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較少少數民族文學的大意義

　　人口較少少數民族文學的大意義

　　——寫在“達斡爾族、鄂溫克族、鄂倫春族文學論壇”暨“文學作品選集”首發之際 

　　日前，達斡爾族、鄂溫克族、鄂倫春族文學論壇暨“新時期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集”達斡爾族卷、鄂溫克族卷、鄂倫春族卷的首發式在京召開。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白庚勝、中國社科院民族文學研究所黨委書記朝克、內蒙古作協主席特·官布扎布、內蒙古作協秘書長錫林巴特爾，以及40多位專家學者、作家代表參加活動。與會人員對這三卷“文學作品選集”的發行在推進少數民族文學發展方面的積極意義進行了充分的肯定，少數民族作家代表暢談了自己獨特的創作經驗和對本民族文學未來的展望。

　　白庚勝談到，這次出版的“新時期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集”的達斡爾族卷、鄂溫克族卷、鄂倫春族卷，是中國作家協會推出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工程”的一部分。這是對新時期我國少數民族文學成果的梳理與檢閱，是我國少數民族發展的大事，也是中國當代文壇的盛事。本次入選的作品，是1976年至2011年在國內公開出版發表的中短篇小說、散文、報告文學和短詩等門類的佳作。長篇小說、長篇詩歌和長篇報告文學則暫列存目，適時另行選編出版。

　　朝克認為，這三卷“文學作品選集”的推出，呈現了達斡爾族、鄂溫克族、鄂倫春族嶄新的文學創作面貌，為民族文學研究事業注入了強勁活力，具有很強的政治意義和文化意義。

　　據了解，“新時期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集”總共55種，是2012年第五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之后中國作家協會推出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工程”中的一個宏大項目。如今達斡爾族、鄂溫克族、鄂倫春族散居在全國各地的人口已經不少，但習慣上還是被稱為內蒙古“三少”民族，因此，達斡爾族卷、鄂溫克族卷、鄂倫春族卷這三卷選集均是由內蒙古作協牽頭組織編輯。受特·官布扎布及錫林巴特爾委托，三卷選集分別由吳剛、劉大先和姚廣編選，今年陸續出版。

　　此次論壇請來了這三個人口較少民族散居于內蒙古、北京、黑龍江、甘肅、遼寧等地的30多位作家和學者，希望在對話中能夠對以下問題有所回應：某個邊地人口較少少數民族的文學在整個中國文學版圖中究竟體現了什么樣的特色、處于什么樣的位置、能夠為整體文學提供什么樣的養料？達斡爾族總人口只有13萬多人，鄂溫克族只有3萬余人，而鄂倫春族僅僅8千多人，但人數的多寡與文化的厚薄并無必然關系，正如經濟的發達與否與道德修養的高低也沒有因果鏈條，“三少”民族文學的創作實績證明了這一點。這些有著悠久口頭文學傳統的族群，一直沒有書面文學，但是一旦開始了當代文學的歷程，就迸發出驚人的能量，它們的作家用漢語、蒙語迅速創造了一系列精彩的篇什，并且產生了具有全國性乃至國際影響力的人物，如李陀、烏熱爾圖等人。李陀當然從來沒有聲稱自己是達斡爾族作家，任何一個寫作者都不會將自己局限在某個族群的狹隘范圍之內，但這并不妨礙達斡爾族文學史將其列為重要的一員。

　　比較文學學者帕斯卡爾·卡薩諾瓦曾說：“這是一個被心照不宣的力量支配的空間，但是它將決定在世界上到處被寫出來并到處流傳的文本形式；一個有中心的世界，它將會構建它的首都、外省、邊疆。”也就是說，文學有種隱約含糊卻又堅實存在的“標準”。用時間做比喻來說，原先各個地方、不同民族其實都有著自己的認知，但是一旦“格林尼治子午線”成了現代時間的標準線，無遠弗屆的亞非拉美等地方都要以這個歐洲中心規定的刻度為準繩了。文學也有自己的格林尼治線，對于后發的現代中國文學來說更是如此。我們如今的文學很多時候是以巴黎、倫敦、紐約、斯德哥爾摩為衡量尺度的，如果某個文學不與這些文學世界的“中心”保持一致，往往會被無視，或者被認為是不合格的殘次品。而在中國文學內部，文學的中心常被認為是北京、上海、南京這樣的先發地區，雖然文學中心與政治、經濟中心并不必然保持一致，但是先發優勢通過文學機構、評價機制、傳媒與刊物等，還是確立了這樣的文學權力格局。這樣一來，少數民族、邊地的文學便在這種格局中處于劣勢位置，它們常常天然地被打上“局部的、不具備通約性的”烙印，必須要超越于具體族群的邊界，才有可能獲得更廣泛的影響。因而，如果某個聲名已經超出于其族群之外的作家被稱為“某族作家”，他往往會感到不滿。

　　這個問題背后有著深刻的“文明等級”的誤解和邏輯層次不明的錯覺，即我們的評價和自我評價實際上都被“文學格林尼治”左右了——如果按照這種觀點，“三少”民族文學在文學共和國中屬于“邊疆”。但我們需要注意到，文學總是從個體出發的，它必須有著堅實的落腳點，才不至于蹈空而言，它的普遍性總是根植于這種具體性之中。對于少數民族文學而言，我認為其最好的狀態是我在“鄂溫克卷”后記中所說的“小民族大胸懷，小文章大關懷，小敘事大境界”。有了這樣的認識，小民族文學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發言，一個小民族作家同樣也可以是一個世界級作家，就像柯爾克孜人艾特瑪托夫、有著毛里求斯血統的勒克萊齊奧，或者特尼立達和多巴哥的印度后裔奈保爾。

　　“鄂溫克卷”中選了烏熱爾圖、烏云達賚、涂志勇、杜梅、安娜、涂克冬·慶勝、阿日坤、道日娜、敖蓉、德純燕、德柯麗等人的作品。“達斡爾卷”選了薩娜、孟暉、阿鳳、蘇華、蘇莉、晶達、傲蕾伊敏、趙國安、安曉霞等人的作品。“鄂倫春卷”選了敖長福、阿代秀、空特樂、敖榮鳳、孟代紅、劉曉春、劉曉紅等人的作品。他們的水平自然參差不齊，有的人的寫作如果從“文學格林尼治”的標準來看，可能并不出眾，但是問題恰恰在于“文學格林尼治”的“文學性”經過30年來的各種思潮與試驗，已經到了需要反思的時候了。文學從來就不僅僅是審美的體驗、娛樂的消遣，它也是教育和認識的途徑、自我表達和張揚精神的渠道，更是凝聚族群、振奮精神的工具，換句話說，它可能是一種生活方式。“三少”民族文學作品中，可以看到小民族的日常狀態，他們所關心的事物、心里想要表達的欲望以及情感訴求的傾向，內蘊豐厚的文化傳統及對這種傳統的自豪與珍重。我們讀這樣的作品，只要不帶著慣有的審美惰性和思想偏見，都能從哪怕最簡陋的文字中汲取到不可忽略的靈魂，就好像從表面充滿雜質的原石中發現珍貴的白玉。

　　從文學史上所謂的“新時期”以來，“三少”民族文學第一波浪潮直到當下，現代性中的內在沖突與裂變就是個經久不衰的主題，它以兩種形式被表述出來：在歷時層面是傳統與現代、不同代際之間的矛盾；在橫向層面是族內共同體與外來者、地方性與全球性的捍格。這些作品往往在清新剛健中蘊含深沉廣闊的思索。直到新世紀以來，這種現代性的失落依然是揮之不去的主題，只不過它更增添了一種挽歌式的懷舊色彩和憂郁筆調。商業化和市場化的強勢進入，造成了執拗性的退守形態，使得越來越多的“三少”民族作家投入到對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強調之中，這在整個中國多民族文學中都是值得注意的普遍現象，因為差異性才是應對全球通約性的資本和基點。但這無疑使得寫作主題狹窄化和單一化了，文化尋根和認同的強勢造成了更多可能性的壓抑，讓那些更富自我更新、自強不息的主題被掩蓋。因為即便是邊緣、邊遠、邊境的少數民族，也都不是自外于主體、主流、主導性的文化與話語之外的，它的命運總是交織著大時代的變革。所有的憂傷與歡欣、哀愁與希冀、失落與夢想、迷惘與探索都是整個中華民族現代命運的一個組成部分。

　　這一切的文學活動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們既是“三少”民族文學，也是中國文學，更是世界文學，回響的是時代的跫音，只不過是在“文學格林尼治”之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需要進行雙重反思，首先是反思我們的文學話語是不是出了問題。少數民族文學與文化容易處于被忽視的狀態，盡管黨和政府一直不遺余力地進行扶持，但是因為長久以來的文化慣習和“文明等級”潛移默化的影響，它始終處于一種尷尬的位置。其實，這并不是因為少數民族作家創作上的問題，而是在由“文學格林尼治”影響下的既定教育系統中培育出來的批評者缺少知識儲備和同情性的關懷。少數民族題材也往往缺乏商業性的價值，無法在市場上獲得廣泛的關注，所以它們難以贏得主流批評者、研究者的梳理與闡發，也很難作為一種國家性的文學知識進入到主流文學體系之中。然而，各個民族幾乎都有自己足以自豪的文化經典，也產生了一些少數民族的知名和新銳作家。正是這些多民族作家的文學書寫，反映了中國文化生態的多樣性和中國文學生動的現場。

　　另一方面，“三少”民族作家也需要進行自我反思，應當意識到自我族群文化固然有著難以替代的價值，但“無窮遠方的無數人們”都是與我有關的。在回首往事、瞻望歷史和關注現實、貼近生活的同時，文學書寫要更多發揮想象、著眼未來，主動將自己個體及族群文化遺產融入更廣闊的語境中進行思考。如果只是聚焦于本民族的小視野，而不關注他者的文化、總體性的社會變遷，則很容易落入“你不關心別人、別人也不關心你”的陷阱。

　　概而言之，在“文學格林尼治”之外的“三少”民族文學，構成了“中國精神”的一部分，講述了一種不太為人所知的“中國故事”。它們通過對人物、風景、住所、儀式、飲食、服飾、習俗、信仰、禁忌等的描寫與刻畫，不僅繪聲繪色地提供了讓人身臨其境的代入感，也是對于本族群文化的傳播，保存了豐富的歷史與情感信息，對他人起到了認知和教育的功能，增加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內容組成和多樣元素。正如鄂倫春族卷副主編姚廣所說，鄂倫春人長期生活在森林之中，在長期狩獵、采集等生產生活中，創造了自己獨特的民族文化，產生了許多鄂倫春族民間文學創作。在鄂倫春族作家筆下，可以感受到他們對大自然的無比熱愛、對傳統狩獵文化的無限眷戀、對森林生態命運的擔憂，還有對民族文化傳承的憂思。達斡爾族卷副主編吳剛也談到，達斡爾族作家漢文創作雖不足百家，但文學體裁豐富多樣，小說、詩歌、散文、報告文學、戲劇、影視、評論等等，都取得了豐碩成果。其中，尤以小說創作成績最大。達斡爾族雖沒有文字，但一直想盡辦法保護著自己的文化。他們用達斡爾拼音文字創作烏欽，有的作家還用蒙文或其他民族文字創作文學作品。

　　不過，其中也存在著向族群共同體文化退縮的危機，而在我們這樣的時代，需要主動走出文化的封閉圈，在關注本民族社會、生活、文化的同時，也努力在繼承中有揚棄和超越，在一己的命運沉浮、悲歡離合中把握時代脈搏，腳踏草原大地，瞻望前行之路，畢竟每個人都與民族命運相連，那些素昧平生、從未謀面的各民族同胞其實都在經歷相似的命運。