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守文學理想 根系民族大眾——《花的原野》60年理論批評回眸

　　《花的原野》文學月刊創刊于1955年1月，是內蒙古自治區乃至全國創刊最早的蒙古文綜合性純文學期刊，迄今已出刊近600期。60年的春去秋來，60年的風風雨雨，文學創作乃至文學閱讀發生了巨大變化，文學批評從理論、觀念到方法和樣式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文學的本質沒有變，《花的原野》對文學的信念、對文學價值的追求沒有變。

　　上世紀50年代，《花的原野》從第二期開始系統地翻譯發表蘇聯的《文學概論》(戈·羅·阿波羅莫維奇著)，目的是希望剛剛走上新文學征程的蒙古族作家、詩人以及廣大讀者，接受社會主義文學理論的熏陶。漢譯蒙發表的茅盾、老舍、趙樹理等國內著名作家的創作談、理論評論文章也深受廣大作家和讀者所喜愛，為文學創作和欣賞發揮了很好的引導作用。到了60年代初，蒙古族文學理論工作者開始自己研究和編寫文學理論讀物，如連載于《花的原野》的《文學理論基礎知識》(索德那木拉布坦、日·田倉合著)即是。基礎性的理論建設，有力推動了蒙古族文學批評隊伍建設，也對蒙古族新文學的健康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納·賽音朝克圖的《關于詩歌之我見》、巴·布林貝赫的《自由生活·自由戀愛·自由婚姻》等理論評論文章，是《花的原野》創刊初期發表的評論力作，即使現在讀起來也讓人感嘆其見地之深刻、問題意識之強烈，可謂集動力性、引導性和建設性因素于一身。

　　改革開放初期，《花的原野》的理論評論板塊迎來了新時期的第一縷陽光，蒙古語文學同國內漢語文學一樣，春潮洶涌，巨浪滔滔，解放思想的洪流沖破一切錯誤的、僵化的極左觀念的藩籬，掀開了蒙古文學嶄新的一頁。《必須徹底否定“叛國文學”的錯誤論斷》(社評)、《沖破禁區，迎來萬紫千紅》(烏·蘇古拉)等文章，以及關于文學與愛情、文學與悲劇的討論，都給文學帶來了復蘇的信息，文學開始向關懷人的命運、追求真善美的“人的文學”回歸。《詩歌的時代，時代的詩歌》(塔木蘇榮)、《心聲尋覓者的札記》《詩意的自然》(巴·布林貝赫)、《諾力瑪蘇榮詩歌的藝術特色》(賀·寶音巴圖)、《夏的暢想》(蘇尤格)等文章，表現出徹底否定極左路線之后的文學自覺，開啟了蒙古語文學“按照美的規律”創作和批評的新時代。

　　曾幾何時，蒙古語文學敞開門窗，多邊借鑒國內外現代文學的優長，一改過去單一、僵化的局面，形成了色彩斑斕的全新景觀。“心靈化”、“向內轉”、“意識流”的陣風剛剛吹過，結構形態和敘事方式的變革、種種現代表現手法的試驗緊隨而來。在一些作品中，翻云覆雨，隨意揮灑，時間、空間格局被打破了，情節發展的邏輯被重置了，卻也能如詩如畫，讓人動容。《陽光下》(索德納木)、《圣火》(滿都麥)、《中年》(賽音巴雅爾)、《人骨崖》(嘎·希儒嘉措)、《狗婦》(烏力吉布林)等一大批小說作品的敘事、結構、審美理念，已經與傳統小說相去甚遠。《高原七彩夢》(特·官布扎布)、《解旱之雨》(巴·寶音賀希格)、《第21個太陽》(特·斯欽)、《世界在馬蹬上崛起》(達·斯仁旺吉拉)等詩歌作品幽遐奇詭、玄奧無極，讓讀者浮想聯翩。這些作品以其先鋒品格在文學界引發了不小的震蕩，眾說紛紜，褒貶不一，一時間連《花的原野》開辟“探索詩歌”欄目的做法都成了人們質疑的對象。批評群體自然不甘寂寞，國內外的相關學說源源不斷地被介紹到草原，前衛的理論和新潮的方法成為解讀、推介新潮作品的首選武器。一時間新理念、新手法、新嘗試層出不窮，蒙古語文學百花園地爭奇斗艷，姹紫嫣紅。《花的原野》作為蒙古語文學中心平臺之一，其間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8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國內文化生態的變化和文學創作的深化繁榮，蒙古語文學開始思索一些較深層次的問題。比如民族文化傳統的傳承與文學的現代化問題、世界文學大背景下的民族文學及其走向、改革開放條件下的文學多元化、多樣化與本土文學的價值建構等問題，都被不同程度地觸及。《蒙古語詩歌藝術想象的新天地》(賀·寶音巴圖)、《新時期蒙古文學的主要特征》(策·杰爾嘎拉)、《再論文學的民族性》(布仁賽音)、《小說藝術本體論》(烏恩巴雅爾)、《審美感覺與詩歌創作》(仁欽道爾吉)、《關于鄂爾多斯鄉土文學》(哈達奇·剛、阿·哈斯寶魯)等在《花的原野》發表的多篇文章表明，蒙古語文學理論評論正在緊跟時代的步伐，聚焦文學創作前沿，勇敢地肩負起歷史責任。《花的原野》開展的關于若干小說、詩歌作品的爭鳴以及關于朦朧詩和現代派文學的討論，都在新時期蒙古文學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轍跡。每次討論的起因和焦點雖不相同，但都涉及到繼承傳統與藝術創新、民族文學如何為民族大眾服務的問題。而貫穿始終的根本性問題，則是在新形勢下如何認識文學與生活的關系、如何看待文學理想與文學價值的建構問題。

　　比起80年代的喧嘩與躁動，90年代的蒙古語文學評論顯然多了些矜持與冷靜，特別是全球化、城市化、工業化大潮對蒙古族傳統文化、傳統文學的猛烈沖擊，促使理論批評界開始沉思蒙古語文學如何適應新形勢、如何開創新局面的問題。綜合性的、學理性的、深入的現象研究逐漸多了起來，文學評論的深度和評論與創作實踐對接的問題開始受到高度重視。即使是關于創作個案的分析評論也都力求擺脫華而不實、貼標簽式的言說，而更加注重創作與評論之間的心靈溝通了。針對高亢昂揚的頌詞虛語式評論盛行的現狀，《花的原野》特意開辦了《啄木鳥》欄目，還有人著文疾呼《文學評論需要苦味》(日·道格欣)。這時，放眼文學整體而具有系統性、學理性的深度評論、深入剖析創作個案或針砭時弊的“苦味”評論，格外受到讀者的青睞。僅以詩歌評論為例，《關于蒙古語詩歌傳統與創新的若干問題》(陶·德力格爾倉)、《蒙古語詩歌，路在何方》(敖·達木林扎布)、《現代詩現象引發的思索》(才布希格)、《活力與超越：探索的價值》(青格勒圖)、《詩〈蒙古人〉的得與失》(馬·策登巴爾)等評論文章說明，蒙古語文學創作中的經驗與教訓開始得到認真總結，《花的原野》的評論乃至整個蒙古語文學批評陣營的理論范式悄然在改變。

　　進入21世紀后，反思、調整、超越成為涵蓋蒙古文學創作與批評的共同話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關切并如實反映普通百姓的生存狀況，傾聽并真實傳達民族大眾的心聲；高度關切民族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問題，強調民族文化的獨立性、完整性，以期在全球化的語境下，喚醒人們的民族文化自覺意識——這是蒙古語文學創作不變的追求和最重要的精神主線。與此同時，文學的表達方式和表現手法也在發生多方面的積極變化。盲目跟風，追求“新、奇、怪”的形式主義被遏制，故弄玄虛、標新立異、反傳統的另類創作不再吸引眼球，而代之以傳統與現代并行不悖，各種手法技巧雜糅并用的創作理念，并成為多數作家詩人的共識。在此情勢下，《花的原野》不斷調整辦刊思路，強化導向意識，為了把刊物辦成名副其實的蒙古語文學中心平臺，推出了一系列強有力的措施，理論評論板塊得到了明顯加強。《蒙古文小說：如何走向21世紀》(仁欽道爾吉)、《歷史文化·時代·象征與夢想》(海日寒)、《民族意識與家國情懷的藝術表現》(額·烏日更)、《神話世界與現實存在的交互作用及詩意的澎湃》(色·烏日斯嘎拉)、《蒙古文化視角與蒙古文學》(楚魯)……從90年代后期開始，聚焦純文學、嚴肅文學的理論評論文章逐漸占據《花的原野》理論評論欄目的顯要位置。盡管其中一些文章似乎已經突破了一般文學評論的邊界而成為一種學術探討，編者還是把它們發表在綜合型文學刊物上，足見其價值取向。這些文章從創作實踐的成敗得失中提煉出鮮明的理論見解，以公允和建設性的話語方式與創作群體深入溝通，深刻影響了創作實踐。

　　60年過去了，《花的原野》始終扎根民族大眾和民族文化的沃土，響應時代的召喚，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為社會奉獻出了一大批思想性和藝術性相統一的優秀作品。特別是在如今文學消費日趨快餐化、娛樂化的現實背景下，《花的原野》依然堅持高雅文學、嚴肅文學的辦刊風格，堅守文學的理想，實屬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