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新的“體貼”敘事

　　周大新是極為體貼之人，“體貼”也是周大新式的現實主義創作特色，其要旨在于縮短、彌合甚至消除距離。

　　千年中國的德性文化、情性文化是周大新體貼敘事的起源與落點。菩薩心、煙火氣、小人物是周大新作品里隨手可觸的意象，他的目光習慣于朝下，心氣卻始終是向上的。他的目光習慣于朝下，心氣卻始終是向上的。在打動今日讀者的同時，周大新也向歷史和傳統表達了自己的敬意。

　　在漫長的閱讀史中，我們總是會錯過一些本不該錯過的作家。而最遺憾的錯過，莫過于已經與某些人、某些作品相遇了，卻由于遲鈍、忙碌或者美學興奮點的錯位，而未能及時地識別并預見其價值。從《漢家女》開始，我陸續接觸了一些周大新的作品。2006年的《湖光山色》直接切入時代病灶，構思凝練而放達，女主人公暖暖從資本與權力的合謀中艱難突圍的形象，難得地透出一股鮮活的鄉村新人氣息。更讓我感到震撼的是《第二十幕》，這部耗時10年完成的近百萬字的長篇三部曲堪稱20世紀民族絲織業的史詩，它以東方化的哀歌與贊歌相交織的和聲，對尚家四代人的追夢歷程進行了沉郁、漫長的詠嘆，其平緩、細致入微的筆觸，黏附于人性、世事和歷史的地質層蜿蜒伸展，尚達志、盛云緯、尚昌盛、寧貞、卓月等系列人物結實、飽滿，他們身上承載著氣節、意志強度和文化底蘊。

　　2008年對周大新是不幸之年，愛子周寧英年夭折，白發人送黑發人，周大新跌入了人生最黑暗的日子。長歌當哭之時，有什么東西能夠慰藉一顆浸泡在痛苦里的心？卡夫卡有言，“詩和祈禱是伸向黑夜的手”，也許，對于一個拿筆的父親來說，只有傾吐，只有通過語言把無盡的悲慟、懺悔、哀思、尋覓、希冀、幻想塑造成形，解脫的那一刻才會抵臨。4年后，凄婉奇譎、感天動地的《安魂》從天而降，熟悉周大新的朋友、讀者一下子驚住了，原來，在這個靦腆的寡言少語的南陽漢子身上，竟凝聚著如此深沉、堅韌的力量。

　　《安魂》是以陰陽暌隔的父子對話結構全書的，從憤懣于命運不公的約伯式詰難，到打開天窗放飛輕盈的靈魂，從稠密得令人心碎的共同生活記憶，到寧兒的天國游歷和生、死、善、惡探討。周大新的小說脫胎換骨，變得酷烈、浩茫而超拔，但其敘事的氣息、風骨則一如既往地溫婉細膩、至柔至剛。《安魂》緊貼人生苦諦，也緊貼天下父母、子女的情思，語言那樣揪心，又那樣從容、安詳。可以料想，面對古往今來的生死之謎，要成就這么一部屬于現代人的“度亡經”，作者要付出的究竟是什么。

　　把《安魂》與《我的丁一之旅》放在一起比較，的確能引發一些有意思的話題。比如，時間與空間的不同設置、情性與智性的比例安排、口語與書面語的各自側重、父子對話與自我對話的差別等，均可帶來一些有深度的文學思考。同樣是招魂，同樣是亡靈敘事，同樣是探索生命的足跡與奧秘，與史鐵生深邃、玄遠、自由無羈的“心游”相比，周大新的敘事顯然呈現了完全不同的風貌。

　　周大新是極為體貼之人，“體貼”也是周大新式的現實主義創作特色，其要旨在于縮短、彌合甚至消除距離。早在本世紀初，通過長篇小說《21大廈》，周大新完整地演繹和展示過“距離”的產生、消弭或再產生過程。如何面對和料理到處存在的“距離”，可說是《21大廈》的隱性主題。這距離對敘述人“我”來講，既是現代建筑橫豎分隔的空間單元，也是人與人之間信任感的急劇降低；既是保安、清潔工與高管、總裁、畫家、官員、科學家、演員的巨大差別，也是心與心的隔膜、誤解及欲望的無限膨脹和人心的脆弱；既是自由的天空和壁畫上躍躍欲飛的鳥，也是回望遠去的老屋、莊稼地、村邊小河的時間與懷想……小說以退役偵察兵“我”在21大廈當保安的換崗經歷為主線，分別講述了4層、58層、32層、43層、地下2層各類住戶和勤雜員工的隱秘故事。從旁觀到走近，從無奈介入到贏得信任，“我”正是憑著體貼，憑著一份不那么自在的同情和簡簡單單的善意，開啟了一扇扇緊閉的“門”，從而打破了橫亙于人心的距離與隔膜，成為各種人生際遇的傾聽者、知情者，同時，也成了善與惡、罪與罰、仇恨與報復、恐懼與懺悔、升騰與墜落的見證者、講述者。

　　我們看到，在這部文體上有點冒險的小說里，體貼構成了一切“相遇”的前提。無論面對的事情如何不堪，無論“我”的感受、選擇如何糾結，體貼都能創造性地提供動力、契機、轉折，從而使“我”的角色、位置發生從被動到主動的顛覆性變化，使“我”最終成了一個可信賴的人。

　　“我”與“21大廈”的關系，形象地轉喻了周大新與他人、與語言、與世界的關系。一個不可忽略的現象是，在周大新的小說里，敘述人的身份或位置總是被擺得比較低，敘述的視角也比較節制、受限，但就是這么一位平凡的、聲音不那么大的敘述人，卻能一視同仁地對待出現在故事里的每一個人物、場景。它有尊嚴卻不傲慢，飽含同情又固執于某種戒律、尺度，不管遇到什么樣的人，不管他們做了什么樣的事，都盡可能地去加以理解，不僅關切他們怎么樣，而且關切他們何以會成為這個樣。

　　就周大新而言，體貼不過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做人、為文方式。在他筆下，體貼首先是仁慈、寬恕與感恩。《湖光山色》里的村支書詹石磴曾擺布、侮辱過暖暖一家，但在其失勢、中風并遭到殘忍報復時，暖暖卻挺身而出施以援手。當暖暖因舉報邪欲膨脹的前夫遭致暴打而臥床不起時，詹石磴被他弟弟背著進了屋，“那哥倆卻什么也沒說，詹石磴是說不出來，詹石梯是低了頭把嘴閉著，只有一包東西從詹石磴那只尚能活動的手里掉在了暖暖的床上，之后，那哥倆就像來時那樣悄無聲息地很快走了出去”。這是個令人難忘的細節，掉在床上的是一包曬干了的紅棗，升起在楚王莊上空的，卻是一抹黃昏時分的人性余暉。周大新的敘述一般是柔和的、寬容的，但并不缺乏批判的尖銳性，有時正相反，由于與困境、與艱難、與丑陋貼得太近，體貼敘事往往更具有刺痛感。比如《第二十幕》里，年輕輕就在京做了處長的尚穹，沒為尚氏創業出過一分力，卻利欲熏心置親情于不顧，從貪占、勒索轉而找借口、打官司，企圖拆分叔父創辦的企業，為阻止這一無良丑劇，其癱瘓在床的生父竟咬住其手指死死不放，實在讓人唏噓不已。還有，《銀飾》里為情欲錯亂而死的碧蘭、呂道景、小銀匠，《向上的臺階》里被權力崇拜扭曲的廖老七、懷寶父子，作為欲望邏輯和蒙昧文化的犧牲品，其命運軌跡被刻畫得絲絲入扣，讀來讓人五味雜陳，仿佛遠去的歷史煙塵忽然回頭響起了悶雷。如文火燉肉，周大新的體貼還表現為語言上的耐心。以反恐長篇《預警》為例：一個嚴格自律、極為謹慎的核部隊作戰局長，先后挺過了美色關、金錢關、誣告關，卻因輕信昔日戰友之情，最終落入了對手精心設置的“留學”圈套，把女兒、妻子送往國外而淪為間諜團伙的人質。小說的“上闋”有驚無險、云淡風輕，“下闋”則狂風巨浪、步步驚心，但每過一坎，作者總是控制著情節推進的速度，并隨時疊加心理交鋒的層次、頻率。因此，主人公孔德武身上的人性弱點和軍人底線，才有充分現實感和強勁說服力，方韻、金滿、金盈等反社會力量卷入情報生意的觸因和各自說服自己干下去的理由，才抽絲剝繭地呈現出不同人格被殘酷現實形塑的內在過程。一場嚴峻較量之所以被寫得如此回環、往復、遲疑，時而果決，時而延宕，應不單單是為了發出一聲“危險就在身邊”的預警，也許，對世態、人性之畸變給予具體探究并作出精準把握才是這部作品的重心。

　　千年中國的德性文化、情性文化是周大新體貼敘事的起源與落點。他的語言貼心、接地氣，不造作、不透支、不把玩，行云流水，隨物賦形，水一般清雅，又土一般樸厚，讀起來充滿質感，雋永而綿實。方言、土地、先人，勞作、手藝、勤儉、敬畏、孝慈、禮數，已是融化在他血液里的親切存在。天道人倫、兩極互生、陰陽沖和、體用不二的中華智慧，潛移默化地塑造了他的思維形式和情感倫理取向。他小心地翻弄歷史，摸索人性，常常能出乎意料地進入生活的曖昧地帶，并及時回應著時代的焦慮。菩薩心、煙火氣、小人物是周大新作品里隨手可觸的意象，他的目光習慣于朝下，心氣卻始終是向上的。心靈與土地的結合、抒情與敘事的結合、大敘事與小敘事的結合，這也是消弭文體“距離”的方式，他塑造的一系列可感知的倫理——美學形體，都不是觀念化的產物，而具有扎實的生存、人性和文化依據。在打動今日讀者的同時，周大新也向歷史和傳統表達了自己的敬意。

　　與建立在“觀看”基礎上的西方美學、敘事學相比，“體貼”的無距離感、非對象化、情理一體性，無疑值得當代文學實踐給予激活。曾記得，在真理或美感的生成機制上，古人一向強調交感、會通、互涵、無間，強調內外冥合，身心不二，即所謂“以體悟道”。以體悟道是中國哲學的一大方法論，也是歷代文化人致思、立言的傳統功夫，如果說漢語中的體知、體認、體證、體現、體究等偏于認識論，那么體味、體察、體會、體恤、體諒就帶有濃重的美學、倫理學意味了。周大新深諳以體悟道的精髓，他的小說從不缺乏交流感，在他的意識里，審美、認知、倫理也從來沒有絕然分明的界限，他的體貼敘事是渾然統一的。

　　也許在有些人看來，這種貼著生活、貼著人物的寫作方式業已過時。但請別忘了，資本、符號、景觀所匯成的“同一化”過程，已催生出一種非常專斷的力量，這股力量正在通過把個人變為一種符號、一種工具、一個部件來“消滅個人”。這也是今天敘事文學所遭遇的危機：人的類化使人們喪失了經驗的獨特性，生活的碎片化打斷了記憶的連續性，私人性縮減、阻礙和扭曲了我們的交往方式與表達能力。這一切，正意味著我們每個人都可能喪失自己的歷史，或者說，各種片段的凌亂記憶、感受、觀念，因無法聚合為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人類也許將不再擁有“故事”。而從傳統中汲取抵抗這一非人化趨勢的力量，正是周大新創作的價值和他帶給我們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