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者的幸運

　　諾貝爾文學獎的評介主題是以歐洲為中心，但莫言得獎對中國文學還是有深長意味。評獎的標準中有一條，大概意思是需要持續性寫作，這一條，說來容易做到難。從上世紀初“五四”新文學時期以來，中國作家的寫作都是在時續時斷中進行，每一代寫作者都很難有持續20年以上的安定時間，得以從容建設自己的美學體系。莫言得獎，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中國已經擁有職業性的寫作，在職業性寫作背后，其實是有一整幅社會圖景，不僅是政治經濟的穩定連貫性的發展，更是思想和藝術的獨立自由，個人意志的鮮明體現。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的眼光，從遙遠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輻射到亞洲中國，在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寫作者隊伍里看見莫言，不可能忽視中國30多年改革開放的背景。

　　人往往是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而體現價值，比如“人口紅利”這個詞，大概可作為一個隱喻。而在寫作者的世界，人就是人，即便他不事生產也不事消費，也依舊有著價值，這價值是天然賦予的，我們的世界就是建構在這樣“無用”的價值上。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依然還是會感覺到失職，比如說，當看見媒體上報道年輕的孩子輕生，社會學者的統計顯示農村老齡人口自殺的比例，無論是籠統的數字還是生動的個體，都讓人痛心，其實，讓人們珍惜生命，就是我們寫作人的職責，大約也是我們虛構存在的意義吧！我的意思是，也許我們的工作不是直接地體現功能，但也許，不知道什么時候，會有一點作用。這點作用，無法用科學的方法定質定量，它實在太隱秘了，甚至被我們自己忽略。所以，我希望不要用“票房”、“印數”、“利潤”、“人才庫”這一類指標來衡量我們的勞動。在一個科學實證的世界，文學確是邊緣的存在，可有還是比沒有好，至少，文學可以使生活變得有趣一些，它讓人生出一些妄想，妄想去求證一些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事情。我記得2010年世界杯足球賽上，葡萄牙隊出場的一幕，每個球員的臂上都佩戴黑紗，哀悼他們的作家薩拉馬戈逝世。這多少證明那些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事情還是值得注意的。

　　對于我們寫作的人，在這個時代已經很幸運了，相比我們父母輩，他們殫精竭慮處理的，就是集體精神和私人生活的關系，稍有不慎就會逾矩。他們想得多，寫得少，出版和印刷得更少。今天自由的空氣和蓬勃興旺的印刷業，使得寫作的生產力大大提高，當然，和其他行業一樣，生產過剩是難免的。我以為，我們還是要向前輩學習，學習他們的認真謹慎，對文字的尊重，對文學的敬畏，所以，還是那句話，不要用計量來催促我們，給我們足夠的寬裕，空間上和時間上，讓我們保持鎮定清醒，檢討思想，積蓄感情，鍛煉文字，努力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