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文學的發展與開拓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中國敘事(九)

抗戰文學的發展與開拓

□納  楊

　　■編者的話

　　抗戰題材小說的創作經歷了一個不斷深入、不斷變化的發展軌跡，伴隨著這樣的發展，我們對于戰爭和歷史的認識也在不斷更新和深入。

　　 作者在文中回顧了抗戰題材小說發展的三個階段：抗戰期間(1931-1945年)，抗戰勝利后到新時期之間(1945年-1978年)以及改革開放以來(1978年至今)。文章著重分析了新時期抗戰題材小說的特點，認為其較之前的作品更加全面、客觀、準確地反映了歷史，同時，更加關注抗日戰爭中普通百姓的參與。在此基礎上，指出了當下抗戰題材文學創作所存在的某些問題和局限。

　　改革開放以來，抗戰題材小說反映抗戰歷史更加全面、客觀、準確。對于歷史的書寫，除了仰視角描寫抗日英雄、俯視角全景式宏大敘事之外，還有許多平視角描寫普通老百姓的作品。

　　現在人們對中國戰場之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意義認識還遠遠不到位，我們自己應該要有清醒的認識，自覺地把抗日戰爭放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去考量、去反思。

　　抗戰題材的文學創作從日軍侵略一開始就出現了，直到今天，“抗戰文學”已經成為特指書寫抗日戰爭的文學作品的專有名詞。抗戰文學一直都是軍事文學中一個重要分支，并且正在突破軍事文學的框架，成為全民族抗戰書寫的部分。作家們在各個層面和角度書寫著那場中華民族歷史上最重要的戰爭，深刻表現、再現那場戰爭中人們的精神面貌以及戰爭中人性的崩潰與變異、人性光輝的閃現與重生，是文學的責任，也是作家的追求。

　　抗戰題材小說創作經歷了三個階段

　　抗戰題材小說創作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戰爭進行中，即1931年到1945年。1931年日軍悍然出兵中國，占據東北三省，挑起戰爭。作家們用手中的筆作為槍炮，寫下激揚文字，直指侵略者的丑惡行徑。這一階段的小說創作主要特點可以概括為短、平、快，作家們以最迅捷的方式記錄那段烽火歲月，也表達著對當時社會的觀察和思考。有的作家通過新聞報道、人物紀實等方式，直接參與抗戰的宣傳；有的作家則通過辦報紙、寫文章表達觀點，引導輿論；還有的作家通過詩歌、小說、戲劇等文學創作形式，表現戰爭的慘烈，謳歌頑強抗戰的精神。茅盾、巴金、丁玲、劉白羽、蕭軍、端木蕻良、舒群、駱賓基等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重要作家正是在那一時期經歷了血與火的考驗，成為堅強的中國抗戰文學戰士。盡管今天看來，一些作品在藝術上略顯稚嫩，但正是這些作品在當時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起到了激蕩人心、團結大眾的作用。

　　這里我想特別說一說張恨水的紀實小說《虎賁萬歲》，小說描寫的是國民黨正面戰場的著名戰役——常德保衛戰。小說的主人公是代號“虎賁”的74軍57師師長余程萬。張恨水在自序中說：“我愿意這書借著57師烈士的英靈，流傳下去，不再讓下一代及后代人稍有不良的印象。”大敵當前，國家利益至上，所有形式的抗戰都值得贊頌，這是當時張恨水創作“抗戰小說”的基本認識。所以，盡管張恨水看到了國民黨軍隊的種種腐敗，并創作了大量小說進行嘲諷，他還是寫下了這部正面歌頌國民黨抗戰部隊的小說。應該說，張恨水的抗戰小說創作基本上忠于個人的真實感受，其中有著對國家的大愛、對民族的大愛，理性客觀地反映了抗日戰爭中中國各方力量的種種表現。這樣的創作傾向，正是今天我們繼續回望、書寫、挖掘那段歷史所需要的。

　　第二階段是抗戰勝利后到新時期之間。這一階段，中國取得了抗戰的勝利，卻遠沒有達到真正的和平。此后又經歷了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以及“十七年”的風雨。對于中國來說，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如何建立是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一時期抗戰題材創作往往和解放戰爭等題材的創作混合起來，重心還是放在當下社會，多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抗戰英雄的書寫作為這一時期抗戰小說的主流，長篇小說創作大量增加，比如馮德英的《苦菜花》、徐光耀的《小兵張嘎》、劉知俠的《鐵道游擊隊》、馮志的《敵后武工隊》、劉流的《烈火金鋼》、李英儒的《野火春風斗古城》等。這些作品因為很好地表達了戰爭勝利后中國人民的激越豪情，契合了當時社會的普遍愛國主義英雄主義情緒，在讀者中產生了良好反響。

　　第三階段是改革開放以來，對歷史的深入挖掘和反思成為抗戰文學創作的主流。近30年來，隨著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塵封的歷史資料相繼被發掘，特別是戰爭親歷者口述歷史及回憶錄等大量出版，為文學創作提供了更豐富的素材和更廣闊的空間。抗戰文學開始走出簡單的意識形態思維，吸收和借鑒歷史、科學、時政等領域的研究成果，在表現手法、主題內容上都有了相當大的拓展。

　　更全面、客觀、準確地反映歷史

　　改革開放以來，抗戰題材小說反映抗戰歷史更加全面、客觀、準確。抗戰題材小說一改以往單一扁平的敘事模式，更多地采取了多維度立體呈現，拓寬了視野，也豐富了書寫對象，不僅描寫紅軍的主戰場敵后抗日根據地，也描寫國民黨抗日的正面戰場；不僅塑造了八路軍、新四軍中的抗日英雄形象，也描繪了國民黨抗日部隊中的官兵形象，力求還原全面戰場的原態和本貌。

　　周而復的《長城萬里圖》以宏大敘事的手法，全景式展現了中華民族抗戰的過程。小說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為背景，描寫中國戰場上，國內國外各種勢力、各種黨派之間的糾纏爭斗，再現了當時國內、國際的形勢，把對戰爭的描述和反思提高到了新的高度。王火的《戰爭和人》三部曲把眼光放在國統區，描寫國統區各色人等的心理，表現了戰爭中各種力量的博弈。小說以國民黨高級軍官童霜威及其家人在戰爭中的遭遇反射了戰爭對人的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毀滅。周梅森的《國殤》以國民黨軍隊的整體描寫來記述那段歷史。小說寫到國民黨軍隊的消極抗日，寫到國民黨軍隊中的派系之爭、利益之爭，也寫到了其中官兵的心理掙扎。

　　除了宏大敘事的作品，那些以某一場戰役為背景的微觀視角的書寫，更容易寫出戰爭中人的情感體驗，也更真實可感。徐紀周的《永不磨滅的番號》講述了八路軍九縱獨立團在團長李大本事的帶領下，為掩護主力部隊和當地群眾轉移，與日軍浴血奮戰，以生命的代價實踐了為人民而戰的誓言；張廷竹的《中國無被俘空軍》生動刻畫了國民黨空軍軍官閻海文寧可犧牲生命也不做日軍俘虜的義節之舉；范穩的《吾血吾土》塑造了遠征軍中一位傳奇老兵，一生顛沛流離，戰后含屈茹苦，卻始終不失愛國之心。

　　新時期抗戰小說中，對國民黨抗日歷史的書寫明顯增多，比如何頓的《抵抗者》追憶了發生于湖南境內的安鄉保衛戰、常德保衛戰、衡陽保衛戰等著名戰役；都梁的《大崩潰》追憶了堪稱抗日戰爭中最為悲壯慘烈的衡陽保衛戰；徐晨達的《滴血的刺刀》講述了由國民黨軍隊將領薛岳指揮的長沙會戰；薛濤的《滿山打鬼子》《情報鳥》以東北名將楊靖宇浴血抗戰為背景；毛云爾的《走出野人山》描寫國民政府組織的中國遠征軍在緬甸孤軍抗敵，野人山大撤退歷盡磨難；網絡小說《抗戰狙擊手》以國民黨51師守南京時的神槍手蕭劍揚為主角。這些作品忠實表現了國民黨軍隊中抗日力量的頑強抵抗和民族大義，為讀者提供了新鮮的閱讀視角。

　　與此同時，很多作品不再單向度地敘寫“國軍”御寇或我軍殺敵，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較量也相互支援，凸顯當時中國社會各界同仇敵愾、共赴國難的真實歷史圖景。溫靖邦的《虎嘯八年》就是在認真研究歷史的基礎上，把抗戰小說作為嚴肅的歷史題材小說來寫。作者對“正面戰場”的理解很有新意，他認為，史學界關于“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區分不無偏頗。抗日戰爭的中、后期，戰場變化多端，敵我接觸犬牙交錯，有的區域很難分清哪里是前方，哪里是敵后。總的說來，抗日戰爭是由國共兩黨軍隊共同承擔的，無法清晰地分開。這樣的歷史觀，也體現在一批作家的創作中。

　　徐貴祥的《歷史的天空》以愛國青年投身抗戰的經歷，側面演繹了國共兩黨槍口對外、攜手抗戰的盟友關系；石鐘山的《遍地鬼子》展現了東北大地上，土匪、東北軍、革命者等摒棄前嫌，合力抗擊侵略者。常芳的《第五戰區》以臺兒莊大捷之前的臨沂阻擊戰為背景，再現家國蒙難、民族危亡之時，開明士紳的襄助義舉。都梁的《亮劍》中，主要人物李云龍和楚云飛分屬于國共陣營，身處救亡圖存、捍衛民族大義的共同歷史情境，惺惺相惜，協同作戰。

　　更加關注普通百姓的抗日

　　戰爭中所展現出的人性的閃光與黑暗恐怕是任何別的歷史時期所不能比擬的。抗日戰爭作為中國有史以來最慘烈的一場抵御外敵入侵的民族戰爭，既考驗著我們的綜合國力和軍事實力，也對民族心理、道德倫理、人心人性進行了一場深入骨髓的洗禮。對于歷史的書寫，除了仰視角描寫抗日英雄、俯視角全景式宏大敘事之外，還需要平視角描寫普通老百姓的抗日，才能讓歷史更加豐滿、可信。

　　在以軍事描寫為主的抗戰小說中，抗日將士的形象被塑造為一個個有血有肉、有毛病、有脾氣的活生生的“人”。何頓的《抵抗者》塑造了以黃抗日、黃山貓、田國藩、龍營長、毛國風等為代表的抗戰勇士群像；徐貴祥的《歷史的天空》和都梁的《亮劍》不約而同地描寫了一介草莽逐漸成長為令日軍心懼膽寒的優秀將領。李西岳的《血地》寫紅軍團長李長生回到家鄉，團結鄉親們共同抵御鬼子的掃蕩。小說用河北的風物美、人情美來反襯戰爭的殘酷，用人性來對抗反人性，使得小說顯得深幽與大氣。徐貴祥的《八月桂花遍地開》以獨特的視角審視中日雙方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差異，充溢著文化底蘊和哲理思辨。

　　抗戰時期，蕭紅的《生死場》、舒群的《沒有祖國的孩子》等作品為我們描繪出戰爭狀態下普通老百姓的生存境遇。新時期抗戰書寫中，對普通人的關注更加溫情、真實、細膩。莫言的“紅高粱家族”系列中那群看起來毫無政治意識，亦無傳統道德約束的土匪，在日寇面前展現出英勇氣節，代表了抗日戰爭的深刻群眾基礎。張者的《零炮樓》描寫張寨賈寨兩村村民面對外敵入侵的自發抵抗，寫出了百姓的個人命運與整個民族的存亡的休戚相關；沙玉蓉的《井口那片天》以曲河大屠殺為背景，寫了一個名叫枝子的女人苦難而堅韌的一生。尤鳳偉的《生存》把中國村民、日本軍人、翻譯官三方放置在特殊的境地中，充分地展示出各自的精神特質與個性。劉震云的《溫故1942》通過追憶抗戰歲月里河南農民面對天災人禍時的求生欲望和存活本能，寫出了人類的善與惡、堅強與軟弱、善變與執著，體現出對生命意識和個體生命的珍視。閻欣寧的《中國爹娘》講述了抗戰勝利后，東北黑土地上一群普普通通的中國人撫養在華日本遺孤的故事，表現了中華民族善良、仁慈和寬容的美德。

　　抗戰題材文學創作力有諸多不足

　　當前，我們的抗戰題材文學創作還存在著一些不足。主要有幾個方面：首先是視野不夠寬闊，格局不夠高遠。中國戰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一個重要戰場，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個重要部分。現在人們對中國戰場之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意義認識還遠遠不到位，我們自己應該有清醒的認識，自覺地把抗日戰爭放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去考量和反思。

　　其次，要能夠跳出戰爭寫戰爭。包括抗日戰爭在內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中只是短暫的一瞬，但對人類文明進程的破壞卻是極其嚴重的。反思戰爭是為了避免戰爭。從人類生存、發展的高度去看待戰爭，關注戰爭對人性的破壞，并以此警醒后人，這應該是我們紀念一場戰爭的最終目的，也是告慰英烈的最好方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學創作因其關注人的本質而有著天然的優勢。很好地表現戰爭中人們所遭受的摧殘和迫害，不僅要表現被侵略一方的苦難，可能也要關注侵略者本身在精神上所承受的撕裂和痛苦，以此激起人們對戰爭罪犯的痛恨，這應該是抗戰文學需要關注的。

　　此外，目前抗戰題材小說對日本軍國主義根源和本質的思考和探究還不夠。一些作品描寫日本兵被俘后在與中國戰士的相處過程中消解敵意，甚至幫助挽救和保全中國軍官；有的作品側重描寫有良知的日本軍醫如何幫助中國人逃脫日本軍的慘害；有的作品直接描寫日軍戰爭遺孤在中國的遭遇，歌頌他們所謂的“頑強生命力”。有的作品追求人性的“溫情”、“正義”，但不能因為要彰顯人文情懷就一廂情愿地憑空捏造虛構；對日本軍人的描寫要客觀不能臉譜化，不能把一兩個特例作標桿。文學的虛構應該是建立在人物性格、敘事背景基礎上的合理虛構，對于戰爭的虛構，更應該建立在原則性框架正確的基礎之上，這樣才能揭露軍國主義的丑惡和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