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個“麥田的守望者”

　　每一個文學工作者都有自己最熟悉的寫作領域，或者叫“領地”。我的“領地”在平原，是生活著幾千萬人口的大平原。這里一馬平川，四季分明，平均氣溫16.8℃，植物豐茂，可以說“插根棍子都可以發芽”，是歷史上中華民族世世代代賴以生存的中原腹地，也是儒家文化浸潤最深的一塊土地。這里雞犬相聞、人口密集，幾乎每一寸土地都是被后人修飾過的，已經沒有原始的東西了。在這塊地域生活的人們可以用16個字概括：吃苦耐勞、堅忍不拔、不擇手段、生生不息。

　　多年來，我一直行走在平原上，每年都會下去走走、看看，也可以說是在研究平原。平原是我的家鄉。在文學創作上，我找到了屬于自己的“平原”，就有了一種“家”的感覺。可以說，我作品中的每一個人物，都是我的“親人”，當我寫他們的時候，我是有痛感的。所以，我一直是把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當作我的寫作方向。我是把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們當作“植物”來寫的，寫“土地與植物(人)”的關系和生命狀態。我曾經把自己數十年對這塊土地的認知與探索寫在了我的3部長篇和一些中短篇小說里，如“平原三部曲”《羊的門》《城的燈》《生命冊》等。

　　自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社會已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種高速旋轉式的變化常常讓人目不暇接，甚至是目瞪口呆。思考在大變革甚至大遷徙中的中原人的生存狀態常常有力不從心的感覺，就像是前方突然失去了目標。比如，30年了，中國取消農業稅后，土地的承包方式發生了變化，由原有的一家一戶的承包制轉向租賃制或向大戶集中，由于農民一批批地流入城市，農民的生活方式也發生了變化，鄉村已不再是原有意義上的鄉村了。尤其是隨著城市化進程的飛速發展，原始意義的農耕社會正在土崩瓦解。在平原，真正意義上的農民已逐漸演變為流動著、遷徙中的一個個“背著土地行走的人”。他們或個體、或家族、或群體，在大變革的潮流中被夾裹著四處奔突，從方方面面改變著舊有的生活方式。比如，杭州、深圳有中原農民群體組成的出租車司機群落。我出差時了解，他們多數是豫東平原上走出的“周口幫”，一問就說：周口的。比如：北京有經營蔬菜的鄉幫(多來自豫北)、當保姆的鄉幫(多來自豫南，一問就是：駐馬店的)、搞建筑的鄉幫(多是豫北、豫東的，一問就說：林州的)；往西，新疆有大批從拾棉花開始而留下的現在成為小商販群體和承包土地的河南鄉幫……他們過著一個帶一家，一家帶一族，一族帶一村，以村為群體的、先漂泊后定居的“復制、印染式”的生活方式。這是連根拔起的一種生活，是疼痛與憧憬并存的一種生活。

　　我所居住的城市鄭州30年來一直在大拆大建，道路每天都在變化，常常從外地出差回來，就認不得回家的路了。每當我看見坐在馬路牙子上端著大碗吃飯的民工時，心里就疼，我就覺得我是他們中的一個，就像伊朗劇作家阿巴斯說的那樣，作為一個作家，當“車輪滾滾向前時，我們仍要關心那些趴在鐵軌上酣睡的蝴蝶”。

　　比如，在我住的小區里，早年曾有一個小伙子，他每天在小區里打掃衛生也捎帶著收破爛，見人就點頭。前些天，我跟他聊天，很驚訝地發現他不但已娶妻生子，孩子已在城里上學多年，一個已讀大學了，而且還買了兩套小戶型房子、兩個車庫。進城20多年了，農民也已開始在城里置家置業了，早已不僅僅是打工一族了。我原以為，從農村走出來的打工族是買不起房的，可我錯了。我發現，改革開放30年來，對農民來說是一個自發的大流動、大遷徙的時期。農民已非原來意義上的農民了。由于身份的變化帶來心理的變化，由于心理的變化帶來了生活方式的變化。我在寧波遇見一個老鄉，一個做生意富了以后躲起來的人。他被老鄉騙了兩次后，不愿再回家鄉，也不愿見老鄉、熟人。他成了一個富有的躲藏者。對此，我的思考遠遠不夠。

　　對中國鄉村來說，改革開放帶來的變化是方方面面的。一種是走出去的，另一種則是由生產方式的改革而實現城鎮化。

　　比如，早年我曾經采訪過一個村莊，這個村子原來做“槍桿”，就是那種長矛的桿。后來槍桿作為武器不讓做了，他們就改做桿秤。祖祖輩輩都是一邊種田一邊做桿秤為生。解放后有一段時間“割資本主義尾巴”，桿秤也不讓做了，只有個別人家偷偷做。改革開放后，他們有一段時間又開始做桿秤了。可沒過多久，這種舊式的桿秤就沒人要了。后來一些在外打工的年輕人帶回一些新式的彈簧秤、電子秤，一些頭腦靈活的就學著做，結果生意很好，一村人都做。于是，這里由一個村子逐漸地演變成了一個鎮的規模了。

　　再比如，前不久我又去信陽看了一個名叫郝堂的村子。這是一個美麗的小山村，這里的一切都按自然形態發展，山村、瓦舍、荷塘、稻田……現在已成了全省有名的旅游景點。當地政府的一個鄉長講了一個很好的觀點，那就是郝堂的發展要尊重自然環境，尊重村莊的原始肌理，尊重群眾的意愿。郝堂村的建設，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對中國鄉村重新認識的新的視角，也是一個真正關注民生民意的視角。

　　中國在變化中，中國的農民在變化中，中國的鄉村在變化中。在城市化進程中，一部分農民雖然進了城，但仍然是精神上的流浪者、漂泊者。一部分留守者也已喪失了再造精神家園的可能。在這樣一個時期，文學已落在了后邊。文學是時代的聲音，也是人類生活的先導，時代在呼喚文學的黃鐘大呂。作家更應該順應時代的發展，貼近生活，貼近人民，與時代同呼吸共命運。然而，這又是一個變化中的時代，是一個多元的、無序的、行進中的時代，是希望與絕望并存的時代，是高歌猛進而又物欲橫流的時代，陌生化已成為這個時代的特征。可我們被時代裹挾著，被互聯網裹挾著，我們就像是背著土地行走，卻步履艱難。看見了高山，可我們丟失了“金色的麥田”，我們自己的麥田。這一切正是我們要重新思考的。

　　總之，在這樣一個特定的時期里，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非常重要、及時、溫暖。對每一個文學藝術工作者都顯得語重心長，發人深省。由此，作為一名文學工作者，通過學習講話精神，我更愿意踏踏實實做一個堅守文學品格和文學創新精神的探索者，做一個為人民寫作的“麥田的守望者”。

　　(作者系河南省作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