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翻譯的藝術——寫在“《民族文學》蒙藏維哈朝培訓班”開班之際

　　《民族文學》蒙古文版、藏文版和維吾爾文版已經創辦6年，哈薩克文和朝鮮文已經創辦4年。與漢文版刊物不同的是，這5種少數民族版是選刊類文學期刊，它們選擇優秀的漢文作品并將其翻譯成少數民族文字，介紹給少數民族讀者。為了提高翻譯質量，《民族文學》雜志社每年堅持舉辦少數民族作家翻譯家改稿班和培訓班。6月3日，來自蒙、藏、維、哈、朝5個民族的數十位作家和翻譯家聚集在北京，共同探討在漢譯民、民譯漢翻譯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期待保質保量地翻譯好、出版好《民族文學》。

　　2011年受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的邀請，我撰寫了一部報告文學《譯道與文化》。正是因為這個機緣，我有機會了解了翻譯家的成長過程以及翻譯的魅力。他們向我表達最多的一句話是：若想成為一名優秀的翻譯家，沒有十年的功夫是很難完成蛻變的，因為從嘗試翻譯到成為翻譯家是一條漫長又辛苦的路。翻譯是一種藝術，譯者不僅要掌握有關語言、政治、經濟、歷史、文學等知識，還需具備二度創作的能力。一部有生命力的作品，經過譯者的理解、演繹、消化和二度創作后，方可在另外一種語言中生動呈現。這種呈現使原文獲得了新的生命力，這就是翻譯的藝術，是遠見卓識的翻譯家們把翻譯視為生命召喚的原因所在。

　　直譯與意譯

　　剛開始做翻譯的人要了解漢語語法，注意到一些語言現象，特別是要擁有廣泛的閱讀量，具備廣博的知識，這有助于擺脫原文的束縛。一個搞翻譯的人對語法不太通，知識量有限，翻譯水平是很難提高的。

　　談到翻譯，有直譯與意譯兩種。我們可以用匈牙利詩人裴多菲詩作《自由與愛情》的翻譯來做例子加以說明。《自由與愛情》在早些時候至少有兩個譯本，興萬生是這樣翻譯的：“自由與愛情，我需要這兩樣。為了愛情，我犧牲我的生命；為了自由，我又犧牲了我的愛情。”而殷夫翻譯的版本則為：“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在我看來，興萬生的翻譯與原文更吻合，但殷夫翻譯的詩卻流傳下來、家喻戶曉了。

　　這是兩種翻譯的對比，一種是直譯，如萬興生所譯的詩；另一種是意譯，如殷夫翻譯的詩。現在的翻譯大多是直譯，意譯的作品也不少，但要做到優秀不容易。嚴復就是用他那優雅的古文把進化論的思想介紹到中國，他翻譯的《天演論》雖未盡“信”盡“達”，但它絕對是一部優秀的譯作。

　　什么樣的翻譯作品可視為優秀作品呢？它一定是大家都喜歡看的作品，讀起來感覺譯者中文功底非常好，像中國人在說話、在寫作一樣。其次，作品的“外文腔”不能太濃，若按照外國人說話的方式表達，顯然不是一篇好的譯文，它會缺少藝術的魅力。有一篇文章寫到，在美國西部有座總統山，山頂上雕刻有多位美國總統的頭像。其中的英文簡介很簡單，直譯是“從巖石上出來的人物”。但是，如果這樣翻譯就一點味道沒有。翻譯家畢朔望將這句話翻譯為“開山鑿石巨人來”。此語簡直是神來之筆。

　　有人說，好的翻譯是“速度與質量的完美結合”。翻譯者是人不是機器，人一天只有24個小時，每天的翻譯量也一定會有一個上限。如何做到在有限的時間里保證最好的質量，是需要每個翻譯者在長期的翻譯工作中不斷平衡的問題。

　　快速而優質，是好的譯者所追求的目標。5種《民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字版都是雙月刊，這就需要在時間上加以把控。一味追求速度，而不重視翻譯質量的提高，雖然表面上看是高效率、高產出的做法，但其實是不負責任的做法。而一味追求質量，字字推敲，反復琢磨，雖然是盡心盡責的做法，卻無法滿足刊物的需要。

　　翻譯的“視覺”

　　有人說，翻譯工作者是社會改革前線的關鍵性將領，引進外面最先進的理論、思想，并用最有效的方式發布，讓社會各階層接收，產生難以估量的文明轉化效應。其實，翻譯事業是一項傳遞科學與文化“薪火”的工程，翻譯工作者付出勞動，傳遞智慧，推進了人類文明的進程。

　　在21世紀，翻譯工作者的角色更加舉足輕重，有更多的譯者用“心靈”去翻譯，拓展了這一領域的新天地。

　　外交部的一位翻譯，陪同來自美國的朋友去游覽天壇。中國的公園都有很長的簡介，他發現這位外國朋友一邊看著公園的英文簡介，一邊搖頭。這位翻譯問：“需要幫助盡管說，不要客氣。”這位美國朋友搖搖頭說：“我一點也沒看懂，這上面寫的是什么意思？”這位翻譯看了看英文簡介，發現完全是按照中文硬翻過去的：“天壇公園始建于明成祖永樂十八年(公元1420年)，是明清兩代皇帝祭祀天地之神的地方。天壇共占地270萬平方米，規模宏偉，富麗堂皇，是中國現存最大的古代祭祀性建筑群……”

　　這位翻譯明白了：這完全是一種中國式的英語，也就是用中國人“視覺”去翻譯的，寫法上也是中國散文式的，有美感，有故事性，但這樣的簡介對于不太了解中國歷史的外國人，當然是一頭霧水。這位翻譯以英語介紹景點的約定格式，向這位美國朋友介紹了有關天壇的歷史及可以感受到的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獨特之處。這位美國朋友聽了很高興，覺得來這里游覽很有意義。

　　事情雖然過去了，但這位翻譯想，天壇是北京非常著名的景點，英文簡介竟然讓以英語為母語的人看不懂，其他不特別有名的景點，遇上母語不是英語的外國人，豈不是難上加難！看來景點的翻譯需要改進。這位翻譯便做起一件事，以“外國人為本”的宗旨來翻譯這些簡介文字。

　　他家住在北京植物園附近，便為牡丹園簡介重新做了翻譯。其中文簡介是這樣寫的：“牡丹園的設計采取自然式手法，因地制宜，借景造園。園內植物栽培采用喬木、灌木、地被、復層混交，疏林結構，自然群落的方式，又以原有油松為基調樹種，古老樹木的保留為該園增添了古樸高雅的情調。園中的建筑和小品富于變化，如群芳閣、鴛鴦亭、牡丹壁，以及斜臥花叢的牡丹仙子雕塑，均與自然融為一體。牡丹園的設計曾榮獲國家設計銀獎。”但這樣的表達過于“中國化”，必須知道很多的背景知識才好理解，于是他就以外國人的“視覺”進行翻譯，句子和用詞都嚴格遵守英語本身的規定。只有以這樣的“視覺”進行翻譯，外國人才能更容易看明白。

　　這件事讓我明白了一個困惑良久的問題：為何我們的中文著作翻譯到國外去外國人都看不懂，原因就是翻譯人員都是中國式的，是以中國人的“視覺”進行翻譯的，這可能是很長時間里我們的文學作品“走不出去”的一個重要原因。

　　近些年來有一種說法，中國作家走向世界的一個障礙是缺少好的翻譯家。漢學家馬悅然認為：“一個中國人，無論他的英文多么好，都不應該把中國文學作品翻譯成英文。要把中國文學作品翻譯成英文，需要一個英國人，一個文學修養很高的英國人，他通曉自己的母語，知道怎么更好地表達。現在出版社用的是一些學外語的中國人來翻譯中國文學作品，這個糟糕極了。翻譯得不好，就把小說給‘謀殺’了。”這話或許不太好聽，但卻直指問題所在。

　　林語堂當年談到中譯英時說道：“譯者必須能夠徹底消化了心愛的文章，然后夾敘夾議，用自己的創意炮制一番，既能抓住原文的形式和精神，又容易讓一般的西洋讀者了解。”這句話同樣值得當今英譯中、漢譯民、民譯漢的操作者們研習體會。如果沒有那種消化和再創作的能力，譯文一定是敗筆。林語堂翻譯老子的著作，正是憑著深厚的國學功底和對道家哲學的研究心得，他地道的英文與其堅持的“傳神”翻譯標準才能夠發揮得淋漓盡致，其譯文才如行云流水。

　　文學功底是翻譯者的基石

　　直譯、轉譯、意譯，這些翻譯技巧的背后，還有不容忽略的文化底蘊、歷史知識，否則無論如何也不會達到“信、雅、達”的境界。

　　翻譯家林紓雖不懂外語，卻在別人幫助之下，用他那精美的文言文將184種外國文學作品介紹到中國。《林譯小說叢書》曾使年輕的錢鍾書增加了學習外語的興趣。多年后，錢鍾書偶爾翻開林譯小說，發現它居然還沒有喪失吸引力。這就是語言的魅力、翻譯的魅力，也體現了翻譯家的文學功力。

　　1950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外文系的英若誠，講得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語，長期活躍在話劇舞臺上，幾十年來塑造了許多個性鮮明、引人入勝的人物形象。更重要的，他還是一位著作頗豐、獨具個性的翻譯家。上世紀50年代初期，他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奧賽羅導演計劃》從英文翻譯過來，讓更多人了解了這一表演體系。

　　1979年，英若誠用了一周的時間，將英國“老維克”劇團來華演出《哈姆雷特》所用的同聲傳譯劇本，高質量地、可讀可演地譯出了。英國友人驚奇地稱贊他“比牛津還牛津”。美國脫口秀明星霍頓來中國演出，英若誠為他擔任同聲傳譯，他的翻譯水平和頗具幽默風格的表達讓霍頓由衷稱贊。

　　不僅如此，英若誠在英語上還對美國音、澳洲音以及許多地方的民諺俚語都非常熟悉，能夠自如運用。半個世紀以來，他翻譯了中外近20部戲劇。他的譯文朗朗上口，沒有翻譯的痕跡，非常適合學習、研究戲劇的學生、專家以及表演藝術家閱讀、使用。

　　由此看來，具備良好的中文文學功底，外語也到了嫻熟的地步，才有可能成為優秀的翻譯家，比如傳雷、盛峻峰、季羨林和英若誠……他們首先是大學問家，然后才是翻譯家。同樣，少數民族翻譯家在翻譯漢語作品時，一定要努力增加各種知識儲備，即使成不了大學問家也要成為雜家，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成為一名優秀的翻譯。

　　有一則“文章譯例”讀來很有趣，幾乎可以當故事書來讀。原文是這樣的：

　　辜鴻銘著《張文襄幕府紀聞》有題為“不解”，一則云：昔年陳立秋侍郎蘭彬，出使美國，有隨員徐某，夙不解西文。一日，持西報展覽頗入神。使館譯員見之，訝然曰：“君何時諳識西文乎？”徐曰：“我固不諳。”譯員曰：“君既不諳西文，閱此奚為？”徐答曰：“余以為閱西文固不解，閱諸君之翻譯文亦不解。同一不解，固不如閱西文之為愈也。”至今傳為笑柄。

　　這段文言文不難懂，冷幽默笑破人肚子。但要想把它翻譯好，翻譯得非常淺白，而且最大程度保留原文的幽默感，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有人就很好地做到了。試想，如果譯者不懂文學，如何將原意翻譯精彩呢？

　　由此我想到了翻譯家、作家楊絳先生，她深諳文字表達的技巧，絕非一般的寫手，既能寫引人入勝的小說，又堪稱散文大家，她的譯著不用看也知，必然是精湛、到位的。由此可見，譯者的文字功底是其翻譯文學作品必備的條件，萬不能以為僅精通某一門外國語言就具備了翻譯的資格。譯文和原著一樣，是不可以糊弄讀者的，需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曾有人說，好的編輯是作家的作家；那么我們可不可以這樣說，好的文學翻譯同樣是作家的作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