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野的“狡黠”

　　鮑爾吉·原野“狡黠”，他帶著逸趣橫生、娓娓動聽的語言，努力追尋著寫重大事件而不覺其重、狀身邊瑣事而不覺其輕的韻味無窮的寫作境界。他以清淺簡練的文字寫小說，也以戲劇化的糾葛寫散文，兩者難以分清。所以，他寫的《巴甘的蝴蝶》既獲得了“蒲松齡短篇小說獎”，也在《散文選刊》中被推薦。作品集《哈撒爾銀碗》就收錄了這些可以發在小說欄，也可以發在散文欄的作品。

　　原野的“狡黠”表現在，無論寫悲歡，都是輕松的調子，都是詼諧幽默的風格。寫歡樂，用滑稽，甚至是荒唐的方式，但荒唐之下有對良風美俗的追求。《婚禮記》中，我被扔在了西伯利亞的森林里，在尋找村莊的過程中遭遇了一場婚禮，而且戲劇性地做了新郎，享受著布利亞特草原人民的淳樸和歡樂。小說有著輕妙的筆致，每個文字都含著笑聲，戲謔地描述著比我們想象更神奇的生活。原野寫悲思，“極力冷心腸”，用含淚的微笑表現痛苦。《雨下在夏至的土地上》講述尋找一個失蹤警察的故事。在這過程中，巧妙地展現了噩夢般的現實——貧窮、疾病、下崗、強制拆遷、官商勾結、司法腐敗，警察張八風就是在這種物質至上的“時代大力”擠壓下，逼仄而憋屈地活著。盡管如此，他仍葆有一個人該有的正直、樸素和人情美，在鳥不拉屎的韭花臺，盡職盡責地為人民服務。最終，他因缺乏心機，曝尸荒野。尋找張八風，就是尋找夏至的雨，那種厚澤萬物、為生民立命的上善之雨。在這里，原野悲憫的愛心，或說淳樸的好心腸上升為審美的要求，照亮了他的寫作。“神圣偉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攤血一把眼淚，一個聰明的作家寫人類痛苦是用微笑來表現的”，原野的“狡黠”含著悲憫。

　　原野的“狡黠”還體現在，結構小說時有故事，更有意蘊。送桶裝水的人力車夫，像駱駝祥子一樣出力干活，但因為有了《匈牙利舞曲》，他安然、閑適、滿足，人就是可以這么活著。愛聽二人轉的狗，在他鄉想念中國；甘丹寺的燕子，會點燃酥油燈；人與自然生靈以善心相待，在溫情中守望。當然，原野為市井畫像時，也不忘記讓他們在泥潭般的生活中超拔一二。賣身的俄羅斯小伙子，在金錢面前誠實、清白；為“小姐”打工的王耳背誦艾略特的《荒原》……他們是荒地上生長著的丁香。

　　王鼎鈞稱原野的散文是“玉散文”，應該是取珠圓玉潤之意。他的語言是“大珠小珠落玉盤”，個個頂用，但不炫目，他在有意地把光澤磨去，讓文字更“璞”一些。他追求語言的清淺簡練，“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追求文字的溫潤飽滿。在經歷了烘爐化雪的咀嚼消化后，原野熔鑄出完全屬于他自己的詼諧幽默之風，所以他的語言俏皮、機警、戲謔、辛辣、滑稽。開花鎮的虎博，追懷大清的歌手，彈肖邦的放鵝少年圖嘎，虎其吐老人，他們都帶著族群的印記，在他的文字中頑皮、生動、晶瑩剔透地站立。仁、義、廉、恥、信、真、善、美，在土地上，在人們臉上、心上，像星星一樣散落著。原野用自己的書寫，像螢火蟲一簇簇點燃，一點點照亮人心。

　　原野的故事中一旦有了族群的痕跡，就有了少年人對于萬物和眾生沒有揀擇的愛惜，處處透著一種不管不顧的明媚春日的氣息，文字剎那間會光亮和溫潤起來。《哈撒爾銀碗》《花朵開的花》《爺爺的名字》等篇章，帶著東部蒙古說書人的敘事藝術，插科打諢、調侃戲謔，頗具喜劇色彩。相對而言，對社會人生百態的調侃像是中年人經歷世故之后的冷眼與風趣，當然也有成熟的體諒和寬容。無論怎樣，作者與他筆下的大多數人物之間保持著適當的疏離，這種疏離有時候也影響了小說的質地。比如《馬來和海珍珍》和《一條名叫貝勒的狗》，故事依然引人入勝，情節依然出人意表，但故事的勁道足了，留白、余味、意境就杳如黃鶴了。短篇小說沒有了回味，就沒有了眾鏡相照的小中見大。原野說：“好的短篇小說呈現蠶繭式的工藝美或玉器的溫潤美。”這兩個美的共同點應該是渾然天成。原野的語言有溫潤美，在結構上要有蠶繭式的工藝美，尚需抽絲剝繭的努力和全情的投入。《雨下在夏至的土地上》把情節藏在拉拉雜雜的散化的敘事里，讓人耳目一新，但沒有達到尼采所說的“結構的大潰蝕”，沒有把它很好地藏起來，多讀幾次，就感到些許穿鑿的痕跡。《靈鉆》《“流氓”同志》等篇章的最后部分，作者以意料之外結尾，但不大符合情理，就顯出了做作，顯出了矯情。為了這個結尾，鋪墊埋伏、費盡機關，損失了自然，就失去了渾然天成。

　　看過原野在書籍封面的兩張照片，一張頭向前傾，眼睛突出，草枯鷹眼疾，大眼睛犀利，似乎要洞穿一切。這份“洞穿”在文字里就是四兩撥千斤的智慧，不動聲色地騰挪跌宕，入乎其中，不覺有說教或諷刺之嫌。另一張是仰望的姿態，背景是蒙古文字。照片中的臉，棱角分明，面相正直。原野是神射手哈布圖·哈撒爾的后代，“額爾古納的河水和大英雄哈布圖·哈撒爾的血液讓我變成了一個能以善良之心觀察世界的人，一個不忘記自己故鄉和民族的人”。新年伊始，高舉金杯，祝福原野之風浩蕩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