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節選）

　　《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不是一本普通的傳記，而是一本奇特之書、感人之書，承載著豐厚的社會歷史內涵和文化哲理思考。 江隆基不僅是當之無愧的教育家，還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革命家。他對是非有很高的判別能力，敢于實事求是、堅持真理；不隨聲附和、聽風辦事；不愿做違心之事、發違心之論。他尊重知識，愛惜人才，懂得高等教育的規律。平日工作不圖虛名，不擺“花架子”，有基于“定見”的“定功”。北大七年，他尊重馬寅初、周培源、湯用彤、侯仁之等一大批著名學者，辦出了北大“發展最好的時期”；蘭大七年，他排除各種干擾，不顧“左”的威壓，辦出該校歷史上第一個“黃金時代”。 書中不可避免地寫了思想改造、批“人口論”、反右、反右傾、“文革”等政治運動，難能可貴的是，作者沒有就“運動”寫政治，而是勾勒出了一大批各類學科形形色色的、可親可敬的知識分子形象。作者在回溯歷史的過程中，注重梳理和反思了中國教育“左”的創傷，思索了知識分子問題。兩位作者都在大學教師的崗位上工作到退休，熟悉高校生活，一招一式從容寫來，真實透亮，不走樣，確有“史家筆法”。

　　在北大，習慣上都把馬校長叫“馬老”，把湯用彤副校長叫“湯老”，把江隆基副校長叫“江校長”，即便是校長馬寅初，也常常省略“副”字，直呼“江校長”。究其原因，不僅因為在三個校領導中江是年齡最小的，更重要的是他在北大領導層中所處的位置，誠如許多傳記、回憶錄里所寫：“雖然馬寅初是校長，但實際主持工作的是江隆基。”

　　馬寅初年過古稀卻很有“老頑童”習性，說話幽默詼諧卻又常常走調。一天國家體委一位副主任來給學生作體育報告，本來不該校長出面作陪的，但馬老是體育愛好者，要代表學校歡迎，主持報告會。聽到感興趣處，便開始插話，報告會變成了對話會、討論會，甚至喧賓奪主，大講冷水浴、爬山運動的好處。副主任只好順著馬老的思路講。最后總結時，馬老竟當著眾多學生的面說：“這么好的演講有些人怎么不來聽聽，年齡不算大，身體卻不好，就吃了不運動的虧。”

　　他指的是哲學家湯用彤和歷史學家翦伯贊。

　　三老私交甚好，相處和諧，常常互開玩笑。

　　湯老得知后哈哈一笑，說馬老又在搞“背后攻擊”。

　　湯用彤小馬寅初11歲，祖籍湖北黃梅，1893年生于甘肅渭源縣，早年留學美國哈佛大學，1922年獲得碩士學位后回國，歷任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系主任。1949年2月接替胡適出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1951年出任副校長，江隆基到任后排第二副校長。湯用彤早在哈佛讀書時就被譽為“哈佛三杰”之一，是中國學術史上少數幾位學貫中西、接通華梵、熔鑄古今的國學大師之一，其《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印度哲學史略》《印度哲學講義》《魏晉玄學論稿》《西方哲學》等學術著作被譽為“價值至高的工具與導引”。同是梵語學者的季羨林論及湯老的人品和學問時說：“湯先生的人品也是弟子們學習的榜樣。他淳直，樸素，不為物累，待人寬厚，處事公正。藹然仁者，即之也溫。他是一個真正的人，他是一個真正的學者，他是一個真正的大師。”

　　江隆基對湯老十分器重，請他主持文科各系工作；他也很尊重江隆基，積極完成自己分管的工作。他很贊同江隆基對哲學系現狀的分析，教授多但知識結構很不合理，缺乏西方哲學方面的學術帶頭人。經過他多方聯系，終于從四川調來了我國專門研究黑格爾學說的張頤教授，為哲學系開出了介紹黑格爾的課程，還開設了介紹羅素、凱恩斯的選修課；后又調來專門研究康德的鄭昕教授開設介紹康德學說的課程。當年開設這些課程在全國是創舉，是要冒政治風險的，但江隆基積極支持，堅定地認為北大哲學系的學生應該知道西方哲學家的流派和重要觀點。但誠如侯仁之所言，北大的通天人物多，風吹草動上面都有人知道。果然，開課不久就受到“老資格理論家”康生的嚴厲批評，說北大哲學系“辦得很糟”，“偏離了方向”。湯老聽到后十分緊張，江隆基勸說：“不理他，課程照樣開，出了問題我擔著。”

　　一個無須回避的現實是自“三反”運動以后，我國文化教育界接連不斷地開展了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批判運動，如批判《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批胡適、批胡風等等。從1954年10月到1955年5月，北大哲學、中文、歷史三系的教師不但要在校內開座談會，撰寫批判論文，還要參加中國科學院和中國作家協會的討論會。這些運動中，北大是全國高校注目的中心。因為許多被批判的對象就在北大；而批判的武器如何掌握，批判的深度和力度，也要看北大。

　　學貫中西的湯用彤深深地陷進這些批判運動的旋渦中，無力自拔。1954年10月《人民日報》發表了批判胡適思想的社論，運動從此全面展開。湯用彤曾與胡適一起共事，交往甚篤，胡適去臺前親自將北大校務委員會主任一職交予他。“三反”運動中就有人指責他與胡適關系密切，“引為知己”，治學一直沿用胡適的考據那一套。現在要搞專門批胡適的運動，他不知運動如何進展，很怕牽連到自身，自然比別人多了一層憂慮和不安。平日血壓就有點高，但無大礙，從此血壓居高不下。一連幾天，他都到哲學系資料室查看藏書《胡適文存》，翻閱時表情不安，憂心忡忡；參加中文系召開的評《紅樓夢》座談會，更是一言不發，只記錄別人的發言。11月13日他與金岳霖、任繼愈三人去參加科學院的一次會議，會上有位北師大的教授尖銳地批評《光明日報》的“哲學研究”版面。該版的主要編者均為北大教授，湯、金、任都是主要審稿人。該教授的激烈批判使北大的三位教授一時坐立不安，不知如何應對。回來的路上金岳霖說：“他發言時我的心直跳。”向來處事沉穩的金岳霖尚且如此，本來就憂心忡忡的湯用彤更是驚恐不安，慌亂、緊張、焦慮糾結一團，血壓陡然驟升，回家進門便指著家人說：“你們都有胡適的思想，都應該拿出來批判。你們都是大膽地設想我有高血壓癥，就小心地求證我有高血壓。”行如驚弓之鳥，說話語無倫次，精神明顯錯亂，當天晚上，便中風腦溢血了。

　　江隆基是被急促的電話驚醒的。他不知道湯老白天開了什么會聽了什么發言，只知道腦中風的治療關鍵在搶時間，便緊急叫上自己的車和校醫室的醫生，直接送協和醫院。醫院緊急搶救。江隆基一直等候。第二天一上班，他就近趕到教育部，要教育部出面給協和醫院打招呼，教育部又報告衛生部，衛生部直接指示協和醫院，組織專家全力搶救。回校后他指示校辦安排人員輪流守侯，直到湯老出院。

　　由于搶救及時，湯老轉危為安，得救后再未正常上班，抱病寫完了最后一部論著《康復札記》，于1964年以 “雖將遲暮供多病，還心涓埃答圣民”的情懷謝世。

　　江隆基從湯老的突然中風及搶救過程吸取了深刻的經驗教訓。他是全面主持北大工作的負責人，湯用彤是副校長又是著名學者，出了這么大的險情，運動中如何貫徹上級的決定和指示，如何動員組織批判的力量，如何掌握運動的火候和尺度， 當然由他江隆基負責。他將這些運動嚴格界定在學術思想領域，以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確立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為目的，不以政治運動的方式扣帽子做結論。1954年12月1日，文科三系部分教師召開座談會開展學術討論，他以個人發言的形式講了如下觀點：

　　不可否認的，學術斗爭是階級斗爭的反映。但是學術斗爭和政治斗爭顯然是有區別的，學術思想的改造是比政治思想的改造更為因難的。因此我們就需要更加穩妥、更加耐心、更加持久地進行。不能企圖開幾次座談會，寫幾篇表明態度的文章就期待解決問題，更不能采取開斗爭會、輪流檢討、過關、交代思想等簡單粗暴的方式去進行。學術批判成功與否的標志是看科學水平是否因此得到提高，搬用三反運動的方式或沿襲舊社會派系斗爭的做法都是有害的，是必須注意防止的。

　　學術批判的尺度是客觀真理，是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學術陣營的劃分只是馬列主義與反馬列主義，而不是黨員與非黨員，也不是青年與老年。

　　學術批判要以理服人，而不能依靠政治聲勢去壓倒人。要深入地開展學術批評，必須和科學研究工作結合起來，要提倡調查研究，具體分析，不能只憑幾個簡單的概念和論點就下結論；要提倡自由討論自由爭辯，允許對批判者進行反批判，而不能用多數人的意見壓倒少數人或個別人的意見。

　　在1955年3月2日召開的校務委員會上，根據半年來的經驗和不足，他更明確地將學術批判的指導思想、目的任務、方式方法歸納為以下五條：

　　一、學術思想問題不能用政治運動或行政命令的方式解決，而必須用自由討論、自由爭辯的方式去解決。

　　二、在高等學校開展學術思想批判的直接目的在于推進科學研究，提高教學質量，團結改造現有教師和培養新生力量。

　　三、要以理服人，不要以政治聲勢去壓倒人。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不同，黨員和團員不必在事先取得一致，而應同黨外人士在共同研究、共同討論中對有分歧的意見逐漸求得統一。

　　四、要提倡反批評，允許少數人保留不同意見。

　　五、學術思想批判和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是完全一致的。開展學術思想批判絕不是放松團結工作，而是為了達到思想上的團結一致，以便使他們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當時在知識界進行的批判運動一個接一個，而且都有最高領導人的指示，躲不過去也繞不過去，在這種大背景下作為最高學府北京大學領導人的江隆基能有這樣公正、客觀的言論，足以證明他的“定見”和“定功”，也足以證明他是懂得高等教育規律的。在這些思想指導下，北大的學術思想批判開展得有聲有色，出了一批成果，廣大教師也從中得到了鍛煉提髙。由于具體操作上的自由爭論，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能充分發表意見，以理服人，并沒有因此挫傷知識分子的感情，減少了學術批判的副作用。

　　之后，他將上述幾次講話的內容整理成文，以《北京大學開展學術批判的經驗》為題，發表在1955年5月6日的《人民日報》上，在全國高校、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摘自《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王戈、王作人著，作家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