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品格——北京大學教授樓宇烈訪談

　　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系教授，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譽院長樓宇烈，是中國文化真誠、積極的倡導者和實踐者之一。他不僅創立了國藝苑，還兼任北京大學校園內多家中國文化社團的顧問和指導，耄耋之年仍赴各地講學，致力于傳播與弘揚中國傳統文化。近日，中國藝術研究院黃海貝就如何學習、理解、傳承中國傳統文化，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關系等問題采訪了樓宇烈。 

          ——編  者

　　黃海貝：您將近年來自己在各地的講學完稿整理成書，取名《中國的品格》，為什么要取這樣一個書名？中國“品格”體現在哪些方面？

　　樓宇烈：所謂品格，可以說是一種德行、一種格調。品，本身有品位、品類的意思，指的是分類的問題，是低層次的，還是高層次的？中國古代的官銜講位居幾品，可見品就是類，看你在哪一個等級上。格，就是格調，也是層次的問題。每種東西都有它的品格，做人有做人的品格，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品格。何謂“中國的品格”？我想是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之中，是中華文明所打造出的一種特有的品質。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文化所特有的品格就是人文精神。所謂人文精神，有兩個突出的特點。首先，人文是相對于神文和物文來講的，中國人更注重的是精神生活，而不是受神、物的支配，因此中國文化“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使人的自我價值得到充分的體現。其次，人文精神更多的是強調禮樂教化。中國人講究人文教育，而不是武力和權力的壓制。

　　中國文化的核心，強調人在天地萬物中的核心地位，突出了人本主義精神，這一特征又是通過人文教育形成的。中國文化雖然突出人的地位，但也非常尊重人生存的環境，尊重萬物。因此，中國文化講究“重天道”和“法自然”，又崇尚“人道”。

　　中國文化提倡認識自我，主要是認識人的本性。它強調人在天地萬物中，既和萬物一樣，又和萬物不同。人具有主動性和能動性，在萬物中擁有最大的自由。這種主動性應當正確使用，任意妄為就會損害本性。因此在實踐原則中，中國文化堅持“中”與“和”，“中”就是恰如其分，“和”就是平衡，不做過分的事。

　　人生活在群體社會中，群體要發揮作用就必須有“禮”來規范每個人。人人按其身份、地位履行各自的職責，社會才能正常運轉。因此，做人就要盡倫盡職，按自己的身份地位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禮”是社會所必須的，也是公民素質的體現。從這一角度上講，中國的品格也就是建立“禮儀之邦”，反之，“禮儀之邦”凸顯的就是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

　　黃海貝：幾千年來，中國流傳下來的典籍浩如煙海，它們都遵循著共同的理論基礎，秉承著相同的價值觀念，承載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方方面面。請您給我們介紹一下其中有哪些根源性典籍。

　　樓宇烈：中國文獻的傳承有兩個特點，它雖然數量繁多，卻統之有序：一個就是孔子說的“述而不作”，中國古人非常謙虛和謹慎，認為自己其實不是在創作什么新東西，只是在敘述、闡發前人的一些思想或者前代經典性著作作為表達自己思想的方式。而西方的文獻傳承有很大的不同，很多西方文獻都是強調個人的創作。再一個就是，在這個傳統文化中，并沒有像現在這樣細密的學術分科。文學、藝術、歷史、哲學、宗教、政治、經濟、法律、軍事，乃至于農、工、醫、科技等，都是混雜在一起的，后來才慢慢形成了經、史、子、集這樣簡單的四部分類。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各部分雖然談論的具體問題不同，但它們的內在其實都遵循著一個共同的理論基礎，秉承著同一個價值觀念。一個“述而不作”，一個理念相通，這兩個特點就使得中國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漸匯聚成幾部具有根源性影響的著作，成為中國文化的源頭，也使后人得以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內容和根本精神。

　　根源性典籍，我們大概可以用“三、四、五”這三個數字來加以概括，就是三玄、四書、五經。三玄是指《老子》《莊子》《周易》；四書是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指的是《周易》《三禮》《書經》《詩經》，還有《春秋》(三傳)。加起來是多少呢？12本。在這12本書里，五經里面的《周易》跟三玄里面的《周易》是重復的，減掉一個，等于11本。另外，四書里面的《大學》和《中庸》其實是《三禮》里面的《禮記》中的兩篇文章，如果把它們再放到《禮記》里面去，又少了兩篇，等于9本，這9本書就構成了中國本土原生儒道文化的根源性典籍。

　　佛教傳入中國，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主體結構中的重要部分之一，它的一些典籍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從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比較普遍、比較深遠這一角度，相對應于中國本土原生儒道文化原典“四書五經”，佛典中最值得重視的是“九經”、“三論”、“一錄”。九經指《金剛經》(及《心經》)、《法華經》《華嚴經》《阿彌陀經》《涅槃經》《維摩詰經》《圓覺經》《楞嚴經》《六祖壇經》；三論指《中論》《成唯識論》《大乘起信論》；一錄指《景德傳燈錄》。

　　毫不夸張地說，如果不了解這些根源性典籍，就很難了解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反過來，即使了解了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但不能將它們統攝到這些根源性典籍里，也把握不住中國文化的理論基礎和核心價值觀念。所以，這些根源性典籍是我們把握中國文化根本精神的必讀書。

　　近代以來，中國學人思想也在不斷變化，最初嚴復、康有為這代人，借用西方的一些理論或是名詞概念來詮釋中國傳統文化的一些思想和理念。之后的一代學人，開始慢慢用西方的理論體系重新構建中國的思想，用西方的價值觀來詮釋中國的價值觀，使得中國文化本來的含義漸漸被消解了。中國文化越來越洋化了，失去了它原來的意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醫西化，用西醫的理論把中醫的精髓一點點給消磨掉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需要從源頭性的典籍入手去體會中國傳統文化，而不應該直接從現代人的詮釋中去追尋。因為現代人的詮釋已經很難把握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了。

　　黃海貝：我注意到，您在闡述中國傳統文化時，強調人文精神是它最主要和最鮮明的一個特征，而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為根本，為什么？

　　樓宇烈：早在西周時期，中國的典籍里就有“人為萬物之最靈最貴者”這樣一種思想。所謂“最靈”，就是最有靈性的；“最貴”，就是最重要的。萬物中間什么最重要呢？就是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被認為是直接參與到天地的變化中去了。如果沒有人的參與，這個天地的萬物是無序的，所以天地跟人并列為三，稱為天地人三才。

　　荀子說：“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人為什么能理萬物呢？荀子認為關鍵是人有禮義廉恥這樣一種倫常關系。這種關系確定了人有各自不同的地位和分工，由此就能形成一個有效的群體，可以發揮集體的力量，能支配萬物，治理萬物。

　　人文這個詞，最初出現在《周易》里：“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后來，許多思想家和學者對這句話作了解釋。比如說三國時魏國的王弼就解釋說：“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文也。”

　　顯然，人文就是不以武力，而以一種文明的辦法，以詩書禮樂來教化人民，由此建立起一個人倫有序的理想的文明社會。這便形成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兩個十分顯著的特點。一是高揚君權，重視師教而淡化神權。中國古代最崇敬的是“天地君親師”，“天地”是萬物的生命之源，“親”是某一類生命的來源，代表的是某一類的祖先。而“君”和“師”是教化的根源。在中國文化中，那種至高無上、全知全能的神是沒有的。在中國歷史上，神權從來沒有超過王權。二是高揚明道正誼，強調人的道德的自我提升和完善。既然人在天地萬物中是最有主動性和能動性的，那么人自身的提升就是最根本的。所以在中國文化中，明道、正誼、節制物欲、完善自我的人格這樣一些觀念深入人心。

　　在當今物化越來越嚴重、人越來越可能淪為物的奴隸的情況下，人文精神是我們現實社會迫切需要的一種精神。

　　黃海貝：中國的品格蘊含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而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是由儒、釋、道三教組成的。請您談談它們三者的主要精神。

　　樓宇烈：儒、釋、道三教都是提倡人要反省自求、提升自我。

　　儒家思想，或者叫儒家文化，在整個中國傳統文化中，可以說是處于主體的地位。儒家講求天時地利人和，提倡自己創造，而不是坐等。儒家最核心的一個理念就是：只有自己做好了，所有的外力才會輔導你，即所謂的“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強調自己品德的提升才是根本。儒家認為“盡己之心”就能“盡物之心”，然后“參天地之化育”，主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人自身和各種關系得以和諧發展。儒家還秉承“守常明變”的思想，即認識到事物都有它的原則或者根本的規律，但是應該在特殊的情況下靈活地處理這種規律。在儒家那兒，就被稱之為“經”和“權”的關系，“經”的意思就是原則、規律，“權”就是權變、靈活。

　　佛家講人的一切煩惱、痛苦都是人自身造成的。從根本上講，佛教是用來治心的，除去貪、嗔、癡之心，佛教把它叫做三毒(一切的苦都來源于這三種心)。還自我以本來的面貌，尊重人的心性。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國生根，很好地融入中國的本土文化，就是因為它提倡內省，反求諸己。強調佛就在你心中，即心是佛。要明心見性，見性成佛，而不是去向外求。成佛不能靠別人，別人只能幫助你，但不能替代你。你得靠自力，也就是靠自己的智慧和努力，來使自己得到解脫。這點與儒家，和中國文化的內向精神正好契合。

　　道家認為，要遵循天地萬物的自然本性，不能以個人的意愿去隨意改造，強調自然無為。不單是對自然，對他人也應該尊重，使其按本性去發展。只有按本性發展，才能達到最充分、最完美的狀態。道教也強調反省自己，不干涉他物，因勢利導。道家是遁世的，很多學道之人有躲避現實的行為。如果我們正確領會了自然無為的思想，對調整社會關系和個人身心都有非常積極的意義。特別是道家曠達的精神，很多事情看得開，放得下，中國人都是非常曠達的。

　　儒、釋、道確實是中國文化里鼎足而立的三個支柱，一個鼎至少有三只腳才能站得住，缺一只腳都不行。所謂“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結構特征。三者既有不同的一面，又有相互貫通、相互影響的一面。這三種思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來支撐中國的傳統文化。

　　我們在傳承中國傳統文化時，同時應該清醒地看到，存在于傳統文化中、特別是儒家倫理中一些封建糟粕。作為一種幾千年存在過的、而且有著廣泛深刻影響的歷史文化，只要有合適的環境，它就有可能死而不僵、沉渣泛起。

　　黃海貝：禮教是倫理教育，樂教是藝術教育，您特別看重禮樂教化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為什么？

　　樓宇烈：中國文化最根本的特征是以人為本，以人為中心。它是人文的文化，體現出一種人文的精神。那么，這種人文精神是怎樣養成的呢？主要是通過傳統的禮樂教育。

　　中國文化的精神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倫理的精神，一個是藝術的精神。二者相互配合，不可分割。禮是用來規范人的社會身份和社會地位的，即“別異，明分”，確定每個人在社會上的責任、權利和義務，就是建立社會秩序。而樂，按照傳統的說法是用來“統同、合群”的。通過樂教使不同等級的社會達到和諧一體。人們通過樂來表達自己的志向、情感，通過樂來交流，從而構建起和諧的人際關系。

　　過去常常講，中國歷史上的文化是一種倫理的文化。這種看法有其片面性，只看到禮教而忽略了樂教，其實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重視樂教的。中國的文化是藝術的文化。中國有許多的藝術形式，單從文學上講就有漢賦、唐詩、宋詞、元曲和明清小說。從音樂上講，一直延續下來的就有琴、棋、書、畫，如果繼續上溯，還有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這些都是我們藝術寶庫中的精髓。

　　比如古琴和昆曲。中國的古琴是世界上流傳至今的彈撥樂中最古老的一種樂器，至少有3000年的歷史；而昆曲可以跟印度的梵劇、希臘的悲劇、日本的古典戲劇“能”相提并論，并較它們更勝一籌。對于樂教，孔子曾經講過這樣一句話：“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即通過樂來完成對一個人的培養，把樂看成是人格的最高境界。

　　在中國，道德教育和藝術教育的緊密結合，使得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常常也是藝術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我們講“真善美”，“真”是對知識、真理的追求，“善”是對倫理、道德的追求，“美”就是對藝術境界的追求。中國人不僅講“天人合一”，也強調“真善美”的統一。道德的追求和藝術的追求在極值點上是完全融通、合二為一的。有人說，中國人的生活是藝術的生活。總之，中國文化滲透了一種追求藝術境界的藝術精神，禮樂教化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不過要懂得中國文化的精神，直接由“道”入手是比較困難的，因為“道”都是一些比較抽象的道理，很難理解，而由“藝”入手就比較容易。很多人都喜歡欣賞中國的古典詩詞，我們讀詩的時候，不要僅僅停留在詩的本身，還要看一些詩論、詞話，這對我們了解中國文化的藝術精神是十分有幫助的。

　　黃海貝：我是個古琴愛好者，您將古琴看作是禮樂教化中有標志性和代表性的一種樂器，為什么？

　　樓宇烈：《禮記·曲禮》里面講到《士無故不撤琴瑟》，士人不能隨隨便便地撤掉琴或者瑟，因為琴和瑟不僅僅是外在的表象。陶淵明在墻上掛上了一張無弦琴，他有這樣一種觀念：“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只要能夠領會、享受意趣，又何必非彈出聲音來呢？

　　琴棋書畫四者中，為什么琴排在第一位呢？東漢有一部文獻叫做《白虎通義》，是漢章帝召集的一次會議的記錄，是把儒家的一些治國和人生修養的理念規范化、制度化的一部文獻。它講到琴的時候說：“琴者，禁也。禁人邪惡，歸于正道，故謂之琴。”琴就是禁、禁止，它能禁止人的邪念，使其歸于正道。這應該是中國古代對于琴的作用的一個基本認識，也是一個共同的認識。漢代文學家蔡邕在《琴操》里講：“昔伏羲氏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反其天真”，用佛教的話來說，就是回到它本來的面貌，也就是說琴是用來恢復人的自然本性、防止其流于邪淫的，是用來修身養性的。同樣，其他藝術形式也都起這樣的作用。

　　黃海貝：您一直提醒我們要有一種文化的憂患意識。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文化也在向全球化發展。當今世界上一些強國的強勢文化正在深刻地影響著其他國家的文化，我們怎樣在與強勢文化的交流中，保持一種清醒的文化主體意識，既汲取對方的營養，又不喪失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維持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獨立性？

　　樓宇烈：我一直主張要對文化發展進行認真的研究。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對文化發展進行總體的戰略性的思考，那么這個國家的文化發展肯定是無序的、混亂的。現在很多國家都非常重視文化發展的戰略問題，美國有制定文化發展戰略的專門機構，歐洲許多國家也有，亞洲像日本、韓國也都非常重視這個問題。

　　從古至今，不同類型的文化之間的交流在不斷地進行著，互相融通是一種交流，互相沖突其實也是一種交流。交流是一種文化作為主體去吸取另一種文化中對自己有益的營養成分來豐富和發展自己。正因為如此，我認為不同文化進行交流時，是不能沒有主體意識的，否則就會出主而入奴，就會淪為其他文化的附庸。

　　我們現在雖然高喊要保護、傳承、發揚我們的傳統文化，但如果我們沒有樹立起一種文化的主體意識，那么，我們這樣去保護它，反而會使它喪失本來的民族特性。盡管表面上做得轟轟烈烈，結果——用一句現在時髦的話來講——反而是解構了我們的傳統。樹立這種主體意識，就是要強調以我為主，而不是去迎合時代，迎合現代人的欣賞趣味；就是要認識到我們傳統中有這樣一種樣式的文化形態，不管是藝術，還是其他什么，總之，有這樣一種樣式形態存在。

　　近代著名學者龔自珍在研究春秋戰國歷史時，總結了一套經驗，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欲滅人之國，必先滅其史”。要滅掉一個國家，首先要滅掉它的歷史，讓這個國家的人民都不知道自己國家的歷史了，那么還有這個國家嗎？沒有了。所謂“滅其史”，也就是滅掉它的文化。你釜底抽薪地把一個國家的語言文字都改掉了，它的人民連自己國家的文字都不認識，連自己國家的文化都不知道，還會認同它嗎？一個不認同本國文化、文字和歷史的人，你讓他愛國，他愛得起來嗎？

　　黃海貝：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分為國家、社會和個人三個層面。您特別看重其中的“和諧”，您認為和諧是屬于國家層面的價值觀念，但也應包括社會甚至個人。和諧是古今中外共同追求的價值觀，西方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都很重視和諧。天地萬物、人類社會、家庭個人都離不開和諧。為什么？

　　樓宇烈：從字面上分析，“和”字古已有之，見諸甲骨文經文。“和”強調分寸，度，恰如其分，恰到好處。曾有人從字體結構上對“和諧”做過一個通俗的解釋說：和，一邊“禾”一邊“口”，意味人人都有飯吃。諧，一個“言”一個“皆”，意味大家都可說話。此解亦饒有趣味。《論語》有言：“禮之用和為貴。”《爾雅》解釋：“諧，和也。”和與諧其實是同義字。

　　和諧，本質是平衡。自然界的一個根本規律是平衡。《中庸》里講“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國傳統文化中，中庸是種最高的德行，是一種思維方式，也是一種實踐原則。

　　和諧，是對立統一。《國語·鄭語》里提出：“和實萬物，同則不繼。”《論語》里有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同是單一的，和是相輔相成的。《管子》曰：“和乃生，不和不生。”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可能是單一的。和是對立統一，相輔相成，相反相成。和從哲學角度就是兼容并包，多元并存，而最理想的狀態就是均勻平衡。

　　和諧，是生命之本。離開和諧就沒有生命，無法延續，無法健康存在。和諧使天地有序，萬物多彩。自然本身是在調整平衡中發展，萬物沖突下可見平衡本色，有些自然現象也是自我調整取得平衡的表現，萬物是相生相克的。

　　和諧，需遵守倫理。每個人在社會上都有自己的身份，一個身份就是一個類別。不同類別有不同言行舉止的規范。倫理是處理各類不同身份的人之間關系的道理。要達到社會的和諧，天地萬物的和諧首先要遵守倫理。倫理的核心是敬畏。

　　和諧，需尊重自然。宇宙、社會、人、自然是共生的。人不應該干預自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要學習天地的品德。《老子》曰“生而不有長而不宰”，包容一切而不是想著去主宰一切。

　　和諧，要清除貪念。人與生存環境的不和諧，社會的不和諧，家庭的不和諧，身心的不和諧，歸根結底是由于貪念。凈化心靈，清除貪念。人心常清凈，萬物自和諧，人我自和諧，家庭自和諧，身心自和諧。道教從老子到莊子都強調知足，自足其性。

　　和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理念，萬物由和諧而生。自然界通過自身不斷的調整使不和諧達到和諧。社會發展過程中永遠都會出現不和諧不平衡，而人的努力就是讓它回歸到和諧，使社會能發展行進。

　　黃海貝：如果就個人來說，我們如何從優秀傳統文化中去汲取精華，修身養性，做一個合格的公民？

　　樓宇烈：人應該追求什么？什么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發展？人要獲得真正的自由就要既不受物的約束，也不受神的約束，還自我以本來面目。人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在有了一定物質保障的前提下，還要提升自己的精神追求。現代發展理念往往是滿足人的額外的物質追求，從文明的角度講反而是一種倒退。物質發展了，精神也要發展，在發展精神文明的時候，傳統文化可以給我們提供豐富的資源。

　　現代社會最缺乏的就是人文精神，最大的精神痛苦是做不了自己的主人。在自我無法解決的時候，又求之于神。但人的問題還是要人自己去解決，發揮自己的能動性。

　　儒家很重視個人的身心修養，修養就是一個人整體素質的養成問題，它要通過教育來實現，同時，儒家也看重個人內心的自覺性，認為修養是一個自覺、自律的過程，也就是“克己復禮”的過程。“克己”，實際上是啟發人們道德的自覺性，要明白自己處于什么等級，并且遵守自己所屬等級的禮儀規范。只有“克己”以后，人們才能夠自覺地恢復“禮”、維護“禮”，能做到這點就是“仁”。所以，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

　　儒家倡導要做一個“大丈夫”，《孟子》里講要成為“大丈夫”，基本的條件有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就是“大丈夫”的品格，也是儒家做人的根本準則。我曾經把儒家的價值觀念簡單地歸納起來，就是要“見義勇為，見利思義，舍身取義”，也就是說要在奉獻中實現自我，實際上這就是怎樣成為一個真正的人的問題。儒家的思想從治國到處理人際關系，一直到個人的生活態度和修養等方面，都有一套非常周全的理論。

　　最后，我想用《禮記》里的一段話與大家共勉：“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不可坐而論道，關鍵是要知行合一，在“篤行”上下功夫，從自己個人基本道德做起，為塑造個人的品格、為塑造國家的品格而奮斗終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