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文學的“抗戰動作”

　　抗日戰爭是中華各族兒女精誠團結、同仇敵愾的歷史，故而與之匹配的，抗戰文學也有中華各民族作家的貢獻和參與。盡管先前學界對少數民族的抗戰文學研究甚少，但這并不意味著少數民族作家的抗戰書寫在數量和質量上存在滯后性。如果我們攤鋪開歷史的褶皺，將那些散落失憶的細節搜尋打撈起來，或許會驚訝地發現，抗戰文學的版圖因對少數民族文學的重新體認而得到延展。這里僅以回族為例，對其不同階段的抗戰文學成績進行梳理，以期對中華多民族抗戰文學的評估維度有所補益。

　　創作之基：回族抗戰斗爭的豐沛實踐

　　“每當歷代勢衰，回教徒必有動作。”此言出自魯迅先生1932年12月2日致友人許壽裳的一封書信，所談背景雖與時局相關，卻是這位文化巨匠對當時尚顯邊緣的回族群體及其與中華民族“共同體”之關系的一筆點睛素描，至今常為回族研究者所引用。確乎如此，中華民族危急存亡的緊要關頭，回族兒女總是勇于為祖國沖鋒陷陣。“九·一八”事變后，在東北軍愛國官兵中即涌現出楊登舉、吳松林等回族抗日將領；在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和抗日統一戰線指引下，華北大地出現了馬本齋領導的冀中回民支隊和劉震寰領導的渤海回民支隊，有“攻無不克、無堅不摧、打不垮、拖不爛的鐵軍”之譽；在正面戰場，抗日名將白崇禧參與指揮過以臺兒莊大捷為代表的數次戰役，麾下前赴后繼者多有回族官兵；在西北大地，也出現了以回族士兵為主干的青海騎兵第一師、寧夏八十一軍兩支抗日部隊，分別開赴豫皖戰場和綏西戰場；散居全國各地的回族民眾，更是深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之義理，為中華民族奪取抗戰之勝利注入了一股巨大的洪流。

　　如上波瀾壯闊的“抗戰動作”，必然也在有正義感的回族作家筆下留下了眾多昂揚著時代先聲的作品，使回族現代文學的發展史上閃現出一段與抗日救國水乳難分的感人片段。概括地看，與抗日戰爭同步出現的作家作品中，較有代表性的有：白平階的小說《跨過橫斷山脈》《古樹繁花》、沙蕾的詩歌《瞧著吧，到底誰使誰屈服》、馬宗融的評論《抗戰四年以來的回教文藝》，以及穆青的通訊《雁翎隊》、桂濤聲的歌詞《在太行山上》、李超的話劇劇本《湘桂線上》等。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十七年”時期，主要出現了薛恩厚的戲劇劇本《苦菜花》《沙家浜》、馬融的電影劇本《回民支隊》等。新時期以來，則又以馬國超、馬自天、馬德俊、馬連義、白山、楊英國等回族作家為代表，誕生了一批正氣凜然的抗戰之作。

　　一般來說，抗戰文學的發端并非1937年“盧溝橋事變”，而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即以“東北作家群”為先驅開始了豐富的實踐。東北地區雖以漢族為主體，卻也是滿、回、朝鮮、蒙古等少數民族的聚居地。這其中，滿族在抗戰文學的最初實踐中作出了極為卓著的貢獻，出現了一大批名家名作。與之相比，東北地區的回族卻未能在抗戰初期出現與之匹配的文學實踐。解析這一現象，筆者認為并不能簡單地歸咎于回族的失語，而是應歷史地看到黑土地上的回族，其人口構成主要來源于自山東、河北闖關東而來的難民，多以小手工業者、小商販和農民為主，他們逃難而來，漂泊于此，多散居城鎮底層，與東北大地上世居的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相比，文化構成存在先天不足，文學創作對于當時的他們來說是何其奢侈。因此，這里所談的回族文學中的抗戰書寫，主要出現在1937年全面抗戰之后。

　　領銜之范：回族文學的抗戰同期聲

　　當我們宏觀地看待抗日戰爭期間回族作家的創作實踐，略加總結就會發現，其陣容未必龐大，數量也未必醒目，但有限的作品中卻不乏精品。比如抗戰時期的白平階，是云南第一位發表小說并成名的回族作家，也是回族現代小說的奠基者之一，其對抗戰文學的貢獻尚未得到充分評估。早在1938年，年僅23歲的白平階即因發表于香港《大公報》的短篇小說《跨過橫斷山脈》而聲名鵲起，特別是在早期回族文學創作乏有回族題材的失語之境中，白平階率先萌發文化自覺意識，創作發表了相關題材的中篇小說《古樹繁花》《風箱》《金壇子》《驛運》《騰沖驪駒行》《神女》等小說，皆反映了抗戰初期云南邊地各民族人民搶筑“中國抗戰生命線”滇緬公路的偉大史實，著筆于最基層的筑路勞工和貧苦民眾，以其特殊的文學價值和歷史文獻價值，頗令文壇矚目。

　　白平階最重要的作品當屬《跨過橫斷山脈》。1938年秋，該作發表于香港《大公報》七·七抗戰紀念特刊《我們抗戰這一年》的頭條。南洋各華文報紙紛紛轉載，并先后被中國新文藝社收錄于多個版本的報告文學集和小說集中。為鼓舞民眾，中共地下黨則將《跨過橫斷山脈》和其他抗戰小說一起，油印成冊，廣泛傳播。負責中國抗日戰爭對外宣傳工作的葉君健很快將其譯為英文，題目易為《在滇緬路上》，發表于倫敦《新作品》雜志。作為當年香港《大公報》副刊編輯、《跨過橫斷山脈》的首位責編蕭乾曾在晚年說：1939年春天，他之所以“一個人從香港奔往滇西”，寫出了報告文學《血肉筑成的滇緬路》，正是因為看了白平階的《跨過橫斷山脈》。1939年6月出版的《今日評論》則這樣介紹：“白平階先生……作品多就西南邊境取材，因之別具風格，為西南作家最值得注意者。”

　　沙蕾是回族現代文壇第一位成名的詩人。其早期詩歌吹響了抗戰救亡的號角，充盈著反抗專制、追求民主的呼聲，以憤懣之筆控訴日寇對華侵略行徑，號召國人奮起抗戰。如《別再在暗處飲泣》一詩寫道：“別在暗處飲泣別在暗處飲泣/公理被暴力撕碎了/和平是由戰神掌執！別再作弱者的酸態/讓我們清醒地站起/予侵略者以不敢仰視的突擊”。1938年，日相近衛文麿稱日本軍隊占領東亞之目的，不僅在于占領領土，更要使東亞各國民眾徹底屈服。沙蕾聞訊，即以《瞧著吧，到底誰使誰屈服》一詩給予尖銳回擊：“我們的各階級各宗教信仰的大眾/已排成一個不可散的行列/來吧，你飛機，你大炮，你坦克車、毒彈和其他的威力/我們的步伐是只有向前/我們的英勇將使侵略者的武器沉默/中華民族是不會永給人欺凌的！”這首詩以全民結為一體的氣概、必勝的信心，表達了中華民族抵抗侵略的豪情，成為抗戰詩歌名作。創作之外，沙蕾也以社會活動不遺余力地助推抗戰文藝，曾擔任《回教大眾》半月刊的社長兼主編和“中國回教青年抗敵協會”主席，同時還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發起人和成員之一。

　　同樣參與過“文協”工作的還有來自四川的回族作家馬宗融。1939年，馬宗融與李劼人、朱光潛等發起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此后，多次當選為“文協”理事或候補理事。同時，馬宗融也是發起和倡導研究中國回族文學和文化的先驅者，更是促進和推動研究抗戰時期回族文藝的第一人。為了推動回漢人民的互相理解和團結，適應一致抗日的要求，馬宗融發表了《理解回教人的必要》《我為什么要提倡研究回教文化》《抗戰四年來的回教文藝》等評論，認為“回教人民為構成中華民族的一環，我們若讓這一環落了扣，或松損了，就是我們危害了整個中華民族的健全，減少了我們抗戰的力量”。此外，馬宗融也是“中國回教救國協會”五位常務理事之一，發起了該會直屬的“回教文化研究會”。

　　抗戰同期回族文學的重要記憶還有：從延安魯藝走出、后任新華社社長的穆青作為黨的新聞陣地的先鋒戰士，于1943年發表名篇《雁翎隊》，首開新聞創作散文式寫法之先河。在這篇短短兩千來字的通訊中，作者以散文的抒情筆調，用詩一般的詞句，描繪了白洋淀幽美澄凈的風光和抗日軍民沉靜從容、樂觀自信的精神，在藝術上達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使新聞平添了一份詩情畫意的美感。來自云南的詞作家桂濤聲所作的歌詞《在太行山上》《歌八百壯士》等家喻戶曉，成為中華兒女救國圖強、抵御外寇的精神號角，至今仍魅力不減。沙陸墟在國難當頭之際發表以古喻今的長篇小說《岳傳新編》，鼓舞人們的抗敵熱情。劇作家李超、胡奇以戲劇為武器宣傳抗戰救國思想，分別留下《湘桂線上》和《悶熱的晚上》等話劇力作。郭風、溫田豐、木斧、馬瑞麟、馬德俊、張央等回族詩人、作家也在這一時期開始了保家衛國的文學實踐。

　　正義回聲：和平年代依舊鏗鏘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和平年代，回族作家從未停止對抗戰記憶的搜尋與再現。最有影響者當屬劇作家薛恩厚于上世紀60年代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評劇《苦菜花》。作品講述了抗日戰爭時期，膠東半島昆侖山區農村的廣大農民在共產黨領導下，舉行了人民武裝暴動，建立了抗日革命根據地，對日寇、漢奸進行反“掃蕩”的斗爭。劇中女主人公一掃往昔纏綿悱惻、悲嘆苦吟的傳統氣質，以生活的主人的形象躍上了評劇人物畫廊。該劇連演一千多場次，場場爆滿，一時譽滿京華。1964年，薛恩厚與汪曾祺等合作將滬劇《蘆蕩火種》改編成京劇《沙家浜》，更成為家喻戶曉的抗日題材名劇。

　　馬融參與創作的《回民支隊》塑造了馬本齋從農民轉為革命戰士，后成長為抗日英雄的忠誠堅毅、大智大勇的人物形象，是我國第一部直接描寫回族生活的電影文學劇本，拍攝后家喻戶曉，尤其受到回族人民的喜愛和贊譽。由此，以抗日英雄馬本齋及其回民支隊的故事為藍本的文學作品層出不窮，僅是馬本齋之子馬國超一人，就創作有長篇小說《馬本齋》《民族英雄》、長篇傳記文學《馬本齋將軍》等多部作品。

　　“文革”十年，回族文學創作在大陸遭遇停滯，但在臺灣地區，出身回族的白先勇卻在60年代創作了一系列反映“憂患重重的時代”的小說，結集為著名的《臺北人》，其中《歲除》《秋思》《國葬》等作都與抗日背景有關，多表達歷史的追憶與時境的落寞。譬如《歲除》中所描寫的賴鳴升，在追憶往日抗戰之光榮業績時，聽得“窗外一聲劃空的爆響，窗上閃了兩下強烈的白光”，卻不是“臺兒莊”之炮火沖天，而是除夕夜人們戲放之孔明燈。近幾年，白先勇亦摯情于民國風云書寫，隨筆《白崇禧將軍身影集》中亦披露諸多抗戰往事。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茁壯成長起來的回族作家也有多部作品聚焦于抗日題旨，這多與作家們自幼所經受的戰爭磨難和痛苦記憶相關。比如，馬連義創作的小說中，主人公凡是上了年紀的，大都與抗日游擊或八路軍發生過聯系。如代表作《回民代表》就描寫了主人公哈松為那些被日本鬼子殘忍殺害的馬家營上百口回民老鄉洗凈尸首、發送歸主的悲壯情景。馬自天創作的《駿馬追風》是一部傳奇色彩濃郁的長篇歷史通俗小說，展現了外敵入侵、同胞喋血之際，安徽回民馬氏父子與武林同仁一道，不甘壓迫、奮起自救的革命長歌。女作家白山繼承了父親白平階對滇緬公路傾情書寫的志愿，以報告文學之形式將這段邊地各族人民的愛國壯舉進行了詳實細微的記錄，著成厚重壯觀的《血線——滇緬公路紀實》。此外，霍達的長篇小說《穆斯林的葬禮》等作品中都間接富含抗戰背景之描寫，譬如主人公韓子奇命運由盛而衰的轉折，正是日寇侵華而致拋妻別子，九死一生。散文領域，馬瑞芳的《祖父》、馬犁的《血染的借條》《白山紅翠蓮》等作品亦都展現了中華兒女的不屈精魂。

　　新世紀以來的15年中，回族文學中的抗戰題材作品在原有愛國主義指歸的基點之上，更多了幾分居安思危、以史為鑒的意味。老作家馬德俊的《愛魂》描寫了抗日戰爭剛結束，在一條從重慶到上海的客船上，回族男青年茫子和漢族女青年文秀相識相知的故事，通過兩個不同民族、不同出身的青年，發微鉤沉，透視出整個一代中國人的抗爭精神和民族氣節。白山的《冷月》記錄了云南回民家族在抗戰年代的心酸遭遇和“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精神節操。其意旨均在警勵后輩勿忘國恥。楊英國的《風流鐵血夢》、丁文方的《鳳簫上的刀痕》、馬守蘭的《綠色月亮》、吳育文的《亂世人生》也都直接描寫了日寇鐵蹄踐踏下冀魯地區回族人民英勇抗爭的歷史。郝文波的《朝覲者》、哈步青的《穆斯林赤子之戀》、謳陽北方的《無人處落下淚雨》、王樹理的《黃河咒》、蘭草的《阿媽的白蓋頭》等多部長篇小說則局部涉及抗戰背景。應當看到，在消費主義盛行的年代，回族文學中出現多部抗日題材的大部頭作品，殊為難得。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戴雁軍的長篇小說《盟軍戰俘》、蔣仲文的話劇劇本《記憶·奧斯維辛》、馬寶康的報告文學《復活的史迪威公路》聚焦于世界視野，以各自側面展現了國際反法西斯戰場上的正邪博弈，拓展了少數民族抗戰敘事的維度。此外，王延輝的《夢中輝煌》、于懷岸的《一粒子彈有多重》等中短篇小說作品，亦屬醒目之作。

　　若舉近年思考中日兩國問題的重要之作，繞不開張承志的散文集《敬重與惜別》。其作將歷史與現實相結合，以文化求證的姿態出發，運用富于張力的文學語言，精準地剖析了日本歷史中的亞細亞主義的淵源和異化，解剖了日本軍國主義幽靈的誕生和潛伏的危險。作者提出：“在對抗的世界里，關于敵我、黑白、正義的觀點永遠是分裂的，為了拒絕和反對強勢力量控制下的道德觀念強加，人類必須有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底線。”眼光頗為獨特，思辨頗具重力。

　　近一兩年，或因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之激勵，一些回族作家陸續寫下富有時代省思的抗日題材之作，見諸《民族文學》《回族文學》等刊，匯成一則看點。老作家馬自天以86歲高齡寫出反映安徽安慶地區回族人民抗戰斗爭、呼吁中日兩國人民世代友好的中篇小說《小親親》；同為耄齡的詩人馬瑞麟、高深飽懷憂患之情，提筆寫出《題滇西抗日戰爭紀念碑》《巍巍長白山 滔滔鴨綠江》等詩章。中青年作家中，阿明的《一頂禮拜帽》、李進祥的《討白》等短篇小說，王俏梅的《曳著一條紅色的光》等散文，不乏亮點。特別值得留意的是，青年作家冶生福以青海藏、回、撒拉、漢等各民族群眾組建騎兵師東行抗戰的歷史為藍本，新近創作出長篇小說《折花戰刀》。其開拓意味在于，抗戰區域在中國具有不平衡性，華北、東北、中南地區受難較深，抵抗最多，素材亦最豐雜；相較而言，西北地區戰事波及少，抗戰記憶也就稀薄一些，這也是西北眾多回族作家較少書寫抗戰題材之緣故。在此情況下，冶生福的這一“動作”也就尤其值得追蹤和探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