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歷史場與“互聯網+”共治下的青年寫作

　　這個時代真正考驗的并非貪婪的“味蕾”，而是名山深藏的負責消化吸收、新陳代謝的“腸胃”。

　　如果說中國百余年來“被拖到‘世界’和‘世界史’中去”的“以西方和西方文明為中心”的歷程，同時可以如日本學者子安宣邦認為的那樣實現“轉義”，即“中國的近代化意味著自愿走向發源于歐洲的‘世界秩序’或者‘世界史’”，那么，在我看來，中國百余年的消化吸收、新陳代謝是痛苦而偉大的，我們不斷努力完成著作為現代中國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下的要素建設和整合。中國的“現實主義”寫作傳統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始終大放異彩，從五四新文學至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至2014年文藝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國青年作家在歷史上積極地鑄造了這一現當代的文學傳統，現在仍不可能不融入這一傳統；所區別的則是各自對中國現實主義寫作之傳統的理解、認定上的個體差異。

　　而值得關注的是到習近平總書記的數次講話中，網絡與新媒體問題、媒介融合問題在文化、文藝、文產及至國家意識形態的領域中被凸顯出來，這無疑正是“世界”和“世界史”“世界秩序”的一個寫照，也是事實上發生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尤其是青年人生活和頭腦中的第一變量。換言之，所有的傳統問題都還在，但他們之前都安上了一個“互聯網+”的前綴，成為一種現實生活的疊加結構、思維方式的疊加結構、文藝表現和表達方式及其平臺的疊加結構。

　　青年寫作在這個意義上有了新的板塊運動——任何一次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大潮的變革實際上都是文學的嶄新契機，考驗的正是青年作家們的“腸胃”。

　　如果說文學寫作是豐富復雜的精神運動，我同樣要指出它也是敏感動人的神經運動，甚至所有的作品首先是神經運動的結果，此后才方便評價其精神運動的水平。我的意思是，某個青年的寫作本身無論在何種文學水準上，面對“多媒體融合”時期，則都遭逢了媒介意義上的巨大“豁口”。該豁口表明某地殼板塊正劇烈地震蕩刷新，其所帶來的精神史、神經史、文學史都將呈現新的“痛苦而偉大”的可能性。

　　有趣的是，一批并非(或許也依賴不上)傳統媒介及其秩序的作者成為媒體融合過程中新媒體平臺上的新貴——這就是中國網絡文學的媒介背景。而時至今日，當中國網絡文學走入學者們厘定的第17個年頭，我以為即將邁入“成年禮”的這一概念在“文學傳統”的更大的母體里將裂變發展，“網絡文學”在未來是所有文學而不僅止于當紅的大眾類型小說的媒介平臺。有識的青年作家會通過“豆瓣”這樣的網站或雨后春筍般的APP寫作社區介入新的世界史和文學史，改造和提升數媒技術下的整體文藝水平。

　　微觀一點講，我們所有青年作家和青年批評家其實同時出現在“人類—世界—中國”這一“媒介革命”和“多媒體融合”的奇妙豁口上。耐心觀察就會發現，因為多媒體融合，即新舊媒體的并存與過渡，不同年齡和性格的人都有非常有趣的新的細節。如果以“某某小說中的手機及其軟件應用談當下都市兩性情感表達方式”，應該是很好玩的題目吧。事實上，像學者汪安民教授的羅蘭·巴特和福柯融合的“詞與物”的寫作，也是一種重要的觀察方式，在這個意義上，我根本就覺得文學批評家不必要僅是幾位作家的粉絲型闡述者，他們遠可以通過自己富有洞見的觀察和有腔調的文字成為“寫作者”本身。

　　喬治·斯坦納曾勇敢地說：“當批評家回望，他看見的是太監的身影。如果能當作家，誰會做批評家？”而他又說，“所有的偉大寫作都源于‘最后的欲望’，源于精神對抗死亡的刺眼光芒，源于利用創造力戰勝時間的希冀”——面對多媒體融合的“豁口”，我們都有機會接續根脈，成就傳統與個人才能的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