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著風浪前行

　　現在回頭總結，自己愛上文學創作，與上世紀80年代初讀過王蒙、劉心武、張賢亮、李國文、蔣子龍，以及軍隊作家徐懷中、李存葆等人的小說有極大關系。這些作家當時最大的特點是，他們站在時代的潮頭上寫作，勇于揭示民族的苦難，反映人民和社會的疾苦，點燃被壓抑的人性光輝，直面人生，直面社會現實，讓文學走在了時代前列。那個時候我讀到的中國小說，強烈的政治色彩與充沛的文學激情相融匯，作家敢說真話，尖銳大膽，禁區一個個被突破，讀來痛快淋漓。

　　大約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多元文化的爆發和大眾娛樂的狂飆突起擠占了文學空間，讀書人越來越少，文學后備力量流失嚴重。作家本身有沒有責任？我認為，責任不小。正是從那個時候起，不少作家寫作越來越小眾化，不關心現實，遠離時代，缺乏擔當，熱衷于描寫雞毛蒜皮、家長里短，筆下不痛不癢、自說自話、顧影自憐。其結果就是，你不關心時代，時代就會拋棄你；你不關心大眾，大眾就會拋棄你；你不關心生活，生活就會拋棄你。

　　作為軍旅作家，不能去抒寫基層官兵的精神苦悶，反而要不斷重復以前的作品，不停地去寫他們所謂的奉獻精神、虛假的革命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我看不到創作的希望。2003年前后，我暫時放棄了小說創作，開始寫劇本。一個原因就是希望自己的作品知道的人多一些，辛辛苦苦寫一部小說，能真正去閱讀的人少之又少；寫一部電視劇，只要能在衛視播出，就會有成千上萬人觀看，這也是一些作家轉行寫劇本的原因之一。

　　在影視圈里折騰了十年有余，個中滋味，冷暖自知。在參與寫作了8個劇本之后，我開始懷念文學創作。當然，回頭寫小說，是不能再寫過去那種不疼不癢、不咸不淡的東西了。虛假和蒼白無力，一直是軍事文學的通病。作為一名老兵，我親眼目睹了改革開放后中國軍隊的巨大變化，說實話，現在我們的戰力、武器裝備發展之快，連內部人都感到吃驚。但是，我們最大的心病是腐敗，腐敗是我們最大的敵人。寫30多年軍隊的變革，如果不涉及軍中腐敗，如果有意忽略這個重大問題，那就是一個軍隊作家的失職。我不想粉飾現實，不想回避矛盾，我想改變過去軍事文學高大上的傳統，把軍人拉回到地平線。于是，我寫出了部隊建設中的一系列問題和矛盾——形式主義、用人不察、面子工程、缺乏科學的決策、講排場、驚人的浪費、買官賣官等種種腐敗現象。這些大都是我聽說過的，遇到過的，身邊發生過的。

　　我和書中主人公布小朋有類似的經歷，如果不是改革開放，像我們這種處于社會最底層的農家子弟是難有機會成為職業軍人的。16歲那年我來到軍隊，30多年來，國家人民養育了我，我總想著為軍隊做一點事情。我是個文人，不能到訓練場上摸爬滾打，掌握不了高科技武器，無法到邊境線上站崗放哨，那么，只能利用手中這支禿筆，寫幾部作品，回報國家和軍隊。軍隊是鎮國利器，軍隊強，國家才強。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首先應該是軍事上的復興，沒有軍事上的強大，中華民族的強大與復興，就是一句空話。

　　真正的作家應該勇于立于潮頭。中國作家缺少的不是才華，而是勇氣和擔當。畏首畏尾，縮手縮腳，怕三怕四，是我們作家，包括出版人的通病。我們所站的高度不高，太關心身邊瑣事，而不怎么關心國家民族命運，缺乏大格局、大思維。這就不免影響到我們作品的高度和質量，大作品也許就這么溜掉了。

　　我不認為《一座營盤》是一部反腐小說。我只想讓讀者通過它，關心一下中國軍隊的現實，進而思索一下國家、民族的命運。對于我而言，能夠站在風口上，去寫一部以前別人不敢碰的題材，算是盡了自己作為一個軍隊作家、一名35年老兵的職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