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棄繼承 轉化創新

　　作為一個劇作者，一個從事了近40年戲曲工作的人，現在思考最多也最為感到緊迫的問題是，我們這一代能給后代留下怎樣的戲曲記憶？這一代的戲曲文學與戲曲表演藝術是否精彩，是否獨特？是否既無愧于傳統，又無負于未來？是否足以代表這個時代的審美高度，足以表達這個時代的民眾心聲，足以傳遞這個時代的內在精神？

　　相信在中國戲曲的發展歷史中，7月17號發表公布的《關于支持戲曲傳承發展的若干政策》和7月29日召開的全國戲曲工作座談會必將載入中國戲曲史冊，且會對中國戲曲藝術今后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作為這個時代的人，我有幸見證、參與了這段歷史，深感自豪。新中國成立后正式召開的全國性戲曲工作會議，應該是第一次。在此之前，以中央政府的名義關注戲曲藝術的發展，參加提出過“三并舉”的方針，這個方針至今還在影響著中國戲曲發展的進程。而這一次則是在新的歷史條件和文化背景下，專門針對中國戲曲藝術傳承發展所召開的會議和制定的方針政策。如同中國社會所面對的整體性轉型一樣，戲曲工作座談會也是一次帶有轉折性的、歷史性的重要會議。

　　中央領導同志會上講話的一些提法、表述是對中國戲曲理論的新的貢獻。比如“揚棄繼承，轉化創新”就是一個新的理論用語，回答了幾十年來我們反復爭論的問題，即對傳統的繼承是哲學概念的繼承，是有揚棄意識的繼承，對傳統中具有活力的那一部分要傳承好、發展好，而傳統中與現代社會、現代文明不相適應甚至格格不入的部分則必須要剔除它、放棄它，不是把傳統看作是固態的東西被動地不加選擇地繼承下來。對于創新，也不能看作是一枝一葉的創新，有時候是一種形態的轉化，一個時代應該催生屬于那個時代的戲曲，而不是要求新的時代一成不變地沿襲過去時期業已成型的作品。

　　中央領導同志講話中還提出要“建立中華戲曲價值評判體系和審美體系”。我認為現在真的需要反思，為什么這么多年來，戲曲藝術越來越被邊緣化？且我們的主流媒體一直是呼吁要傳承要傳播戲曲藝術，可就在我們的呼吁和積極的行動當中，戲曲卻越來越邊緣，劇種越來越稀少，我想，我們的評價體系是不是需要轉化更新，我們的戲曲理論是否面臨新的發展？

　　比如，我們是否需要重新研究一下傳統戲曲和當代城市的關系。盡管戲曲的繁盛是在各個朝代的首都或是商業中心城市形成發展和繁榮的，但那個時候的城市是農耕時代的城市，它是以農業文明的價值取向和審美取向為標志的。昨天我坐高鐵來北京，行程6個小時，從南方到北方，一路上我都注視著車窗外面，搜尋著曾經的鄉村風景。我發現沿途已經看不到記憶中的鄉村了，滿眼都是城市化進程中的新農村景象：小樓、別墅、標準化的田園和集體化的住宅，住宅的樓頂上安著太陽能裝置、豎著電視接收天線，就是綠地也是城市化了的綠地。整個中國社會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娛樂方式都在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那么，以農耕時代的審美趣味、生活方式、生產方式為依據的戲曲藝術是不是因為我們重視了它，它就一定能夠如我們所愿，自然而然地融入到現代社會中來？它是不是也同樣需要實施由農耕文明向現代文明的時代轉型和審美轉化？事實上，傳統戲曲的生存危機主要是在城市劇場演出的危機，我們在鼓勵“送戲下鄉”的同時，也應該鼓勵“站穩城市”。

　　再如，傳統戲曲是否面臨著向現代劇場的轉換。我們今天所稱的傳統戲曲主要是在過去的戲園、茶樓、廟臺、廣場等簡陋的民間演出場景中形成的表演藝術形態，而今天傳統戲曲的演出場所已經轉移到了城市化規范化的現代演藝劇場。表面上看，演出場所與表演形態似乎沒有關系，其實關系很大，有什么樣的演出場所就有什么樣的演藝形態，有什么樣的演藝形態就有什么樣的演出場所。時至今日，中國舞臺藝術的主體形態仍然還是中華戲曲，然而全國各地正在熱火朝天建造的大劇院、歌劇院仿佛又都與戲曲演出無關。是讓變化的劇場適應不變的戲曲，還是讓戲曲在變化中適應不同的劇場，我想戲曲既要在相適應的場所堅守自己，也要自覺登上包括大劇院在內的各種新興的演出場所與傳播平臺，以適應現代演藝環境的變化。戲曲進入大劇院演出，并不意味著大制作或人海戰術，而是要有足夠的氣場與能量足以支撐起龐大的空間。為此，戲曲的創作必須跟上，簡單地把戲曲傳統戲放置在大劇院的環境中演出，甚至堅持在大劇院進行傳統戲曲一桌二椅制的演出，不但顯示不出傳統戲曲藝術的精妙，反而會顯得單調簡陋，與現代劇場演出環境格格不入。21世紀大劇院建筑在中國的興建，是對中華傳統戲曲的挑戰，也是機遇，它倒逼我們在“揚棄繼承”的基礎上“轉化創新”，創作出與現代社會、現代劇場、現代審美相適應的新一代的戲曲藝術。

　　此外，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實現向現代觀眾的審美轉化。戲曲一統天下的時候是沒有電視沒有網絡的，也很少看到電影，國外的交響樂、芭蕾舞、音樂劇更是少有接觸，可現在人們的視覺聽覺里儲存著太多非戲曲表演的記憶，戲曲要進入現代人的審美選擇，就不可能完全無視審美時尚的存在，而必須是在尊重現代人的價值觀念與審美取向的基礎上顯示自身的獨特。藝術的本質是創新，繼承的目的是發展。因此，我們必須為這個時代催生出屬于這個時代觀演關系、審美關系的現代戲曲。

　　張庚先生大約于上世紀60年代表述過戲曲現代化的理念，但是什么樣的作品才是具有現代品性的“現代戲曲”，理論上依然有待探索。理論的滯后帶來評價標準的含混，因而評論與評獎往往失去準星。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評價口吻，說某某作品不夠傳統，其實這里所稱的傳統并不是指古典戲曲的元明清時期，甚至不是指上世紀京昆的二三十年代或地方戲的五六十年代之前，有時候我們容易將“傳統”限定在某一個過去的時間段內，乃至將這個時間段內形成的經驗奉作永恒的標準。任何階段的經驗只是構成傳統的一截流而非源，中華戲曲自發展形成以來就是一個不斷揚棄繼承、轉化創新的過程。從習近平總書記去年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到這次戲曲工作座談會，文藝理論有許多新的認識和新的發展，這對引領今后的文藝創作和戲曲傳承創新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