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抗日文藝活動回顧

　　今年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筆者此文擬專就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的抗戰文藝活動作些考察。中國的全面抗戰以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為標志，而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達成則以1938年3月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在武漢成立為標志。“文協”包括了左中右各派的文藝工作者。從此，中國的抗日文藝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詩歌、報告文學、小說、戲劇等各種形式的抗日文藝在揭露日寇侵略暴行，鼓舞中國人民抗戰熱情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然而，中國的抗日文藝活動并非從“文協”成立開始，而是很早就發生，并且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壯大的過程。

　　一

　　1931年，日本發動了“九一八事變”。面對日寇的入侵，全國人民義憤填膺。中國的文藝工作者，特別是來自東北三省的文藝青年，很快以文學的形式發出了抵抗的聲音。東北作家李輝英是用小說對這一事件作出反應的第一人。他的萬余字的短篇小說《最后一課》發表在“左聯”機關刊物《北斗》1932年1月號上。當時作者正在上海從事文藝活動，故小說下署寫作時間地點為：“廿年秋日軍進占吉林后十三日寫畢于吳淞，廿年冬十二月十日改稿于吳淞”。從標題上看，這篇小說應當是受到了法國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說《最后一課》的影響。小說以坐落在吉林省吉林城的吉林省立女子中學校的一名學生靜真作為敘述者，描寫了1931年9月下旬日軍占領吉林城后，她與另一位同學慕遐在自己的學校即將被日軍關閉的那一天，因怒撕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所發布告被警察帶到公安局審訊的經過。通過這些描寫，小說反映了日軍占領下東北民眾亡國的痛苦和堅持抵抗的情景。

　　1932年初，日寇又發動了侵占上海的“一·二八事變”。“一·二八事變”和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國策引起民眾的不滿，也促使更多作家關注抗戰問題。女作家葛琴的短篇小說《總退卻》就是以“一·二八事變”為反映對象的。小說發表于“左聯”機關刊物《北斗》月刊1932年5月號。作品以農民出身的士兵壽長年參加一·二八抗戰的經歷和見聞為主線，充分表現了下層士兵和民眾的抗戰熱情，同時對于來自上層的總退卻命令則表示了極度不滿。之后，文藝界抗戰熱情更加高漲。1932年9月至1933年上半年，僅抗戰題材的長篇小說就有三部之多。它們是鐵池翰(張天翼)8萬余字的《齒輪》、林箐(陽翰笙)8萬余字的《義勇軍》、李輝英10萬余字的《萬寶山》。三部小說均由上海湖風書局出版。《齒輪》寫的是從“九一八事變”至“一·二八事變”期間南京和上海的學生運動和民眾運動。《義勇軍》寫的是上海工人組成義勇軍參加“一·二八抗戰”的英勇壯舉。《萬寶山》則以1937年4月至7月發生于長春市北郊的萬寶山事件為題材，揭露日本人的陰謀和暴行。當然，這三部作品在寫作上還存在較為嚴重的缺點，茅盾曾撰寫《“九一八”以后的反日文學——三部長篇小說》一文對這些作品思想和藝術上的缺陷作出過批評。

　　1935年，魯迅編輯了一套《奴隸叢書》，由上海容光書局出版。叢書包括葉紫的短篇集《豐收》、蕭軍的長篇《八月的鄉村》和蕭紅的長篇《生死場》。其中《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可以說是這一時期與東北抗戰有關的兩部比較優秀的作品。

　　《八月的鄉村》出版于1935年8月，共14章，描寫了“九一八事變”后東北一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的戰斗生活。這支部隊一方面與日偽軍作戰，一方面也與地主武裝作斗爭。作品歌頌了戰士們為擺脫奴隸地位而進行的偉大戰斗，同時也強調，革命者必須在斗爭中不斷克服自己的弱點，遵守紀律，同志之間必須互相尊重，互相愛。魯迅在其《田軍作〈八月的鄉村〉序》中這樣評價這部作品：“雖然有些近乎短篇的連續，結構和描寫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毀滅》，然而嚴肅，緊張，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難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蟈蟈，蚊子，攪成一團，鮮紅的在讀者眼前展開，顯示著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未來，死路與活路。凡有人心的讀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蕭紅的《生死場》出版于1935年12月，共17章。前10章寫的是東北淪陷前農民的生活。作者用低沉壓抑的筆觸描寫了農村的落后、苦難和農民的蠻野、愚昧。后7章則寫日本侵占東北后的種種暴行，燒殺奸淫，無惡不作，而農民在革命軍的影響下開始逐步覺醒，與侵略者進行殊死的斗爭。小說雖然結構散漫，也不太注重人物性格的塑造，但卻能以細膩的筆觸真切地寫出東北人民一幕幕生活和斗爭的情景。魯迅在其《蕭紅作〈生死場〉序》中是這樣評價這部作品的：“這自然還不過是略圖，敘事和寫景，勝于人物的描寫，然而北方人民的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全面抗戰爆發，有影響的抗日短篇小說還有舒群的《沒有祖國的孩子》、羅烽的《第七坑》，等等。

　　除小說之外，歌曲、戲劇、電影等方面也有不少抗日作品。歌曲方面如黃自的《抗戰歌》《熱血歌》，田漢、聶耳的《畢業歌》《義勇軍進行曲》；戲劇方面如田漢的《亂鐘》《回春之曲》；電影方面如田漢、夏衍編劇，許幸之導演的《風云兒女》，等等。

　　與當時左翼作家占居中國文壇主導地位相一致，早期抗日文藝作品的作者也多為左翼作家。又因為日本首先侵占的是中國東北，所以東北作家群對日本的入侵感受最深，反應最快，對抗戰文藝尤其是抗戰小說的貢獻也最大。由于當時國共尚處對立狀態，且蔣介石對日本入侵一退再退，一讓再讓，因而這一時期多數抗日作品在表現抗日精神的同時，仍然強調階級矛盾，國共對立，并著力譴責國民黨上層的對日妥協政策。

　　在紅色的20世紀30年代，右翼文壇人才匱乏，創作不多，更少抗日作品問世。這方面惟一值得提及的是黃震遐的《大上海的毀滅》。這部長篇小說最初連載于1932年5月28日至同年9月11日的上海《大晚報》副刊，約13萬字。1932年11月由大晚報館出版單行本。作品以上海“一·二八抗戰”為題材，但其思想卻是比較復雜的。

　　首先，小說贊揚了十九路軍和便衣隊的抗戰。作品采取對比描寫，約一半的篇幅寫軍民的可歌可泣的抗戰，另一半的篇幅寫上流社會男女青年的安樂和知識青年的空談。在作者看來，當時努力抗戰的是還保留著古代“忠誠”和“義勇”的少數人，而多數人已經喪失了這種品質。但贊揚抗戰英雄并非作品主旨，小說重點要表現的思想是，中國打不過日本，堅持抗戰只能導致亡國，或者陷人民于大災難之中。為了表現這一思想，小說首先在第二部第二十三章中通過十九路軍的龍連長給便衣戰士草靈的信說明日軍的武器裝備水平大大高于中國軍隊，兩軍作戰，簡直不是戰爭，而是日軍對中國軍隊的屠殺。即使再派百萬援軍來，中國也打不過日本；對于日本的侵略，中國軍隊不能不抵抗一下，表示一個態度；但不能堅持打下去，打一下就應與日本求和；求和以后中國人要努力備戰。那么，黃震遐為什么要寫這樣一部小說呢？只要看一看1932年的政治語境就可以明白。“一·二八”事變后，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遭到了舉國輿論的譴責。黃震遐就是要用小說來為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政策辯解的。黃震遐此前還寫過中篇小說《隴海線上》，劇詩《黃人之血》等作品。他是一位有相當文藝才能的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代表性作家。可惜其一味與統治者保持一致的寫作態度限制了其文藝才能的發揮。

　　二

　　較作家們自發從事抗日文藝創作稍晚，抗日文藝的理論倡導和組織工作也開始積極而緊張地開展起來。而這種理論倡導和組織工作是在政壇上國共對立，文壇上左右對峙的格局下進行的。

　　1927年4月至7月，與國民黨內部發生分裂同時，國共合作也發生破裂并形成政治上的尖銳對立。1928年1月，以共產黨人為主體的創造社和太陽社發動了一場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隨后便與魯迅、茅盾等其他左翼作家發生了激烈論爭。在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干預下，創造社和太陽社成員停止了對魯迅、茅盾的攻擊。雙方和解并于1930年3月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為了與迅猛發展的左翼文藝運動相對抗，國民黨中宣部于1929年6月制訂了三民主義文藝政策。而到了1930年6月，以蔣介石、陳果夫、陳立夫為代表的國民黨實權派又指使其黨人發動了一個民族主義文藝運動。于是，與國共兩黨在政治領域的對峙相響應，中國文壇也形成了左右尖銳對峙的局面。

　　然而面對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不斷鯨吞，國共兩黨也或先或后地開始調整自己的政治策略。

　　日本在占領了中國東北三省之后，1933年上半年又攻占了熱河，1935年又在策劃所謂的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越來越尖銳，同時日本的強大和侵略政策對蘇聯也形成了巨大威脅。在這種情況下，1935年7月至8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政治策略。1935年8月，中國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國共產黨的名義發表《八一宣言》，提出愿意與其他黨派聯合抗日的主張。1935年12月9日，中共領導了“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1936年9月，中共將以往的抗日反蔣政策修改為逼蔣抗日政策。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蔣介石被迫答應國共合作，共同抗日，而在“七七事變”后，國共的合作正式成立。

　　1936年6月7日，周揚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國文藝家協會，成員除周揚外，還有郭沫若、茅盾、周立波等人。他們于6月10日發表了宣言，有111人簽名。魯迅因對周揚有看法沒有參加中國文藝家協會。魯迅另外組織了63人于7月1日發表了一個《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其中有魯迅、茅盾、巴金、曹禺、蕭軍、蕭紅等人。茅盾等人出于團結的目的，在兩個宣言上都簽了名。

　　1936年10月1日，馮雪峰、茅盾等組織的《文藝界同人為團結御侮與言論自由宣言》發表，簽名者有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包天笑、周瘦鵑等21人。這標志著文藝界抗日統一戰線已初步達成。

　　中華民族近代以來面臨群狼環伺的嚴重危機，同時也有了向西方先進文化學習，革新自強的大好機遇，也可以說是挑戰與機遇同在。然而自私頑固的當局者卻一次次錯失良機。第一次良機是晚清時期的戊戌變法，結果毀于慈禧太后的強力扼殺。第二次良機是辛亥革命的成功，結果毀于袁世凱的陰謀篡奪和皇帝夢。第三次良機是孫中山領導的第一次國共合作，結果毀于國共兩黨的大分裂。至20世紀30年代中期，明治維新時發展水平尚不及中國的日本已經發展為東方經濟和軍事強國，而中國卻因當政者一誤再誤，仍然處于落后狀態，且四分五裂。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在這最危機的時刻，在全國人民強烈的民族意識感召下，在中國共產黨的積極努力下，國共兩黨最終再一次牽起手來，共同抗擊日本帝國主義這匹喪心病狂的野獸，加以得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策應，中國最終戰勝了這匹猛獸，取得了偉大勝利。中國近代史有許多值得我們今天反思和總結的東西。這其中，文藝界早期抗日文藝創作和對抗日文藝的倡導毫無疑問是有重要貢獻的，值得我們回顧和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