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在絲綢之路上的“文化鄉愁”

　　守望在絲綢之路上的“文化鄉愁”

　　——甘肅特有民族散文創作與文化鄉愁的書寫   

　　“文化鄉愁”是一個帶著淡淡憂傷意味的詞匯，它是作家對鄉土文化進行思索的藝術化結果。這正如學者陳德錦在《中國現代鄉土散文史論》中所說的：“日漸衰落的鄉土文化，使不少鄉土作家產生了矛盾的意識。他們本來并不排拒新思想和新事物，但有見于新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對鄉土文化的威脅，恐怕碩果僅存的農村文化終會消失。他們希望通過某種方式來挽留這失落的文化秩序。”2013年年末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了一句令人難忘又啟人深思的詩意口號：“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在這樣的語境中去解讀“文化鄉愁”時，它其實變得具有了精神歸宿的獨特意味。

　　文化鄉愁是現代性社會的產物，物質環境的多變性、人口的流動性、生活節奏的快速性都為滋生這一情緒提供了土壤，因此，它終究是憂傷、焦慮而悲壯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是現代人精神的重要清醒劑，也為我們守望人性最后的真善美提供著庇護與福佑。關于文化鄉愁的書寫將時刻提醒我們關注人類的物質生態、精神生態的平衡與潔凈，警示我們以人文的力量守住人性的最后高地。因此，在文學作品中書寫文化鄉愁的內容具有很重要的文化意義，而散文這一具有真實性、自由性、對話性等特征的文體則具有表達文化鄉愁的天然優勢。

　　一

　　生活在甘肅的裕固族、東鄉族、保安族等三個特有少數民族因為地理、文化、文學上的獨特性而有著承載文化鄉愁書寫的特殊便利條件，這些民族的作家在散文創作中對鄉愁的母題進行了較深入的思考。他們大多生活在絲綢之路的河西走廊南部、絲綢之路甘肅段南線。他們曾經有過繁華與喧囂，當昔日盛況漸行漸遠時，新的沉寂其實又成為現代人所渴求的“詩意的棲息地”，這種繁華落盡后的“文化鄉愁”將以某種安靜的力量直抵現代人浮躁的心靈，如何直觀地去表現它，成為散文作家的任務。

　　這三個民族的當代文學創作起步較晚，但有一些作家以其優秀之作在少數民族文學界產生了影響，如老作家中的汪玉良、馬自祥等，中青年作家中的鐵穆爾、達隆東智、鐘翔等。他們的散文創作數量不算很多，但也已經初具寫作風格，大致形成了兩個比較明顯的特點：一是迷惘的“苦感”文化意識。在這三個民族作家的寫作中，這樣的“苦感”情緒隨處可見，成因有經濟落后、身份焦慮、生態擔憂等，文風也因此而顯得較為憂郁凝重。二是憂傷的尋根意識。由于這三個特有民族的識別均在解放后完成，而由于文獻資料的缺失，關于族群的遷徙史、發展史等問題并未得到完整的記載。這為具有了理性情懷的作家帶來了尋根的困難，這樣的思緒只能寄托在那些豐富的民間口承資料(如憂傷的古歌、傳奇的敘事詩等)中。由于無法系統全面地言說族群和個人的歷史，于是，淡淡的憂傷始終揮之不去。

　　總之，“文化鄉愁”在這三個民族散文作品中的心理成因可以簡單地總結如下：人口較少帶來的文化危機感；地域較偏帶來的心理孤獨感；文字文獻缺失帶來的歷史模糊感；族源爭論帶來的身份焦慮感。正是在這樣的心理原因的支配之下，“文化鄉愁”成為他們散文書寫的底色，而這樣的“文化血液”又恰逢現代性語境的變遷，與現代人共有的“文化鄉愁”不期而遇，因此具有了某種時代文化意義。

　　二

　　我想以裕固族作家的創作為例，談談目前“文化鄉愁”散文的具體特征。新世紀以來，裕固族涌現出了一批有志于散文寫作的作家，如鐵穆爾、達隆東智、杜曼·扎斯達爾、瑪爾簡等。值得注意的是，他們與肅南的地域文化、堯熬爾的歷史文化、裕固族的民間文化之間的聯系已經發生了重構式的改變。在他們的作品中，關注到了人口遷徙、生產方式變化、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標準變化之后給族群文化和個體心理帶來的焦慮感，文本中流動著“深情的憂傷”。

　　通觀裕固族作家的散文創作，大多數都有著歷史文化散文、地域文化散文的混合品質。從敘事內容上看，他們的散文大致可以分為兩類：

　　一是從“為族群代言”的立場轉向對裕固族發展歷史、遷徙歷史的追憶。由于歷史文獻的缺失，這類散文并不依靠確鑿的文獻，而是以個人的田野經驗與調查資料為依托，以傳說、民歌民謠為底色，懷揣著一顆火熱的為民立言之心，對堯熬爾的族群歷史進行了個人化建構。比如，鐵穆爾在《星光下的烏拉金》《北方女王》《夏日塔拉的傳說》《北望阿爾泰》《狼嘯蒼天》等散文中，較為成功地塑造了草原母親形象、族群英雄形象。這類散文多數帶有文化尋根意識，在文化碎片的認真拼兌中試圖對已經遠去了的族群歷史進行整體還原，在理性書寫中流露著強烈的感情色彩，既有對歷史人物的書寫，也有對歷史空間(遼遠牧場、遷徙路途、荒草古道、蒼茫群山等)的書寫，而人物與空間又被整合在了令作者無法忘懷的族群傳統道德的大框架內，總體上呈現出悲情挽悼的心緒，清晰地表達出一種“昨日寧靜不再重現”的文化鄉愁意識。“堯熬爾子孫”的身份意識成為這種情緒的重要載體，多數作家有著較為強烈的族裔身份意識，而這一血統意識在散文寫作中被自覺轉化為一種文化身份意識，體現出了新中國成立后裕固族知識分子復雜的文化鄉愁意識。

　　二是以個人視角對肅南地域文化進行的“取神忘形”式的地方性敘事。這類散文以裕固族現實的地域文化為書寫對象，關注草原上的一草一木、一獸一鳥，視其為家鄉地域文化的精神代表，如鐵穆爾的《草原挽歌》《花斑乳牛》，達隆東智的《深山漫記》《巴彥察汗腹地》等，這類散文對裕固族游牧生產民俗、狩獵民俗、馬文化等作了相對深入的詩性敘事。由于現代性進程的推進，民族地區原有的文化結構被打破，新的文化秩序正在建構之中，這種文化前途的不確定性給抒情主體帶來了一種接近于恐懼感受的文化鄉愁，客觀上反映著裕固族族群整體的變遷“陣痛”，它們構成了這類散文所承載的文化鄉愁。“草原”意象成為承載這種文化鄉愁的具體而切實的空間，牧人的所有心血與感情都與草原大地臍血相連，它的任何細微變化都必將引起牧人之子的心痛與淚水。達隆東智的書寫便明確表達了這一立場：“草原牧人依賴大自然，崇尚和敬畏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對強者和掠奪的抗擊與蔑視，對弱者的憐憫與無私幫助，都賦予了他們獨立不羈的品格。”(《故鄉庫庫杜格牧人》)

　　整體來看，裕固族散文創作已經基本形成了自己的風格，也出現了一些優秀作品，而關于文化鄉愁的豐富思考也將在共筑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偉大工程中發揮自己的正能量。作家們在書寫文化鄉愁的文化大散文中可以嘗試對裕固族文化進行較為細致的文獻記載、影像紀錄、細節描摹、情感投入，從而使這類散文發揮其重要的保存文化、傳遞情感、凝聚人心、共筑多民族文學中國夢的重要作用。

　　三

　　在關于“文化鄉愁”的書寫上，除了裕固族作家的作品，東鄉族、保安族作家的創作也取得了很好成績。但是，相對于族群文化礦藏量及其在絲綢之路上的獨特文化意義，甘肅三個特有民族的散文創作還有許多值得開拓的空間。

　　相對來說，基于這三個民族的地域文化現象而寫成的文化散文并不多見，尤其是高質量的作品更為少見。因此，深度地閱讀經典并在刻苦的學習中揣摩地域文化在書寫文化鄉愁方面的重要價值，可能是這三個民族散文作家共同面臨的問題。來自異地異族的名家散文對這三個民族的文化現象偶爾能夠進行仔細地揣摩、精心地觀察，對其文化風格也會有較高的認識水平，但這些文章多數是帶著欽佩、悲憫、傷感等“客位”情懷(或他者視角)。因此，也為本民族作家從“主位”角度書寫文化鄉愁留下了很大的創作空間。這種“主位”式的寫作可能應該最本質地體現在對本民族文化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上。當然，僅有激情是不夠的，還需要認真地學習文學經典，克服對族群文化太過熟悉之后帶來的“視覺盲點”。

　　保安族作家馬祖偉在其散文《情滿大河家》中有段話很耐人尋味：“從小生長在大河家的我，真正認識故鄉，是讀了回族作家張承志先生的散文《大河家》后，才感到我的故鄉——大河家有如此少女般含羞嬌艷的魅力。”在他者視野的啟發下獲得了新的發現，這并不是偶然的現象。但愿在學習經典文本和借鑒他者文本的過程中，本民族作家散文創作的“渴望和激情”能夠真的熊熊燃燒起來。

　　僅僅停留在文本上是不夠的，還需要走向大地，進行田野調查。在田野調查方面，這三個民族的作家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許多作家已經進行了多番嘗試，搜集了大量的資料。但是，僅僅將第一手田野資料囤積在手里是遠遠不夠的。走進田野只是理性書寫文化鄉愁的第一步，在積累了大量資料之后，散文作家還應該具備文化人類學的理論修養，對族群文化的起源、發展和流變過程作出理性研究。

　　另外，不僅應該熟知本民族的文化情況，還應該具有文化比較的眼光，對其他民族的文化特點有一個大致的了解。也就是說，在走進田野、學習理論的過程中逐漸突破狹小的視野，將現代人精神困境的問題納入到自己散文思考的范疇，才可能將基于“地方性知識”的文化鄉愁淘洗、升華為一種為多數讀者(不分民族和地域)所認同的情懷。只有在這樣的背景下，才可能完成對文化鄉愁的研究式表達，而只有經過研究產生的散文作品，才能以其理性的力量引起讀者的共鳴。因此，甘肅三個特有少數民族的散文作家應該是學者型的，只有廣博的知識與開闊的胸懷才能對“小地方”進行“大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