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些“高而可攀”的榜樣

　　據說俄羅斯作家列夫·托爾斯泰對我國的墨子學說表示過極大的興趣與景仰。托翁晚年極度厭惡“現代文明”。他以為就是這種“文明”，成了育人自私的溫床。

　　孟子在談論他那個時代的思想界情形時曾預言：天下不歸于墨，則入于楊。“楊”即那位楊朱，人稱楊子。

　　楊與墨之間有什么區別呢？簡而言之，一個主張為己，一個主張為人。楊朱鼓吹“為己”，甚至“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則不然，他倡導人們為普天下人排憂解難，即使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楊子的說教太俗，墨子的陳義甚高。

　　墨子學說雖充滿陽光，可以正大光明地拿到桌面上談論，但是它終于沒能成為我國的“顯學”。清代的國學大師們整理古籍，孫詒讓分檔《墨子》，開始整理后，好多時日他不知從何處下手。幾千年來，著述琳瑯滿目，幾乎沒有幾人光顧過《墨子》，《墨子》成了久已荒蕪的廢墟。為什么墨學受到如此冷落，恐怕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主要是他陳義過高，高不可攀，讓人敬而遠之。

　　楊朱學說雖俗不可耐，絕大多數人不肯公開表示贊賞與信奉，有時甚至還假模假樣地罵上幾句，但是說到人們的心靈深處，楊子卻有諸多的追隨者，口不言而行不棄，因為他的主張有實惠，不吃虧，凡信奉者，大可以在沒人處偷著樂。

　　如今拿出墨子、楊朱來討論，有什么意義嗎？

　　凡陳義過高的理論說教，或形象高大、光芒萬丈的典型，因其高尚，沒有人站出來公開唱反調。但是如果高得像月亮掛在碧空似的，享受一下月光下的遐想是可以的，卻不會有人或跳高，或攀登，真的去摘取月亮。楊朱的“為己”之說雖赤裸裸，沒有人肯公開地應和，可是暗地里踐行者比比皆是，看當今的貪官污吏，哪個不是他的信徒？

　　上世紀中葉，文藝界曾批判過“中間人物論”。但是我卻贊成生活中多一些普通人看得見、摸得著的“中間人物”的榜樣。這種人品質高尚，卻并非高不可攀；他們的行為堪稱表率，卻不讓人敬而遠之、望而生畏；他們可景仰也可親近，只要你心存良知、胸懷正義，就可能像他們一樣，成為現實生活中的另一個榜樣。

　　就整個社會而言，不論各行各業，不論勞心者或勞力者，處于金字塔頂尖的人物總是極少數，絕大多數是蕓蕓眾生，若蕓蕓眾生中大多數者做到了心存良知、胸懷正義，那么這個社會不就是一個很值得稱贊的社會了嗎？榜樣不必是“高大全”，好人也不必都是圣人，果真人人都是圣人，也就沒有圣人了。

　　對“為己”的批判也要有節制、有分寸，別說過頭話。不要像以前那樣強調事實上的“大公無私”與“毫不利己”。在生產資料、生活資料有限的社會里，誰如果真的“毫不利己”，他還能生存嗎？他要吃、要穿、要喝、要住、要養家糊口，怎么可能“毫不利己”？

　　我以為比較科學、比較聰明的提法是“大公有私”，也就是說“私”存于“大公”之中。公是“水”，私是“船”；“大公”有了富了，“私”才可能水漲船高；“公”長一尺，“私”長一寸。在“公”與“私”和“己”與“人”之間，提倡“先公后私”、“先人后己”。這已經是很理想的道德標準，也是令人羨慕的社會風尚了。

　　我們聽聽馬克思是怎么說的：“人類的本性是這樣確定的：人只有為自己同時代人的完善、為他們的幸福而工作，他才能達到自身的完善。”如果沒有自身的完善，只有自身的犧牲，還可能有持久與普遍的意義存在嗎？個人與社會、與他人的關系，確如《新唐書·張延珪列傳》中說的：“除天下之害者，常享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常饗天下之福。”最公平最和諧的社會，就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彼此為人服務，亦彼此被人服務。既都是主人，又都是仆人。文學有責任營造這樣的社會典型。這樣的社會才是其樂融融的和諧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