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實推進詩歌批評的發展

　　為了倡導說真話、講道理，營造開展文藝批評的良好氛圍，近來不少報刊尤其是文藝報刊都進行了積極的嘗試和探索。《人民日報》在文藝評論版上重新恢復“看臺人語”欄目并擴充其覆蓋范圍，務求三言兩語、一針見血的文藝批評，提倡公允而不世故、辛辣而不刻薄的文藝批評。《文藝報》在頭版和理論與爭鳴版上集中對文壇的不良文藝現象和文藝創作傾向進行了不留情面和充分說理的批評。《詩刊》在下半月刊兼顧文學批評的不同聲音，在同一期上同時刊發詩作和該詩批評。這不僅是對詩評家的挑戰，而且是對詩歌編輯的考驗。這種文藝批評形式不僅有利于新人新作的推出，而且有利于文藝批評的活躍。這些報刊所發的文藝批評雖然還沒有形成大氣候，但卻帶來了文藝批評的勃勃生氣，在文藝界產生不小的影響。在推動文藝批評的新風的形成上，作為文學期刊的《詩刊》雖然沒有報紙迅速及時，但以多樣的批評形式令文藝批評界刮目相看。

　　過去，文學期刊《作品與爭鳴》曾長期組織正反兩個方面的文藝爭鳴，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果，但在近些年卻消失了。《詩刊》組織的這些文藝爭鳴與《作品與爭鳴》組織的文藝爭鳴雖然有相似之處，但卻有很大的不同。這就是文學期刊《作品與爭鳴》所選登的文學作品是轉載的，而《詩刊》所刊登的詩作則是原發的。因而，《詩刊》組織文藝爭鳴是有風險的。這不但容易得罪詩人，而且容易得罪詩評家，甚至還有可能傷害自己的人，即暴露自己的偏見和眼拙。毛澤東在倡導百家爭鳴時尖銳地指出：“同舊社會比較起來，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新生事物的成長條件，和過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壓抑新生力量，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有意壓抑，只是鑒別不清，也會妨礙新生事物的成長。在當代文藝生態環境日趨惡化情形下，新生力量的崛起和成長已越來越不容易。為了推出詩歌界的新人新作，為了當代詩歌的繁榮，《詩刊》卻沒有過多地計較個人利益的得失，而是秉承公心，頂住壓力，即使自我否定，也要勇于亮劍。這種大力推薦新人新作的魄力、胸懷和勇氣是值得高度肯定的。

　　《詩刊》之所以敢于組織并刊發文藝爭鳴，是因為他們重視文藝批評并對文藝批評有正確的認識。他們深刻地認為：“理論與創作是相互促進的，尖銳的真實的到位的批評有助于詩人創作的提高。”而“有敢于直言的批評，才會有經得住考驗的詩歌。”首先，《詩刊》大力提倡這種直言不諱的文藝批評，即該批評就批評，該表揚就表揚，暢所欲言，毫不保留，并逐漸形成傳統。他們堅決反對那種一味贊揚的文藝批評，而是倡導實事求是的文藝批評。為了力戒詩歌批評演變為互相贊美，他們反復強調詩評家大膽質疑。其次，《詩刊》沒有關門辦刊，而是走進基層、走進校園和走進年輕人中傾聽不同的聲音。《詩刊》采取了各種形式收集社會上的不同聲音，并原汁原味地刊登出來，誠懇接受社會的檢驗。他們在這種互動中推進詩歌編輯工作的提高。最后，《詩刊》對文藝批評的重視不是停留在口頭上，而是采取了不少得力舉措。在一些《詩刊》下半月刊上，文藝批評的比重毫不遜色于詩作。在文藝批評形式上，《詩刊》也是不拘一格的，既有專題專論，也有文藝爭鳴，既有筆談，也有座談，甚至還有編輯稿簽。不少文藝批評都尖銳潑辣，針針見血。這在文藝批評界很少見到。這些文藝批評雖然以微觀層面的為主，但也不乏宏觀層面的。在《詩刊》七月號下半月刊上，詩人沈浩波尖銳地指出，在中國當代詩歌中存在四種虛榮心，即政治虛榮心、先鋒虛榮心、文化虛榮心和技術虛榮心。他認為“詩人們囿于自身的固執、狹隘和偏見，將虛榮心膨脹為寫作的唯一真理，凡‘非我族類’皆視為歧途，使得原本只是附著在詩歌上的虛榮心變成了執念。這種強烈的外在執念，壓到詩歌本身，形成負面吞噬，令有才華的詩人在寫作上無法寸進，甚至不斷倒退。”這種文藝批評雖然未必都準確，但卻是高屋建瓴和切中肯綮的。

　　為了進一步地推進文藝批評的有序發展，中國當代文藝批評界還可以在總結這種文藝批評經驗的基礎上繼續開拓文藝批評的發展空間。

　　一、在當代文藝批評界，不少文藝批評都停留在對文藝現象好壞的印象判斷上，很少發展為理論探究，以至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這些文藝批評引發的文藝爭鳴往往難以在理論上深化，大多流于個人之間的意氣之爭。我們曾指出過，文藝批評分歧究其實質是理論分歧。文藝爭鳴能否圍繞文藝理論展開是文藝批評能否深化的關鍵。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文藝界出現了“朦朧詩”現象。有的詩歌批評家肯定了這種詩歌創作傾向，認為“世界是多樣的，藝術世界更是復雜的。即使是不好的藝術，也應當允許探索，何況‘古怪’并不一定就不好。”適當的容忍和寬容是有利于詩歌發展的。這是詩歌批評家對一些“古怪”的文藝現象的寬容和肯定。在這個基礎上，有的詩歌批評家則從理論上肯定了這種詩歌創作傾向，認為這是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與其說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說是一種新的美學原則的崛起。”這批崛起的青年詩人“不屑于做時代精神的號筒，也不屑于表現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豐功偉績。”這種文藝批評雖然不無偏頗，但卻不僅有力地推動了當代文藝批評的深化，而且極大地推動了當代文藝理論的發展。如果這場文藝爭鳴只是停留在文藝現象好壞的印象判斷上而不是在理論層面上展開，就不可能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20世紀80年代初期，《詩刊》雖然不是最早關注“朦朧詩”現象的，但卻在這場文藝批評運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不僅新老詩人參與了，而且不少文藝理論家也被卷入進來了。這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當代文藝思想的解放。這是《詩刊》寶貴的優良傳統。當今《詩刊》在繼承發揚這種優良傳統上取得了一定的進步。

　　二、文藝批評不能完全唯才是舉，甚至唯名是舉。文藝批評所推薦的文藝人才和文藝作品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民族文化乃至人類文明的健康發展，而不是唯才是舉，甚至唯名是舉。在中國當代文藝批評界，真正的文藝爭鳴是客觀存在的矛盾引起來的，而不是人為地制造出來的。這種矛盾不完全是詩歌批評家審美認識差異的產物，而是他們在審美理想上發生根本分歧的結果。文藝批評家如果沒有在審美理想上的自覺，就沒有文藝批評的自覺。文藝批評家舉薦新人新作絕不是拉幫結派，而是積極推出有利于民族文化乃至人類文明的健康發展的優秀的文藝人才和文藝作品。過去，有些報刊集中推出的“50后”作家，“60后”作家，“70后”作家，“80后”作家，甚至“90后”作家，都是以生理年齡為標準，而不是以審美理想為標準。這深刻地反映了有些文藝批評家陷入了線性時間發展論的怪圈。文藝批評家不僅反映不同時代的民族和階級或集團對文藝的根本要求，而且集中反映不同時代的民族和階級或集團的審美理想，而不只是跟著文藝創作后面跑。當然，文藝批評家必須將這種不同時代的民族和階級或集團對文藝的根本要求與文藝創作有機結合起來，否則，就難以引領文藝創作。但是，不少中國當代文藝批評家卻深陷文藝純審美論的泥淖，沉溺在歷史碎片中，完全被文藝現象牽著鼻子走，放棄了他們在社會分工中本應承擔的社會責任。《詩刊》在推薦新人新作上是不遺余力的，并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但在什么方向上推薦新人新作卻仍需增強這種歷史擔當。

　　三、文藝批評不能停留在贊美上，還要有所針砭，甚至否定。在中國當代文藝批評界，不少文藝批評基本上是褒揚和自我褒揚的結合。尤其是針對名家的文藝作品，不少文藝批評家對它們除了恭維以外，還是恭維。這貌似團結了廣大作家藝術家，實質上是毒化了文藝生態，很不利于文藝新生力量的崛起和成長。如果文藝批評僅為褒揚和自我褒揚，那么，文藝批評家就很容易只是圍繞名家大家旋轉，而不是努力發現和推出新人新作。美國當代文藝理論家哈羅德·布魯姆曾說：“對前人作品的解讀需要一定的防范意識，因為對前人作品一味贊揚會抑制創新，而且不僅僅是出于心理學的原因。”(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江寧康譯，譯林出版社2011出版，第7頁。)這就是說，如果當代文藝批評界總是盛行你好我好的相互吹捧，就不可能有長江后浪推前浪的藝術進步。因此，文藝批評界對新人多扶持，對名家多批判，是有利于文藝生態健康發展的。《詩刊》即使以推出新人新作為目的，也不是一邊倒地吹捧，而是既有肯定，也有否定。這不但有助于青年詩人清醒認識自己的詩歌創作，而且有助于青年詩人正確把握時代的審美風尚。這將極大地推動當代文藝的有序發展。

　　四、文藝批評不是圈內的事情，而是社會的事情。文藝批評絕不能局限在狹小圈子內。如果文藝批評沒有社會的廣泛參與，就不可能產生實際效果。真正的文藝爭鳴不完全是策劃出來的，而是在社會的廣泛參與中完成的。因而，文藝爭鳴的后續發展尤為重要。如果社會參與文藝爭鳴越多，就越容易推進文藝批評的有序發展。近兩年來，《詩刊》刊登了不少圍繞青年詩人詩作的文藝爭鳴，但卻很少刊登后續的文藝爭鳴。如果文藝爭鳴大多是編輯策劃出來的，而不是詩評家自然碰撞出來的，就很不利于文藝爭鳴的后續發展。中國當代社會的發展正從學習挪移的趕超階段轉向自主創新的創造階段，正從極少數人的發展轉向社會的共同發展。在這種歷史轉折階段，新的文藝思想將會不斷涌現并與舊的文藝思想發生碰撞和沖突。這種新舊文藝思想的沖突最好是在文藝爭鳴中解決。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只有充分開展文藝爭鳴，才能激濁揚清，凸顯先進的文藝思想的魅力。這不但可以減輕歷史的陣痛，而且有利于文藝批評的有序發展。但是，當代文藝批評家卻很不熱心參與文藝爭鳴并在這種文藝爭鳴中追求客觀真理。在中國當代文藝批評界，即使偶爾出現文藝爭鳴，也是在沒有充分展開的情況下草草收場。這是極不利于當代文藝批評有序發展的。在20世紀早期，中國文藝界為什么出現了大師輩出、群星璀璨的活躍局面？就是因為當時文藝界展開了激烈的文藝爭鳴。正是在這種激烈的文藝爭鳴中，一個又一個學說涌現出來，一批又一批人才成長起來。因而，《詩刊》組織的文藝爭鳴應將刊內與刊外的文藝爭鳴結合起來，促進文藝批評的深化。去年下半年，《詩刊》在推動青年詩人余秀華的走紅上就開了一個很好的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