類文學敘述體現了復雜的權力關系，不僅決定了書寫內容的選擇，而且還會影響文學作品的接受。盡管兩部回憶錄中敘述的真實性和可信度值得進一步商榷，但是從中的確可以看出社會歷史變革中個人的掙扎、奮斗和成長。同時，鑒于作者“彼得·潘兒童”的身份，社會和學術界對于沒有監護人陪伴的“兒童移民”問題也愈加關注。應該說，這也是文學書寫之社會價值的充分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