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現實，當代作家缺少了什么

　　■主持人的話

　　文學與現實的關系，說一千道一萬，還是要回到創作主體上來。胡風先生當年提倡作家要有“主觀戰斗精神”，在今天依然有其借鑒意義。不僅要熟悉生活，還要深入生活；不僅要了解現實，還要理解現實。只有在這個意義上，主客體才能融會貫通，自我與他者才能有心靈的契合。面對現實，作家們缺的不僅僅是故事、語言和敘事的方式，同時也是態度——拔高一點，是世界觀和價值觀。

　　“文學與現實關系”的討論至此結束，最后我想問一句，面對這生生不息、瞬息萬變的當代生活和當代現實，親愛的作家和批評家們，你們準備好了嗎？

                ——特約主持人  楊慶祥

　　當代作家體驗生活能力的缺失和思想現實問題能力的缺失，是他們面對現實生活、敘寫現實問題的瓶頸。

　　現在重提“深入生活”，主要是希望作家們不要辜負我們這個時代。我們正處于一個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偉大時代，作家如果不去深入、不去“擁抱”、不去主動體驗，無疑是充滿遺憾的。

　　一個優秀的作家應該是有著多種才能的人，他不僅能夠主動體驗生活，能夠把這種體驗通過文學的方式表現出來，而且還要有超越生活的思想能力。作家應該研究點思想史和社會史，多年前王蒙提出作家學者化今天看來仍然意義深遠。

　　當前中國的現實生活實在是太過復雜、太過傳奇、太過繽紛，很多人認為，生活比文學更有魅力，它的瞬息萬變、難以捕捉，使得作家們感慨萬千。盡管如此，許多作家還是把眼光投注到現實生活和現實問題上來，如余華的《第七天》、劉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蓮》、賈平凹的《帶燈》、方方的《涂自強的個人悲傷》、格非的《春盡江南》等，這些小說不乏優秀之作，但仍然令讀者感到不滿，引發了激烈的爭議，人們不能不深思，為什么這些直面現實的作品不能給人以藝術的震撼，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些作品的缺憾？我覺得，作家自身的問題是主要原因，當代作家體驗生活能力的缺失和思想現實問題能力的缺失，是他們面對現實生活、敘寫現實問題的瓶頸。

　　主動體驗生活能力的缺失，是當下的一些作家的基本生存狀態，他們漂浮在時代生活之上，成為特殊的一群，享受著比較優越的生活，與現實生活的緊張關系得到了緩解。他們的寫作不是生命體驗的噴發，而是為寫而寫，為證明自己作家的身份而寫，這只能是一種慣性寫作。職業化的慣性寫作導致了作家與現實的疏離和隔膜，沒有人真正地主動深入生活，挑戰生活，而成為旁觀者、道聽途說者。這些年來，很少有人像當年的柳青、趙樹理、周立波一樣，為了要寫正在進行中的合作化運動而離開北京，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為小說的寫作獲得第一手素材了。我一直堅信，生活永遠是藝術的源泉。沒有對生活穿透骨髓般的生命體驗，就永遠寫不出好的作品。

　　現在重提“深入生活”，主要是希望作家們不要辜負我們這個時代。我們正處于一個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偉大時代，作家如果不去深入、不去“擁抱”、不去主動體驗，無疑是充滿遺憾的。陳歆耕有篇名叫《巴特爾與巴爾扎克》的文章，他以北京一個夜總會的小保安巴特爾成長為身價千萬的酒吧老板的變遷，感嘆巴特爾的經歷之神奇：“他是如何完成財富的原始積累的？他一個保安是如何擠入上層社會的？除了財富，他的能力素質如何在這么短的時間，完成從底層保安到大老板的蛻變？在這背后該有多少令人不可思議的故事？”“目前媒體披露的材料，只能算其中的‘冰山一角’，而僅僅是這‘一角’就夠讓我們瞠目結舌了。”我們的作家對于巴特爾式的生活現實知道多少呢？誠然，一個作家所寫的現實，不一定都是親身經歷的，但你起碼得知道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的，否則，想象只能是隔靴搔癢，缺少真實感和現場感。陳歆耕感嘆我們時代缺少巴爾扎克式的作家，“面對如此復雜和豐富、深刻的生活，當代小說是如此蒼白無力。當我們從反映當代生活的小說中獲取的信息量還不如讀新聞報道時，人們不讀小說就完全是正常的了。”當余華的《第七天》出版時，人們把它說成是“新聞串燒”，因為它提供給我們的還不如新聞豐富多彩，那我們還讀小說干什么？《第七天》缺少了真實體驗的現場感，很多細節都是以主人公楊飛聽聞的方式串起來的，像商場火災事件、拆遷事件、伍超到黑中介賣腎、醫院丟棄死嬰、警察與男扮女裝賣淫者的事件等都是從人群傳言、新聞報道和網上傳言得知，讀者只能知道一個大概的故事內容，那種生動的、來自于生命體驗的細節的現場感卻是嚴重缺乏的。從生命體驗的現場感來看，賈平凹的《帶燈》、格非的《春盡江南》、劉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蓮》顯然要好一些。我們的許多作家，由于主動體驗現實生活能力的缺失，他們對現實的言說和敘寫，都呈現出蒼白無力、捉襟見肘的窘境，于是他們只能去敘寫自己熟悉的過往和身邊的那些無謂的小事，現實生活成為他們的軟肋，這是當代作家和當代文學的悲哀。

　　與之相比，思想現實問題能力的缺失是更要命的。文學與新聞報道的最大區別就在于它不僅要告訴你事件和故事，更需要有靈魂，這個靈魂就是思想。一個優秀的作家應該是有著多種才能的人，他不僅能夠主動體驗生活，能夠把這種體驗通過文學的方式表現出來，而且還要有超越生活的思想能力，古人云“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敘寫生活要“活靈活現”，要有現場感，更重要的是要有“言外之意”，要有超越性，這實質上就是思想能力。余華的《第七天》缺少的不是文學性，而是思想性，這里所說的思想性不是議論，不是概念，文學不是思想本身，而是“思想的表情”，文學的思想性是隱含在藝術形象中的作家的一種能力。賈平凹的《帶燈》敘寫了鄉鎮信訪干部的現實生活，是作家生活體驗的結果，但它仍然沒有完整傳達出作家對時代的思考深度。相比之下，劉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蓮》將主人公塑造得活靈活現，李雪蓮為雞毛蒜皮的一點小事上訪20年，芝麻變成了大象。各級官吏像王公道、董憲法、荀正義、史為民、儲清廉……他們雖然兢兢業業、恪盡職守、“秉公”辦事，但卻不能解決李雪蓮這樣的“小事”。劉震云以極為反諷的筆法寫盡了世道的荒誕。似乎每個人都無錯，每個人都有冤屈，但正是在這之中，透露出漢娜·阿倫特所說的“平庸的惡”。劉震云寫出了生活中的真實，而真實的生活是幽默的荒誕的，這種幽默和荒誕來自于現實生活本身，正像劉震云常說的：“真正幽默的不是我，是生活本身，我不生產幽默，我只是生活的搬運工。作為一名寫作者，我只是還原生活本身，所以如果要說我的作品幽默，那就是我們的生活幽默，就好似作品中的李雪蓮，真真實實的故事，看起來卻很荒誕，她是在以嚴肅對待荒誕，所以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喜劇時代。”這是劉震云對生活體驗之后的感悟，劉震云看到了現實生活背后的邏輯，這一邏輯早在董超薛霸那個時代就存在著，當老董和老薛押解著假裝上訪的史為民回鄉的時候，我們隱約看到了現實與傳統的鏈接。

　　我們生活在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時代，思想問題意味著一種危險、一種困難。思想問題的能力是一種天賦，也是需要后天修煉的。作家應該研究點思想史和社會史，多年前王蒙提出作家學者化今天看來仍然意義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