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場域、局內人與共識——2015中國多民族文學論壇側記

　　由《民族文學研究》編輯部與貴州民族大學合辦的“2015·中國多民族文學論壇”日前在貴陽和榕江召開。會議收到來自全國各地高校與科研機構的論文130余篇，共有90余名學者到會參與討論。會議議題原先設計為5個部分，分別是“重返80年代”、“多民族文學理論建構”、“多民族文學教育研究”、“多民族文學比較研究”和“西南多民族文學研究”。從與會者的反饋來看，更多集中于學術史回顧與反思的“重返80年代”議題和多民族文學個案研究，尤其是以貴州為中心的西南民族口頭與作家文學討論。

　　由最初不過幾位核心人員的苦心經營，到十幾年來繁衍壯大，固然讓人欣慰于多民族文學研究事業日益引起更多學界同仁的關注，也顯示了由于認知差異帶來的觀念碰撞和挑戰。因此，有必要結合發表論文和現場研討，對這個松散的“學術共同體”做一些反思，進而展望其愿景。

　　80年代的經驗與教訓

　　20世紀“80年代”是嚴格意義上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真正肇端，“這是一個過渡的年代；這是一個彷徨的年代；這是一個搖擺的年代；這是一個矛盾的年代；這是一個方向不明上下求索的年代；這是一個走一步退兩步、改革舉步維艱的年代；這是一個充斥著激情、幻想、懷疑、狂熱、偏激，甚至歇斯底里的年代；這是一個舊事物舊思想舊觀念在掙扎在死亡、新事物新思想新觀念在萌芽在生長的年代……”(王學典語)我們甚至可以說，時至今日的多民族文學創作和批評還受惠于80年代的精神成果——它是在新啟蒙和多元化的浪潮中誕生的孩子。如果眼光再放遠一點，我們會發現“80年代”和“五四時代”的聯系性和相似性。正是新文化運動開啟了從民族與民間的底層重新發掘文化動力的沖動，及至當下多民族文學依然在這條路上前行。

　　何圣倫談到，面對“五四”啟蒙主義思想的影響，少數民族作家通過作品勇敢地發出自己的聲音。但民族身份的多重性決定了他們文化人格的復雜性，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中包含了他們對本族傳統人格的批判，在對人的現代價值的追求中包含了他們對自己民族精神的再造。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文學民族性討論，則是基于西方現代文學思潮以及人類學、民族學等學術話語沖擊的背景。正如傅錢余所總結的，當時的討論主要聚焦三個方面：民族性的內涵、文學民族性的形成以及少數民族文學的民族性問題。民族性的內涵方面借鑒別林斯基的理論歸結到民族精神；文學民族性的形成更強調作家對民俗、民族文化傳統的汲取和借用；民族身份即民族文學之劃分標準的觀點成為之后約定俗成的觀點。

　　應該說，80年代的“民族性”話語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著問題。楊彬認為，1980年代少數民族小說具有超越性發展，其超越性表現在對少數民族意識的自覺追求，將少數民族小說從學習漢族文學、靠近漢族文學的框架中提升到追求少數民族的獨立品格的狀態中，把作為背景的少數民族風俗風情變成敘述的主體，將描寫從表層描寫轉到具有文化底蘊的深層挖掘，從羅列民俗風情到將其審美化。雖然這種超越，在1980年代還不普遍，但是它對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意義是非凡的，它直接開啟了1990年代少數民族文學張揚民族意識和宗教意識、認同和傳承民族文化、表達少數民族族群體驗等少數民族小說的獨立品德。這種主體性的追求，使得少數民族漢語小說具有獨一無二的品格和價值。但“民族性”訴求也有其缺陷，樊義紅以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的少數民族小說為中心考察其對民族性的表現進入的三大誤區，分別為：對少數民族的生活進行了“提純”式的書寫；刻意地淡化甚至回避本民族的民族性；用文學的文化表現遮蔽了文學的審美性。這給少數民族小說創作造成了一定的危害。他認為為糾正這些錯誤的創作傾向，必須貫徹兩大原則：回到生活和回到文學。

　　其實回到生活和回到文學，也就是要在內容與形式上回到歷史場域的問題，吳雪麗從1980年代中期西藏“新小說”的興起為切入點，發現文學中的西藏書寫和當代文壇中的思潮更迭、文學創新、文化認同等構成了復雜的對話，并以馬原、扎西達娃、阿來的“西藏書寫”為通道，進入1980年代以來的歷史現場與知識場域，考察作家的自我意識、寫作倫理、身份認同與文學生產、期待視野、社會想象、文化想象之間的復雜關系，探討了“文學西藏”與當代文學史、當代文壇之間的影響與建構。這種影響與建構還在持續，值得注意的是劉永春提到的“解殖民”與“返殖民”兩種話語。這是1980年代中國文學思潮的重要主題，兩者的對抗貫穿了整個歷史時期，并為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動力。1980年代的大多數文學現象、思潮、流派都是在這兩種話語互相競爭的文化框架中產生、發展和消失的。深入分析兩者的互動機制是重新進行“80年代言說”的重要途徑。

　　沒有人是局外人

　　認識到“民族性”的流動性和變異性，對于考察新世紀以來的當下多民族文學現場尤為重要。李翠芳談到，在多元文化格局中，跨文化的多重身份使少數民族作家必然遭遇到文化定位和話語姿態等問題。新時期少數民族作家自身不同文化經歷賦予了他們雙重的情感傾向和文化視角，他們實現對不同文化的多重超越，但同時也帶來了身份認同方面的尷尬和困惑。雙重甚至多重的文化身份使他們的心靈歸屬具有不確定性，以至于他們對本民族的書寫權力令人質疑，甚至他們的文化態度也顯得片面和可疑。因而，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尤其需要開放和理性的文化視野。

　　但情況往往不容樂觀，因為“民族性”往往導致“族裔民族主義”思潮或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萌動，這就容易導致羅崗所說的沒有有效區分少數民族文學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情況。許峰發現，少數民族文學的民族主義表達往往陷入片面強化族群差異性的“劍走偏鋒”模式，如此，少數民族文學要真正“走出去”，以企求獲得外界的文化認同便困難重重。要真正改變作家民族性表達的焦慮，關鍵是要真正實現民族的文化自覺。只有文化自覺，將民族性的表達放置于中國多民族國家社會歷史發展進程與全球化背景下多種社會文化思潮傳播交往的聯系中進行考察分析，才能消除民族作家自我表征的焦慮。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導向上的厚古薄今是個很大的問題。集中在獨有的民風民俗和宗教原典上做文章，給讀者的感覺往往是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創作和研究與現代性所關注的現實世界是隔膜的。我們的創作，現在亟需的是，把一個個人的故事講成一個民族的故事，把一個民族的故事講成一個國家的故事。只有如此，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才能走出去。牛學智同樣聚焦于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褊狹問題。它們具體表現在，首先急于轉移認同危機的迫切心情，因此文化認同似乎被儀式化了。另一突出的寫作現象和批評現象就是對“文化現代性”價值期許的淡化和對狹隘文化傳統主義的青睞。現代理論把批評的觸角伸向現實社會結構內層，并決不把文學僅當作個人事件的一種思想表達行為。以此觀之，它的對立面即以極端個人主義為原點，以物質豐裕、成功為整個幸福敘事的價值觀，和把文學的寫作旨歸僅僅規定為對自我經歷和內心體驗為表達對象的文學觀，便只能是借用“傳統文化”的名，實則十足市儈主義、流行主義。反映到文學中，極端者是封建禮教的復燃；次一級是宣揚人的動物性和物質性，成為“拜物教”中人；或者，至少是對于自我的無限自戀自大，對于他人卻變成一個無處不在的道德審判者。一句話，狹隘的文化傳統主義及其文學，究其根本并不是真的熱愛傳統文化，而是覺得傳統文化安全，進而消費傳統文化罷了。因而，目前的少數民族文學批評話語急需一些必要的整合，評價尺度也急需做一些必要的調整。希望研究自身能夠調整觀照距離，整合知識資源，輸出有效的價值觀。

　　觀察者都普遍注意到，新世紀少數民族文學寫作和閱讀呈現出更為鮮明的個人化和社會化的傾向。如同歐陽可惺所說的，這種鮮明的個人化和社會化傾向與上世紀80年代的民族主體性意識的表達又有著明顯的區別。現代性意義下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具有強烈的民族主體性特征，這種特征一方面表現為民族文學與時代政治的同構——民族文學在一個時代里包含了某個民族主體政治性的激情和獨立的歷史思考，并以特定的文學形式呈現這種民族主體多路徑價值取向的思考，這時社會歷史的政治性是內在于民族文學的審美自主性的。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少數民族文學的極端個人主義寫作，其中表達的民族主體意識需要辨析，它的傳播路徑和空間都已經發生巨大變化，裹挾了更為復雜的因素。從文學引發的社會關注度看，21世紀的少數民族文學更容易成為產生文學事件的焦點。少數民族文學如何打開文學性圈子的局限，在多學科理論知識交叉背景的介入下把文學研究融入當代中國社會文化的建構進程中去，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話題。這有可能會給我們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帶來新的問題意識和話語活力。

　　上述所討論的問題是飽含現實關切的問題，即我們如何在中國多民族文學中尋找到作為中國人的認同，既擺脫一體化的統攝與壓抑，又突破自我封閉的文化圈套。在這個碎片化的消費社會中，沒有人能躲進個人或者狹隘共同體的小樓之中，沒有人是這個大轉型時代的局外人，中國多民族文學論壇正是在這種“和而不同”的前提下，以一種協同、互補、對話的方式，力圖打破少數民族文學與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文藝理論、比較文學、民俗學、神話學等原本就不應該過分細分的學科壁壘，推進學術觀念的轉型，尋找一種被個人主義撕裂和遺忘的“集體性”。希望藉此對我們時代的知識結構、思想狀況與精神面貌的塑造產生一定的推進作用。

　　艱難的共識

　　新世紀以來少數民族文學學科史中，“多民族文學”無疑是個重要關鍵詞，從少數民族文學到多民族文學，命名的變換帶來的不僅是詞匯前綴的變更，更導致了學科的范式轉移和觀念更新。誠如汪榮所梳理的，“多民族文學”是“內部的構造”的歷史想象性和文學想象力的體現。在“內部的構造”中，各民族以文學為媒介建構國族想象。“多民族文學”的命名，意味著建構了一個新的坐標系，改變了既有的研究格局，也開啟了“重寫文學史”的契機。“多民族文學”是少數民族文學走向中國文學的整體視野的標志。同時，它還用“共同體感覺”取代了“單邊敘事”，從而再現了有機聯結的民眾世界。中國文化與文學的內部多樣性既是“多民族文學”產生的原因，又是其發展的最大動力。

　　多民族文學包含了族群、地域、宗教、語言、文化、習俗各方面的差異，具體的個案研究充分地顯示了這一點。比如在貴州，仡佬族第一代作家的出場并不是太早，但成就不凡。杜國景探討其中原因，既關乎仡佬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與從外地遷入貴州的各民族的交流、融合，也有后來民族政策的影響。在他們之中，體現著一種超越了民族性與地域性的當代精神追求。在這一過程中，又并沒有失去仡佬族文化自身的某些特質。朱靜則以王華、肖勤的創作為例，對仡佬族女作家文學的呈現形態及其出現的意義和價值進行了深入探析。而放眼西北，張向東以新時期“西部文學”為例，從語言的接觸和相互影響看中國文學的多民族性。西部語言地理的多語系、多語族、多方言交匯融合特性，使得西部文學的語言構成異常豐富與駁雜，形成了西部文學獨特的“語言大觀園”景致。西部各少數民族語言的獨特性，塑造了西部文學的民族性、地方性品格。

　　這種內在的多樣性固然有著歷史自然形成的文化遺產，更多則是在多民族國家文化事業中的建構。陳祖君認為，《人民文學》雜志在建構“人民文學”的過程中給予少數民族文學以相當的重視，在少數民族文學傳播空間的生成和演變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形成跨越各個民族的跨文化傳播空間。以《人民文學》為引領，中國形成傳播少數民族文學的期刊群，形成傳播少數民族文學的公共領域。1980年代以后，《人民文學》的引領作用讓渡給了《民族文學》。羅宗宇、劉華苗的發言則集中在1981年至2010年的30年中《民族文學》為當代藏族文學的發展所作出的貢獻。《民族文學》在大量刊發藏族文學作品和大力培養藏族作家、推動藏族文學評論和藏族文學譯介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有著這樣的差異性與多樣性，內部的相互理解與溝通就尤為重要，文化翻譯就是關鍵的途徑。阿榮討論了翻譯領域中的異化與歸化問題，認為兩者是互相依存的統一體，特別是在文學作品的翻譯中，應考慮讀者的接受問題，根據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翻譯策略。她以蒙古族作家阿云嘎的長篇母語小說《滿巴扎倉》及其漢譯本為例，探討譯者對文化差異的處理策略以及讀者的接受情況。向外部的文化輸出中，少數民族文學的“走出去”，也具有多重戰略意義和價值。魏清光討論了少數民族文學“走出去”的機遇、現狀、問題及對策。少數民族文學“走出去”的成效并不理想，主要問題是缺乏系統性規劃。他認為推動少數民族文學“走出去”，應加強選題規劃、路徑規劃，進行國際化市場運作，明確翻譯策略，重視少數民族譯者培養，實施多語種戰略。

　　這又回到了盤桓不去的“多元”與“一體”的問題，但問題不再是“政治一體、文化多元”這樣的二分，也不再是沒有底線的新自由主義式價值多元，而是謀求一種艱難的學術與思想“共識”。這是一種“知識共同體”，它必然的訴求是在現象之上的抽象。文學研究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事實認知”為主要目的的研究，另一類是以“價值評價與導向”為主要目的的研究。兩者的關系是相互依托。劉俐俐提出，在目前的多民族文學研究中，關于“事實認知”的研究占絕對主流。但是只有知道怎樣的文學有價值，才能夠更好選擇相應的作品進行“事實認知”方面的研究。這種提醒非常重要，多民族文學的研究從來不是“純文學”或者“純學術”問題，也不僅僅是某種“遺產”，同時也是行為和實踐。

　　惟有葆有這樣的共識，論壇的短暫相會，才能做到“聚是一團火，散作滿天星”，為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真正復興作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