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求神諭的詞語——從蒙古族詩人海日寒的詩歌說起

　　詩人楊煉曾用兩個“他者”概括了當代中國詩歌所面對的兩個檢驗體系：“背后是中文古典詩歌杰作”，“面前是古今世界文學精品”。他提出：“全球化語境中，我們能否找到——創造一種更深也更新的標準來判斷作品？去建立那個理想中‘詩意的全球化’？”這里有一點需要說明，楊煉所說的“中文”，準確地說，應該是“漢語”，并未包括國內其他少數民族語言的詩歌。雖然楊煉曾自豪地宣布，他身上有蒙古血統，這一點我們在其豪放的個性與詩風中能夠深刻感覺到。但是他本質上還是一個漢語詩人。他所說的兩個“他者”，既是兩個檢驗體系，也是中國當代漢語詩歌需要翻越的兩座大山。

　　由此我想到了蒙古族詩歌的處境，在我看來，除了面對楊煉所說的兩個“他者”之外，當代蒙古族詩歌還要面對當代漢語詩歌這個龐大的“他者”，它在中國當代詩歌史上占據的重要地位，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蒙古族乃至其他民族的詩歌寫作。所以，蒙古族當代詩歌面對的其實是三個“他者”，它所面臨的問題遠比當代漢語詩歌更艱巨更復雜。

　　一般認為，蒙古族詩歌創作分四種形態，其一是母語寫作；其二是漢語寫作；其三是雙語寫作；而第四種形態相對少數，就是用其他語種寫作，比如青海、甘肅的有些蒙古族詩人用藏語寫作，寶音賀希格在游學日本期間嘗試過日語寫作。在這四種形態中，用母語寫作者無疑占據大多數。由于語言的障礙和文化的隔閡，這個群體的詩歌大多不被我們熟知，只是少部分經過翻譯轉變成漢語之后，才被我們認識和閱讀。而詩歌的不可翻譯性，導致我們無法真實地感受蒙古語詩歌的精髓。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曾說：“我的詩的外文翻譯，已不是我的詩歌了。翻譯除了折射詩里的某些東西，基本上是一種毀滅。”作為一個用漢語寫作的蒙古族評論家，我閱讀蒙古語詩歌的經驗基本上也是翻譯作品。比如被譽為蒙古族的“艾青”的納·賽音朝克圖，還有兩位重量級的詩人巴·布林貝赫、阿爾泰等人的作品，說實話，我在閱讀他們的詩集漢譯本的時候，我心里最初是期待和興奮，讀后卻有一種空寂的失落感，甚至沮喪。后來一次機會，我現場聆聽了阿爾泰先生的朗誦，他的那首著名的《蒙古馬》，雖然我只能聽懂詩中的某些單詞，但是我卻被其中沁透骨髓的無法言傳的民族精神和如同歌唱一樣的韻律震撼了。詩中洋溢的驕傲、悲壯、熱情與憂傷，以及悠遠的歷史感，讓我深切地體會了蒙古族詩歌藝術的美妙。

　　但是，我清醒地知道，我是蒙古人，我略通一點蒙古語，而如果是那些完全不懂蒙古語的讀者，他將如何看待這首詩？顯然只有翻譯是他們惟一的通道。所以，阿多尼斯也無可奈何地表示：“我并不反對這種毀滅。雖然譯文離原作很遠，在另一個文化背景下，不可能翻譯詞和物之間的關系，不可能翻譯意象和比喻背后的含義，但這毀滅的代價是必要的，以便把某些東西傳達給別人。”多少年來，蒙古語詩歌的翻譯者為推廣和傳播蒙古族詩歌做了非常大的努力，我清楚地記得胡爾查、陳乃雄、哈達奇·剛等這些老翻譯家的名字，他們用自己一生的心血，執行著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為后繼者提供了寶貴的經驗。2009年由陳崗龍等主編的《經典解讀達·納楚克道爾基》一書中，編入了達·納楚克道爾基這位我非常崇敬的蒙古國詩人的幾首詩。其中有我在青年時代就聽人朗誦并讓我激情澎湃的《我的祖國》。書中選了這首詩的兩種譯文，譯者分別是陳崗龍和席慕容父女。陳崗龍，筆名多蘭，是年輕的蒙古學學者，也是非常好的詩人和翻譯家。而席慕容則是知名的蒙古族女詩人、散文家，她的父親拉席敦多克先生也是國際知名的蒙古學學者。但是他們的譯文確實沒有滿足我對《我的祖國》這首詩的期待和想象。這當然不應該是翻譯的技術問題，我以為更多的可能是蒙古語與漢語的天然的差異，以及詩歌本身的不可譯性，盡管他們應該是這首詩最適合的翻譯者和解讀者。書中還對散文詩《希布恩·撒日勒》的題目的幾種譯法進行了比較和分析。希布恩·撒日勒是一匹馬的名稱，用蒙古語表述就非常自然，它讓人聯想到馬的敏捷、輕盈和堅韌，而音譯成“希布恩·撒日勒”則讓讀者有些莫名其妙。還有譯成“灰青馬”、“銀合飛馬”、“燕白”等等，都很難全面準確地體現原文的韻味。當然，正如阿多尼斯所說的，翻譯的代價是必須的，不然我們連蒙古語詩歌的存在都無從知曉，況且我們總會遇到比較負責任的譯者，盡可能地將詩中的意境和思想傳達給我們。比如最近蒙古國國寶級詩人達·烏梁海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陳崗龍適時地翻譯了他的一首詩《秋天飲馬》，雖然我可以感覺到漢語對這首詩轉達的無能為力，但是它畢竟給我們提供了與漢語詩完全不同的境界。

　　或許是由于漢語詩歌在國內的無可爭辯的影響力，或許是由于蒙古語詩歌在翻譯轉換的過程中存在的無法克服的所謂“失效狀態”，更年輕的一批蒙古族母語詩人逐漸開始直接用漢語寫作，或以蒙漢兩種語言同時寫作。比如我認識的寶音賀希格、多蘭、海日寒、滿全、哈森、烏·納欽、瓦·哈斯等。而海日寒便是這個群體中較為出色的詩人之一。海日寒2007年出版了蒙古語詩集《遙遠的雪山》，后來開始用蒙漢兩種語言同時創作，2011年出版了第一本漢語詩集《一個人的穿越》。作為一個自少年起就以母語開始寫作的詩人，在轉入漢語寫作時，能夠迅速進入狀態，且將漢語運用得如魚得水，這讓我驚訝之余不能不贊嘆他的語言天賦。比如《感受世界》寫道：“我用思想的毛孔感受世界/傾聽螞蟻的爭吵草絮的鼻鼾，感動于/一片秋葉撼動大地的隕落/一朵雪花優美悲壯的死亡/……/世界正在不知不覺中離我們遠去/正如我們在冷漠與無知中隔膜著自己/日子好像是一節又一節綠色的車廂/在白的曠野和黑的隧道中無目的地穿行……”詩人對現代漢語字與詞的準確選擇，以及它們之間所指和能指關系的發掘，還有詞與物、意象與韻律之間的詩性的轉換等，完全可以與優秀的漢語詩人相媲美。

　　不久前，海日寒發來了他的第二本漢語詩集《空山集》。在詩集中，每首詩差不多都以一個字或兩個字作為標題，而每個標題又有類似中國古典曲牌或西洋音樂的曲式的前綴，比如空山曲、夢幻曲、回旋曲等等。“空山曲”的“空山”顯然是中國漢語古典詩歌獨有的意境。比如《空山曲·和尚》寫道：“云上的/山。//山上的/寺。//風和雪/埋掉了/下山的/足印——//滿城的/花。//滿街的/人。//花樹下/枕著竹杖/酣睡的/醉僧——”作者放棄了過去歌唱式的，甚至是吶喊式的抒情長句，而進入到一種平靜、精簡、內省，乃至沉默的狀態，恰如喬治·斯坦納對東方哲學的描述：“穿越頓悟之境，朝上飛升，直抵愈加深邃的沉默。”作者將自我與世界、宇宙的對話濃縮，不，應該說是凈化到一個字或一個詞的形態，剔除人為的修辭和修飾，擺脫線性化的邏輯和時間觀，讓詩中的每個字都煥發出新意，卻又不失與古老的語詞保持共鳴。

　　海日寒認為唐詩最能體現純詩的本質。因此，我在他最新的這本詩集中，感受到了他以往在學習漢語寫作的基礎上，開始進入對漢語可能性的探索。而與其說是他對漢語的探索，毋寧說是他借助漢語這個載體，探索一種元語言化的詩境。即從修辭、敘事、抒情轉入字、詞，進入語言的最小單位，從中發掘詩歌的意義。不僅如此，他由字和詞所指的領域擴展著語言的邊界，使詩通向形式的極限。所以，在他的詩里，漢語已經非漢語，而是一種超越語言的符號，或者說是先于語言的音節和物。因此，我以為，寫作到這個狀態，詩人已經無所謂使用什么語言，漢語或者蒙古語都無所謂，詩已經讓語言變得透徹與澄明，讓思想變得清潔而神圣。正如墨西哥詩人奧克塔維奧·帕斯所說的：“它破壞詞語和含義，成了沉默的王國，但與此同時，它又是尋求神諭的詞語。”這大概也是所有詩人夢寐以求的境界與氣象。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個蒙古族詩人，在堅持母語寫作的同時，對漢語詩歌的大膽的跨界和侵入。但是，說來歸去，我其實更想看到海日寒用蒙古語寫出的詩歌。就在此刻，我甚至想下一次決心，開始學習蒙古語，以便能夠真正在語言文字中感受我的母語——蒙古語詩歌的美妙。雖有人說，詩歌就是我們惟一的母語，但是蒙古語詩歌作為一個獨特的語言藝術形式應該與其他語言一樣獲得長久的存在和尊重，況且，詩人的創造性的寫作，無疑也會為蒙古語言的豐富、生長以及傳承作出與眾不同的貢獻。前面我說過，蒙古族當代詩歌面對著三個“他者”，面臨的問題比當代漢語詩歌更艱巨更復雜，至少有一點可以確認，蒙古語詩歌比漢語詩歌更寂寞。因此，我時常擔心有些以蒙古語寫作的詩人對自己的寫作，甚至對自己的母語有沒有產生過懷疑和不自信。這恐怕是一個值得考察和思索的問題。

　　確實，蒙古語詩歌乃至整個蒙古語文學，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遭到忽視，這與蒙古族傳統音樂中的長調、呼麥受到國內乃至世界范圍內的歡迎形成鮮明反差。最近蒙古國詩人達·烏梁海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這是否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世界文壇開始關注蒙古語文學。中國的蒙古族作為“跨界民族”雖然與蒙古國使用不同的拼音文字，但是語言是同一的，而彼此之間的交流和學習肯定會增進蒙古語詩歌的變化和發展。我希望并且也相信我們的蒙古族詩人終究有一天會站立在世界文學的巔峰之上。這也是我對以海日寒為代表的新一代蒙古族詩人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