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學見證民族發展的進程——新時期侗族文學發展簡況

　　侗族雖然有自己的語言文字，但是作家創作基本上都是使用漢文。與民間文學悠久燦爛的歷史相比，侗族作家文學發軔較晚，從目前史料來看大抵可以追溯到唐代，而且主要是詩歌。但是清代之前保留下來的作品寥寥無幾，只有清代之后出現的詩人留下了一些詩作。侗族小說發展較為緩慢，直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才開始出現，其中的一個重要開拓者是苗延秀。

　　新中國成立后，苗延秀、楊志一、柯原、滕樹嵩、張作為、李鳴高、龍世輝、劉榮敏、袁仁琮、譚良洲等作家不斷寫出優秀之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少數民族文學蓬勃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侗族地區在改革中實現跨越性發展，侗族文學也邁進了新的發展階段。30多年來，侗族文學力量薪火相傳，形成了一支由老中青三代作家構成的作家隊伍。文學前輩走過坎坷歲月，到新時期筆耕不輟，將豐富的生活經歷、深厚的文化積累與獨特的思考訴諸筆端，創作出一大批內容厚重的優秀作品。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熊飛、粟周熊、吳浩、張澤忠、黃松柏、劉芝鳳、隆振彪、石干成、潘年英、蔡勁松、陸景川、吳桂貞、田均權、莫俊榮、楊曦等作家崛起，他們的作品飽含文學理想和民族情懷，不斷創新求索，創作出一大批思想性和藝術性俱佳的優秀作品。新世紀以來脫穎而出的青年作家，如楊仕芳、陳守湖、龍章輝、楊鈞特、吳基偉、楊林、雄黃、姚瑤、謝以科、姚文等，帶著青春的銳氣和文學的激情，為侗族文學增添了無限生機與活力。

　　三代作家辛勤耕耘，在文學的思想內容和形式探索中不斷開拓創新，共同推動著侗族文學的發展進步。雖然每個作家的藝術風格各有不同，但是從中也可以看出一些共性特征。

　　首先，新時期侗族文學具有鮮明的時代性，是侗鄉社會歷史發展的一面鏡子。

　　30多年來，在貧困中求發展一直都是侗族地區的時代主題。侗族作家書寫了大量反映侗族地區社會變遷和發展進步的作品，展現了侗族人民走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波瀾壯闊的新生活，許多作品都具有歷史性的開拓意義。如滕樹嵩的長篇小說《風滿木樓》生動展示了解放前夕黔東南清水江畔侗族地區大分裂大動蕩的復雜斗爭生活，反映了侗族人民尋求革命走向解放道路的艱難歷程。滕樹嵩說：“許多民族的作家早就完成了反映本民族斗爭歷史的任務，可我還在花時間填補空白。《風滿木樓》這部長篇，就是為填補空白而寫的。”張作為在1979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原林深處》，是侗族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但作品不是取材于侗族生活，而是表現云南哀牢山原林中苦聰人出山定居的艱難歷程，也是開歷史先河之作。龍月江的長篇自傳體小說《侗妹》真實再現了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普通百姓及在京侗族知識分子的命運沉浮，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記憶。

　　新時期初期，侗族作家張揚啟蒙和理性的旗幟，批判封建思想和落后習俗，控訴“文革”的黑暗，反思歷史，作家在新舊沖突中歡呼新時代的來臨。如吳浩的《鬼妹》通過女主人公阿歡的坎坷人生表現侗族女性的命運悲劇，充滿了啟蒙意識。熊飛的《山葬》對長久存在的落后古規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譚良洲的《高高的盤琴嶺》充滿了濃重的傷痕意味。楊進恒的《人情債》生動描繪了侗鄉擺脫貧窮走進新生活的歡喜面貌。進入90年代之后，市場經濟逐漸深入到民族地區。侗族作家敏銳發現生活的新動向，他們描寫現代文明給鄉村生活帶來的沖擊，表現底層百姓生存的困境。如潘年英的小說《連年家書》通過盤村弟弟妹妹的命運掙扎，展示了底層百姓從鄉村進入城市、由傳統走向現代的種種酸楚和無奈。20多年來，潘年英立足于精神的故鄉盤村，創作了長篇小說《故鄉信札》《木樓人家》《寂寞銀河》等，通過鄉村普通人物的生命形態反映侗鄉社會生活變遷，反思現代化給侗鄉帶來的生存環境、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的改變。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與時代氣息為新時期侗族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勃勃生機與發展活力。

　　第二，很多作家保持對民族性的自覺求索，作品充滿濃郁的侗族文化特色，實現了文學自覺與文化自覺的統一。

　　新時期以來，侗族作家自覺關注本民族的現實生活與社會歷史，潛心從本民族悠久的民族文化和豐富的變革現實中汲取藝術養分，表現侗鄉人民的生存狀況和命運求索。如劉榮敏的《龍塘門客俏》、袁仁琮的《朵約和普尼》、譚良洲的《侗鄉》、張澤忠的《方太陽》、石干成的《五爹趣事》、隆振彪的《白牛》、余達忠的《黃昏》等中短篇小說，石玉錫的《金桂》、楊仕芳的《故鄉在別處》等長篇小說，楊曦的《尋找侗族大歌》、陸景川的《向世界敞開大門》等散文集，黃鐘警的《我的侗鄉》、雄黃的《岑莊》等詩集，都是關于侗鄉社會生活的生動述說。他們滿懷民族文化情懷，在獨特的民族文化背景中展示一種生命存在、一種人生境遇，塑造民族精神，傳達作家對社會、對人生、對民族未來發展的深刻認識與思考。對民族現實生活的深切關注和對積淀久遠的傳統文化的自覺挖掘，為侗族作家創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文學資源。

　　第三，文學題材、主題日益豐富，在文學藝術上探索多向度發展。

　　新時期以來，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文學自身觀念也在發展。侗族作家也在新時期文學發展中不斷擴大了文學表現的自由度，文學思想觀念充滿著開放性和包容性。文學題材、主題思想的豐富性和表現手法的多樣化，在侗族文學歷史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小說方面，侗族作家一方面緊跟時代發展步伐，書寫出一大批反映中國歷史發展和時代變遷的優秀作品，另一方面又把探索的目光深入到久遠的歷史，從民族歷史文化縱深中發掘創作的資源，多方面多角度地觀察和反映生活。如袁仁琮的長篇歷史小說《王陽明》通過王陽明的治學和從政經歷，再現了明代中葉官僚政治的腐朽沒落與社會的荒唐破敗，展現了中國歷代文人的命運沉浮與經國濟世的抱負。長篇小說《血雨》以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作為時代背景，主要描繪了一心抗日的愛國將領楊虎城將軍回國后所遭受的囚禁生活及其精神折磨，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卑劣行徑，回答了中國共產黨為何成為革命的領導人、中國為何選擇社會主義的重大歷史課題。還有近百萬字的三卷本長篇小說《破荒》反映從解放初到“文革”結束期間貴州侗鄉社會的發展變遷，既具有歷史小說的深刻思考與總結回望，又具有強烈的現實啟示意義，深刻闡釋了“中國人走到今天不容易”的道理。作者對現實和歷史反映的廣度和挖掘的深度，在少數民族文學中具有獨特地位。

　　再如蔡勁松，最初從詩歌創作步入文壇，20多年來堅持詩歌、散文與小說三管齊下，在文學中追憶故鄉，探索生命的秘密，追求精神的高度。在小說集《亮是什么顏色的》中，他描繪了成長的復雜體驗，既是一個時代的青春記憶，也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一面鏡子。長篇小說《覓果者》以詩意的文筆講述當代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的情感困惑、婚姻的突圍和事業的求索，飽含對生活的深刻思索和獨特想象。此外，蔡勁松還創作了大量雕塑、油畫、水墨畫、攝影作品，“緊握文學創作與藝術創作的銀鑰匙，讓尋夢之路向遠處延伸”。他在文學與藝術中自由穿行，實現了文學與藝術的交融共通，為文學藝術的探索提供了新的可能。

　　在詩歌方面，詩人將深厚的生活積累、豐富的思想情感和獨特的藝術手法融為一體，精彩紛呈。如詩人楊志一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創作了不少詩歌，自由詩、古體詩皆有。解放后，他創作了一系列歌頌新生活的作品。新時期以來，他廣泛深入到侗族地區，寫下了大量侗鄉題材的古體詩，表達侗家拳拳赤子的民族深情。軍旅詩人柯原堅持文學創作60多年，創作了許多反映軍旅生活、歌頌新時代的詩歌，如《露營曲》《一把炒面一把雪》《嶺南紅桃歌》《椰寨歌》《浪花島》等，極大地豐富了侗族詩歌的審美內涵。黃鐘警的《歌的家鄉》、黃松柏的《侗簫》、姚瑤的《回望與堅守》、雄黃的《煙農記》等詩作，充滿了濃郁的詩情與民族文化韻味，詩意悠長。吳基偉的長詩《大觀仰止》歌頌航空發動機之父吳大觀的愛國情與中國心，體現了侗族詩人的家國情懷。

　　散文形式自由，內容豐富，不拘一格。如粟周熊的散文集《心縮絲路》生動描繪了作者旅居哈薩克斯坦時的所見所思，充滿了獨特的異域文化特色。陸景川的紀實散文《龍大道傳》真實再現了革命英雄人物龍大道短暫而輝煌的生命歷程，是少數民族紀實文學的重要收獲。楊曦的長篇散文《尋訪侗族大歌》真實再現了充滿原生態文化魅力的侗寨人文風情，是關于民族文化記憶的生動寫照。陳守湖的《草木書》從自然草木中解讀人生解讀生命，獨具匠心。張作為的《漫漫長路》和楊酌的《心中延伸的一路冰雪》以作者走出大山的坎坷人生歷程，折射出一個民族從貧窮落后走向現代發展進步的歷程。龍章輝的散文集《好像聽見父親在風中說話》以充滿童稚的清新文筆書寫鄉村記憶，抒發人生感悟，意味雋永。

　　總之，新時期侗族作家勤奮筆耕、執著求索，文學的題材、主題、思想內容、表現形式、藝術風格等都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豐富性和多樣化特征。正如楊志一和過偉先生在《當代侗族短篇小說選·序》中說的：“他們用創造性的勞動，向人民提供了反映我們時代、反映我們民族精神的文學成果，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孜孜不倦地作出了自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